有多少青春可以被手机消磨
作家梁晓声最近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忍不住给前来采访的一群年轻记者上了一课：“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得更加准确一些，你可以这样问……”在他的质疑下，几名青年记者中途就离开了他的新书发布会现场。
从来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他，将自己的新书《国人辩论的表情》卖到了中国移动电子阅读客户端“和阅读”上，原价38元的纸质书本，电子版仅售5.7元。“我从没想过，我写的一本如此严肃的书，竟也能在手机上阅读。”尽管表态不欣赏“用手机看书的人”且很讨厌“手机控”，但这个老牌作家还是允许把自己的书弄成电子版售卖。
他承认“没力量”拉回学生
一部美国电影里教师的遭遇，让梁晓声感同身受。在一座美国小城镇，城市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差，为了拉回这些学生，老师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影片最后，那名带头教师不得不承认，他恐怕没力量再拉回那些学生了。
“我也是这种感受，特别想拉回学生们，却感到没力量。”梁晓声的新书，似是为当代青年而写，他给新书的代序取名《中国——娱乐至死的代价》。他这样写道：“我们的经常被亚文化、次文化、劣文化所裹挟的孩子们，以我的眼看来——他们特可怜”。
尽管以他多年的教书经历来看，他的这本书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尴尬的、费力不讨好的”，但他仍想在中国文化当前所面临的大窘境中，做那么一件自认为是对的事儿。“总得有人来做——趁我们的下一代还没全都变成吃货加顽主；趁我们的孩子们还没变成无时不愤的全天候愤青”。
他早在2002年时主动加盟北京语言大学，当起了教师。一次，他在课堂上放映一部反映时代特征、人民生活的老电影，有一个学生当场跳出来说，“老师，我不喜欢这类题材的片子。”他愤怒极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告诉这个学生，“我有责任和义务放那些与你学历相匹配的影片给你看。正因为你不喜欢、没看过，所以我才给你看，你应该从中好好汲取养分。”
梁晓声记录平民生活，为他们代言，被称作“人生的指导者”。但在80后、90后们面前，这个“人生导师”却只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声嘶力竭地呼喊“我这是为你好”，却听者寥寥。在他的新书电子书首发式上，前来“捧场”的大多是中年读者，年轻人不算多，场面实在称不上“声势浩大”。
他坐在台上，不留情面地批判着一些“手机控”。但台下，坐在后排的几个小年轻还是忍不住摆弄起了各自的手机。
80后90后能不能写出不同于郭敬明的作品来
至今，梁晓声还是不能习惯当下的“全民互联网、全民手机”环境。他固执地使用最老款的手机，不使用手机上网，也从不爱学习怎么更好地使用计算机。
早些年，他还把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开设的博客关闭了。“就像是我家的一个客厅，以前只有我的朋友们可以进来，现在变成谁都能来，有些人在这里吐痰、骂人、拉大便，我却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做。”因为受不了那些卖广告的评论者的骚扰，梁晓声果断断绝了这条除书本以外唯一一条与网友、读者联络的渠道。
最近，他甚至连电视都不怎么爱看了。“一打开电视，全是哄观众笑的节目。我个人认为，中国不缺少笑声”。
他曾拜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想写一个人的故事，从1968年出生到现在的成长，想把他的故事拍成一部影片。”他到影视所招了一批80后90后的学生做辅助工作，并期待这些学生能写出深刻的、有影响力的文字来，“我要看看，现在的80后90后能不能写出不同于郭敬明《小时代》那样的作品来。”
他把年轻人们叫到一起，“培训”他们。他告诉年轻人们，过去的农村什么样、山区什么样，他们大多能理解。但在讲到“贫穷”时，年轻的剧作家们显然缺乏想象力，他们不知道穷人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穷困的村子什么样，穷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穷人家的家具有哪些。
