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博导读错字
很多年前听过一个“脑筋急转弯”：说是有一个字，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语言学家，都会把它读错。问这是何字？被问的人脑筋转啊，转啊，转出许多五花八门的答案。但真正的答案却是个“错”字。“错”字不读“错”，那还算大学教授和语言学家么？
脑筋急转弯其实就是博人一笑，算不得什么智力测验。如果要说体现了一点智力，那也只是一点出题者挖空心思的小聪明。
但这道“急转弯”却给我们表达了一层意思：大学教授和语言学家，是不会、也不应该读错字的。
然而，在前不久本人参加的一个学习班上，还真听到一位大学教授、而且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在课堂上读错了许多字。
他把“给予”的“给（ji）”读成gei，把“弹丸之地”的“弹（dan）”读成tan，把“河堤”的“堤（di）”读成ti，把“任弼时”的“任（二声）”读成四声……
博导口吐莲花吐出的这些错字，一听之下，着实让我惊讶。
本省名牌大学不多，博士点自然不多，博导也就不会多。凭心而论，这位博导的课真是讲得可以，名真是没有虚传。然而这么金贵的博导，怎么就读错了许多字呢？
常常听到或看到一些搞学问的或者搞写作的，编出各种笑话，来讽刺我们一些日理万机的行政领导。说他们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不会写讲话稿，甚至念都不会念，念得错字百出。
我就看过一篇小说，说一个识字不多的厂长用了一位很会写东西的秀才做秘书，那秀才也真会写，各种好词语用得连篇累牍。可这厂长却把秀才的好词语也念得连篇累牍，惨不忍听。秀才于是想出了妙计：把那些难认的字用同音字代替。
于是，以后秀才写稿就把“草菅人命”写成“草坚人命”，把“同仇敌忾”写成“同仇敌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后厂长再也没念过错字了。厂内厂外的人都说，秀才的稿子写得好，厂长的水平有提高。秀才和厂长都得意极了。
可是，后来厂长退休了，来了位年轻的大学生厂长，新厂长早就知道这位秀才的文名，可秀才写了十几年“同音字”，习惯成自然，一下改不过来。新厂长一看他写出的材料满纸错别字，一气之下就让他下岗了。可怜那秀才一世英名，最后竟栽在那“同音字”上！
其实读错字的又何止一位博导？清华大学校长差点就读错了字。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清华大学赠送给宋楚瑜先生的一幅小篆书法，乃清末著名学者黄遵宪赠梁启超的《赠梁任父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清华校长在念这首诗时竟然磕磕巴巴，并且还有读不出的字（侉），让亿万电视观众和国人大感意外和失望，让众多网民在网上大喊要校长“引羞辞职”。
在我们老家，念错字和不识字一样，都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我在读初中时，就曾经因为没有读出一个字而蒙羞多年。我们村有个人在兰州当兵，那天他家里收到来了信，收信的老人拿着信到处找识字的人念信。那天也该我倒霉，这么大的村子，他怎么就找到我家门口了呢？怎么又正好有这么多人在场呢？老人首先问我这信是哪儿写来的。可是，我望着信封上的第一个字就犯了难：一个笔划太多而又嫌潦草的大字，挡住了我目光前进的步伐。我踯躇半天，嗫嚅半天：“是个...什么...州？”
“唉，兰州嘛，兰字都不认得！”有人快速反应。
“现在的中学生真是没得用！”有人大发感慨。
“人家虎秀毛鹰脑小学没毕业都比你强啊！”有人由此及彼。
……
虎秀毛鹰脑是我们生产小队令人尊敬的会计，我每次见了他都要恭敬地叫他叔叔的，他写的字就像现在电脑上设置的斜体，斜得那么统一，那么标准。老人一听有人提到虎秀毛鹰脑，马上受了启发，拿了信就走，留下个满脸通红的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看得到繁体字，何况那信上还是些手写的、有点潦草的繁体字；我也根本不知道本村有人在什么兰州当兵，要不我蒙也得给它蒙出来啊。
后来，我就开始为捍卫一代中学生的名誉而动开了脑筋。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苦读繁体字显然不行，一是没有这么多信让我读，二是不可能一家家去展示我学到的新成果。
后来终于想出了办法：给县广播站写稿。那时有线广播的普及率比现在的电视机还高，每家的厅堂里都挂着一个。终于在一个黄昏来临、整个村子炊烟四起的时候，村人们一边做饭一边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女声：“现在播送埠前公社五星大队龙回仁同志来稿：《扎根农村学大寨，誓教家乡变新颜》……”这一广播，就等于一夜之间给我“平反”了。令人尊敬的虎秀毛鹰脑叔叔虽然繁体字认得比我多，字也“斜”得比我好，但人家一辈子都没让那“话匣子”里的甜美的女声叫过一声“来稿”呢。
后来写得多了，居然被那甜美的女声叫得有些心猿意马了，居然忘了当初关于“扎根农村”的誓言了，居然去参加第一次恢复的高考了。要不然，我早就在老家娶了个刘海上沾了草屑的村姑，生几个流着鼻涕的小儿，种几块肥薄不一的水田，盖一栋两到三层的小楼，过一种田园诗一般的生活了，也不至像现在这样患上“三高”、“四高”，体内各项指标严重超标。
