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终极端点

岁月的流逝是最无情的，它可以将一个时代的最终归于无声的死寂，而历史所留给我们的，只有那无尽的思考或者怀念。回首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就一时的轰动和之后的影响而言，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的自沉无疑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当时能够与之差强比拟的大概只有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失和以及后来周作人的下水了。一时间，对王国维的死因的考证真可谓聚讼纷纭，且态度也无不是激烈和强硬。

可是，历史终归只能是作为历史来探讨了，永不停息的流逝恐怕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了。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对于当初连一向不肯服人的鲁迅、胡适、顾颉刚都十分钦佩的王国维先生，我们许多对他的了解恐怕只有那本没有多少人真正度过的《人间词话》了，但先生的死因反倒让众“家”们颇感兴趣。照北大学者王枫先生所说的，这应该算是对先生的最高评价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正是他的“衰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先生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从争论的内容上来看，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出于对王先生的真挚的崇敬。但我却以为，这种争论的结果，却无疑是先生一生的悲哀，也将是我们民族以及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不幸，尤其是在各种对王先生死因的争论中，罗振玉的“徇清”说和陈寅恪等人的“殉文化”说的被公认，甚至到了现在，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对王国维的死仍然认定是一种对文化的“殉”，则更是证明的这种不幸的存在。

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我们在探究一个人，尤其是在某一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地喜欢将其神圣化，或者说成是“殉”，以示对死者的精神意义上的崇敬，殊不知这种所谓的“殉”其实是夹杂着更为复杂的苦涩在里头。我们把王国维的死说成是“殉清”或者“殉文化”，直至后来朱湘的死也说成是“殉文学”，再后来还有海子、戈麦的死我们说成是“殉诗”，甚至当年的香港红星张国荣的死我们都可以把他说成是“殉艺”，听说后来还有人写文章称讼张的死是“世界上最富艺术性的一跳”，听起来简直叫人全身起鸡皮疙瘩。如果照此推而广之的话，恕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文人的死可以叫做“殉文化”，艺人的死可以叫做“殉艺”，那么，鸦片鬼死了是否该叫做“殉烟”了呢？赌鬼死了是否就该叫做“殉赌”了呢？妓女死了岂不是要叫做“殉妓”了？如此说来，他们岂不是野营该受到万世景仰了？况且如果对名人的死我们都可以叫做“殉”的话，又岂不是在暗示我们的学者艺人们在无法于现实当中找到真实的完美的时候，都可以去“殉”以此来达到自己的事业的颠峰，即完成文化的终极端点的创造。而这种做法，不是草菅人命，又是什么呢？

对于王国维先生，说实话我了解的并不多，而他的自沉，那毕竟是近八十年前的故事了，对我而言，又实在他遥远了。我无法对其死因做出任何推敲和考证，当然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的考证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可是当看到一些人脱离了人性的本质，而盲目地将一些原本很平常的东西拔高或者神圣化，确实让人无法理解。譬如陈寅恪先生在他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次文化所化之人，必敢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盛，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炬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先生是不愿将王国维的死庸俗化，因此提炼出“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并将辛亥东渡日本之王国维比作明末清初避地日本的朱舜水。也许王国维的死确实是与清室的覆亡或者文化的衰落有关，但倘若仅仅据此便将王国维的自杀定义成“殉文化”，未免太过于武断了。自杀永远只是自杀，即使我们为其找到在高尚的理由，他也仍然是死于自杀。所以，俄国人伯希在评价王国维的死的时候毫不客气地说：“…….人们只能为自杀者的信念向他鞠躬，但他的牺牲显然是徒劳的。在我看来，他的自尽既没有给政治家也没有给民众的精神带来什么影响，相反，中国文化的所有外国朋友都强烈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倒是这位外国人对王先生的死看得更为现实，也更为客观一些。

所以，以我所了解的王国维先生，以及他自沉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在主观方面，是尼采、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在他的脑海里起了作用，是这位国学大师在一种新旧文化交替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在客观方面，也固然存在一些当时政局不稳，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叶辉等人的被枪杀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头脑里留下了恐慌和不安的缘故。但我认为，促使他最终走向自杀的道路的，则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整个民族对文化的漠视以及文人自身的顽固所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悲观的自杀，更不可以说成是“殉清”或者“殉文化”。

王国维先生的自沉到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年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已经盖棺论定，不需要我们重费笔墨去做无谓的争论了。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要在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上汲取教训，就是希望我们的学者们能够更为自觉地走出书房，亲近现实，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不是盲目地用一个“殉”字来概括别人，概括自己，只有这样，当我们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或者是个人意志遭到挫折的时候，才不至于消极悲观，并最终重演王国维先生的悲剧。据说与之同时代的梁启超先生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态度就相对从容镇定得许多！

我们的民族文化自近代以来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新旧文化的交替和冲击，远的如洋务运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近的有“文革”十年后的思想大解放，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年的WTO加入以后的新的一轮文化的冲击，我想我们的学者们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历史的洗刷之后，都应该能够以史为鉴，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作一个正确的定位，方可以避免王国维式的悲剧重演。文化的终极端点不是文人的“殉”，而是一种对时代发展需要的适应，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够得到长足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