实际上，中国经济远远没发达到消除贫困的阶段。近年来，也有不少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反映过这些人的生活，但年轻人们却很少或者不喜欢关注这些“非畅销”文化产品。
“你多看些这种纪实书籍，多看些以前的片子，你就会写了。可你却像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从众。”他提醒当代的青年——永远不要和你周围的人一样。这句话，时下最火的“外星人”马云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如果一个方案有90%的人说“好”的话，我一定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
有多少青春可以被手机消磨
走在地铁里、大街上，那些匆忙赶路的人，很多时候已经不太在意自己的步伐了，这种时候，他们一般都在低头看手机。
有人一边坐地铁一边看手机，坐过好几站后，发现方向坐反了；有人在拥挤的车厢里，死活要拧着胳膊，从包里掏出手机，拧巴着送到自己视线范围内，看个视频；有人约了朋友一起小聚，或是聚会开始前，或是聚会进行中，但感觉快结束了，纷纷掏出手机埋头缄默，这时，聚会就该自然散场了。
梁晓声最见不得的，就是这帮“手机控”。“我很不喜欢’手机控’，不对，是很讨厌。这你可以随便写在报纸上，没关系，就是我说的。”他说，如果自己教的学生中出现一个连上课都离不开手机的“手机控”，他一定会向学校反映，请这个学生另选导师。
他不反对通过手机获取最新信息，也不反对用手机看新闻，但成天拿着手机看肥皂剧、看文学糟粕的东西，他很反对。他知道，大多数人都在看些没有营养的节目、没有价值的影片、没有深度的文章，但他仍想提醒年轻人们一句，你如果跟大多数人一样，那你就注定一辈子都只能成为“大多数人”。
“现在大家都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了。他看什么，你也看什么，你不想比他多看一些或者看些不一样的，你就是和他没有区别。”他以学生们当下最关注的入职面试举例，“一个资深的面试官，从你一进屋，你的言谈、举止、修养，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层次的人，三五句话一聊，你就在还没摸清路数的情况下被pass了。”
说这些，对于一场电子版新书发布会而言，梁晓声可能有些“说多了”。但他在最后，还是不忘再提一下手机的事儿，“你有个手机，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你有多少青春、多少时间可以被手机消磨？年轻人不能被娱乐文化的泥沼吞陷，否则你就完了，你可以偶尔娱乐一下，但不能每天都在娱乐。”(记者 王烨捷)
从来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他，将自己的新书《国人辩论的表情》卖到了中国移动电子阅读客户端“和阅读”上，原价38元的纸质书本，电子版仅售5.7元。“我从没想过，我写的一本如此严肃的书，竟也能在手机上阅读。”尽管表态不欣赏“用手机看书的人”且很讨厌“手机控”，但这个老牌作家还是允许把自己的书弄成电子版售卖。
他承认“没力量”拉回学生
一部美国电影里教师的遭遇，让梁晓声感同身受。在一座美国小城镇，城市学生的素质越来越差，为了拉回这些学生，老师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影片最后，那名带头教师不得不承认，他恐怕没力量再拉回那些学生了。
“我也是这种感受，特别想拉回学生们，却感到没力量。”梁晓声的新书，似是为当代青年而写，他给新书的代序取名《中国——娱乐至死的代价》。他这样写道：“我们的经常被亚文化、次文化、劣文化所裹挟的孩子们，以我的眼看来——他们特可怜”。
尽管以他多年的教书经历来看，他的这本书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尴尬的、费力不讨好的”，但他仍想在中国文化当前所面临的大窘境中，做那么一件自认为是对的事儿。“总得有人来做——趁我们的下一代还没全都变成吃货加顽主；趁我们的孩子们还没变成无时不愤的全天候愤青”。
他早在2002年时主动加盟北京语言大学，当起了教师。一次，他在课堂上放映一部反映时代特征、人民生活的老电影，有一个学生当场跳出来说，“老师，我不喜欢这类题材的片子。”他愤怒极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告诉这个学生，“我有责任和义务放那些与你学历相匹配的影片给你看。正因为你不喜欢、没看过，所以我才给你看，你应该从中好好汲取养分。”