现在想来，这一切很可能与当年那个没能认出来的繁体的“兰”字有关。
说实话，一听到博导读错字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首先是惊讶，觉得堂堂博导怎么也会读错字呢？那些笑话告诉我们，读错字这项工作好像专门是一些行政领导干的呀。接下来就有些窃喜了：因为本人也会读错字啊。中国字真是太复杂了，似是而非的形，似是而非的音，似是而非的意，实在太多太多了。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和”字，居然有五个读音！“已”、“己”、“巳”，三个这么相近的形，居然是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有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音！窃喜之余，就是忧虑了（当然是杞人忧天的忧），长此以往，国人的素质就够呛了！
读错字其实不仅仅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更体现了一个人的政治素养。早就有人把读错字、写错字上升到爱不爱国的政治高度。你热爱你的祖国，怎么能不尊重你祖国的语言文字呢？都德的《最后一课》很多人都学过，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表现了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小说自1873年发表以来，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并常被选为中小学语文教材，流传广泛，脍灸人口。而对于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更是容易引起共鸣。当时有个叫健铁的就赋诗发表了读后感——《〈最后一课〉题辞》：
柏林书到意苍茫，
汉麦先生辍讲章。
四十年来求学地，
知从何处话兴亡。
凝神端坐睨诸生，
忍泪念愁哭不成。
祖国文章君识否，
山残水剩最凄清。
一声木铎日轮高，
却怪先生新换袍。
稚子亦知亡国恨，
春风和泪看胡桃。
上完这堂课，这些法国的小学生就再也不能学自己的文字、说自己的母语了。他们为以前没有认真学好法文课而后悔了。
如今强大了的中国，国人当然没有了当年那些法国小学生和中国健铁们的心情了，包括博导在内的我们，也就不把错读几个字当作什么大事了。
纯洁和规范祖国语言文字，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机构和工的一项重要工作。前不久，南昌市的文字机构就组织了许多教师和学生，对市内的店铺招牌和户外广告上的不规范用字进行了清理，并将这一活动名之曰：洗脸。这其实不仅为城市洗了脸，也为市民洗了脸。
如果要对人们的语言进行一次清理，这个活动我想一定是叫“漱口”了。如果大家都能像重视口腔卫生一样重视祖国语言的纯洁，那我们的耳朵就会舒服多了。
人非圣贤，岂能无错，博导读错字，可能会有许多人为其辩护，但无论如何，至少说明我们的漱口工作还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1冬夜暗香
2爸爸，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女儿
3读书，生命飞翔的羽翼
4美文分享——《静月思》
5读懂心尘，静赋生命
6梦潇湘，花蝶飞
7考验
8雨的味道
9我和堂姐
10催 眠
11校园生活的味道
12微风细雨般的思念
脑筋急转弯其实就是博人一笑，算不得什么智力测验。如果要说体现了一点智力，那也只是一点出题者挖空心思的小聪明。
但这道“急转弯”却给我们表达了一层意思：大学教授和语言学家，是不会、也不应该读错字的。
然而，在前不久本人参加的一个学习班上，还真听到一位大学教授、而且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在课堂上读错了许多字。
他把“给予”的“给（ji）”读成gei，把“弹丸之地”的“弹（dan）”读成tan，把“河堤”的“堤（di）”读成ti，把“任弼时”的“任（二声）”读成四声……
博导口吐莲花吐出的这些错字，一听之下，着实让我惊讶。
本省名牌大学不多，博士点自然不多，博导也就不会多。凭心而论，这位博导的课真是讲得可以，名真是没有虚传。然而这么金贵的博导，怎么就读错了许多字呢？
常常听到或看到一些搞学问的或者搞写作的，编出各种笑话，来讽刺我们一些日理万机的行政领导。说他们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不会写讲话稿，甚至念都不会念，念得错字百出。
我就看过一篇小说，说一个识字不多的厂长用了一位很会写东西的秀才做秘书，那秀才也真会写，各种好词语用得连篇累牍。可这厂长却把秀才的好词语也念得连篇累牍，惨不忍听。秀才于是想出了妙计：把那些难认的字用同音字代替。
于是，以后秀才写稿就把“草菅人命”写成“草坚人命”，把“同仇敌忾”写成“同仇敌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后厂长再也没念过错字了。厂内厂外的人都说，秀才的稿子写得好，厂长的水平有提高。秀才和厂长都得意极了。