梁晓声记录平民生活，为他们代言，被称作“人生的指导者”。但在80后、90后们面前，这个“人生导师”却只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声嘶力竭地呼喊“我这是为你好”，却听者寥寥。在他的新书电子书首发式上，前来“捧场”的大多是中年读者，年轻人不算多，场面实在称不上“声势浩大”。
他坐在台上，不留情面地批判着一些“手机控”。但台下，坐在后排的几个小年轻还是忍不住摆弄起了各自的手机。
80后90后能不能写出不同于郭敬明的作品来
至今，梁晓声还是不能习惯当下的“全民互联网、全民手机”环境。他固执地使用最老款的手机，不使用手机上网，也从不爱学习怎么更好地使用计算机。
早些年，他还把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开设的博客关闭了。“就像是我家的一个客厅，以前只有我的朋友们可以进来，现在变成谁都能来，有些人在这里吐痰、骂人、拉大便，我却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做。”因为受不了那些卖广告的评论者的骚扰，梁晓声果断断绝了这条除书本以外唯一一条与网友、读者联络的渠道。
最近，他甚至连电视都不怎么爱看了。“一打开电视，全是哄观众笑的节目。我个人认为，中国不缺少笑声”。
他曾拜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想写一个人的故事，从1968年出生到现在的成长，想把他的故事拍成一部影片。”他到影视所招了一批80后90后的学生做辅助工作，并期待这些学生能写出深刻的、有影响力的文字来，“我要看看，现在的80后90后能不能写出不同于郭敬明《小时代》那样的作品来。”
他把年轻人们叫到一起，“培训”他们。他告诉年轻人们，过去的农村什么样、山区什么样，他们大多能理解。但在讲到“贫穷”时，年轻的剧作家们显然缺乏想象力，他们不知道穷人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穷困的村子什么样，穷人穿什么样的衣服，穷人家的家具有哪些。
实际上，中国经济远远没发达到消除贫困的阶段。近年来，也有不少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反映过这些人的生活，但年轻人们却很少或者不喜欢关注这些“非畅销”文化产品。
“你多看些这种纪实书籍，多看些以前的片子，你就会写了。可你却像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从众。”他提醒当代的青年——永远不要和你周围的人一样。这句话，时下最火的“外星人”马云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如果一个方案有90%的人说“好”的话，我一定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
有多少青春可以被手机消磨
走在地铁里、大街上，那些匆忙赶路的人，很多时候已经不太在意自己的步伐了，这种时候，他们一般都在低头看手机。
有人一边坐地铁一边看手机，坐过好几站后，发现方向坐反了；有人在拥挤的车厢里，死活要拧着胳膊，从包里掏出手机，拧巴着送到自己视线范围内，看个视频；有人约了朋友一起小聚，或是聚会开始前，或是聚会进行中，但感觉快结束了，纷纷掏出手机埋头缄默，这时，聚会就该自然散场了。
梁晓声最见不得的，就是这帮“手机控”。“我很不喜欢’手机控’，不对，是很讨厌。这你可以随便写在报纸上，没关系，就是我说的。”他说，如果自己教的学生中出现一个连上课都离不开手机的“手机控”，他一定会向学校反映，请这个学生另选导师。
他不反对通过手机获取最新信息，也不反对用手机看新闻，但成天拿着手机看肥皂剧、看文学糟粕的东西，他很反对。他知道，大多数人都在看些没有营养的节目、没有价值的影片、没有深度的文章，但他仍想提醒年轻人们一句，你如果跟大多数人一样，那你就注定一辈子都只能成为“大多数人”。
“现在大家都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了。他看什么，你也看什么，你不想比他多看一些或者看些不一样的，你就是和他没有区别。”他以学生们当下最关注的入职面试举例，“一个资深的面试官，从你一进屋，你的言谈、举止、修养，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层次的人，三五句话一聊，你就在还没摸清路数的情况下被pass了。”
说这些，对于一场电子版新书发布会而言，梁晓声可能有些“说多了”。但他在最后，还是不忘再提一下手机的事儿，“你有个手机，不是用来消磨时间的。你有多少青春、多少时间可以被手机消磨？年轻人不能被娱乐文化的泥沼吞陷，否则你就完了，你可以偶尔娱乐一下，但不能每天都在娱乐。”(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