可是，后来厂长退休了，来了位年轻的大学生厂长，新厂长早就知道这位秀才的文名，可秀才写了十几年“同音字”，习惯成自然，一下改不过来。新厂长一看他写出的材料满纸错别字，一气之下就让他下岗了。可怜那秀才一世英名，最后竟栽在那“同音字”上！
其实读错字的又何止一位博导？清华大学校长差点就读错了字。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清华大学赠送给宋楚瑜先生的一幅小篆书法，乃清末著名学者黄遵宪赠梁启超的《赠梁任父同年》：
寸寸河山寸寸金，
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清华校长在念这首诗时竟然磕磕巴巴，并且还有读不出的字（侉），让亿万电视观众和国人大感意外和失望，让众多网民在网上大喊要校长“引羞辞职”。
在我们老家，念错字和不识字一样，都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我在读初中时，就曾经因为没有读出一个字而蒙羞多年。我们村有个人在兰州当兵，那天他家里收到来了信，收信的老人拿着信到处找识字的人念信。那天也该我倒霉，这么大的村子，他怎么就找到我家门口了呢？怎么又正好有这么多人在场呢？老人首先问我这信是哪儿写来的。可是，我望着信封上的第一个字就犯了难：一个笔划太多而又嫌潦草的大字，挡住了我目光前进的步伐。我踯躇半天，嗫嚅半天：“是个...什么...州？”
“唉，兰州嘛，兰字都不认得！”有人快速反应。
“现在的中学生真是没得用！”有人大发感慨。
“人家虎秀毛鹰脑小学没毕业都比你强啊！”有人由此及彼。
……
虎秀毛鹰脑是我们生产小队令人尊敬的会计，我每次见了他都要恭敬地叫他叔叔的，他写的字就像现在电脑上设置的斜体，斜得那么统一，那么标准。老人一听有人提到虎秀毛鹰脑，马上受了启发，拿了信就走，留下个满脸通红的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像现在，到处都看得到繁体字，何况那信上还是些手写的、有点潦草的繁体字；我也根本不知道本村有人在什么兰州当兵，要不我蒙也得给它蒙出来啊。
后来，我就开始为捍卫一代中学生的名誉而动开了脑筋。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苦读繁体字显然不行，一是没有这么多信让我读，二是不可能一家家去展示我学到的新成果。
后来终于想出了办法：给县广播站写稿。那时有线广播的普及率比现在的电视机还高，每家的厅堂里都挂着一个。终于在一个黄昏来临、整个村子炊烟四起的时候，村人们一边做饭一边听到了一个甜美的女声：“现在播送埠前公社五星大队龙回仁同志来稿：《扎根农村学大寨，誓教家乡变新颜》……”这一广播，就等于一夜之间给我“平反”了。令人尊敬的虎秀毛鹰脑叔叔虽然繁体字认得比我多，字也“斜”得比我好，但人家一辈子都没让那“话匣子”里的甜美的女声叫过一声“来稿”呢。
后来写得多了，居然被那甜美的女声叫得有些心猿意马了，居然忘了当初关于“扎根农村”的誓言了，居然去参加第一次恢复的高考了。要不然，我早就在老家娶了个刘海上沾了草屑的村姑，生几个流着鼻涕的小儿，种几块肥薄不一的水田，盖一栋两到三层的小楼，过一种田园诗一般的生活了，也不至像现在这样患上“三高”、“四高”，体内各项指标严重超标。
现在想来，这一切很可能与当年那个没能认出来的繁体的“兰”字有关。
说实话，一听到博导读错字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首先是惊讶，觉得堂堂博导怎么也会读错字呢？那些笑话告诉我们，读错字这项工作好像专门是一些行政领导干的呀。接下来就有些窃喜了：因为本人也会读错字啊。中国字真是太复杂了，似是而非的形，似是而非的音，似是而非的意，实在太多太多了。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和”字，居然有五个读音！“已”、“己”、“巳”，三个这么相近的形，居然是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有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音！窃喜之余，就是忧虑了（当然是杞人忧天的忧），长此以往，国人的素质就够呛了！
读错字其实不仅仅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更体现了一个人的政治素养。早就有人把读错字、写错字上升到爱不爱国的政治高度。你热爱你的祖国，怎么能不尊重你祖国的语言文字呢？都德的《最后一课》很多人都学过，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表现了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小说自1873年发表以来，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并常被选为中小学语文教材，流传广泛，脍灸人口。而对于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更是容易引起共鸣。当时有个叫健铁的就赋诗发表了读后感——《〈最后一课〉题辞》：
柏林书到意苍茫，
汉麦先生辍讲章。
四十年来求学地，
知从何处话兴亡。
凝神端坐睨诸生，
忍泪念愁哭不成。
祖国文章君识否，
山残水剩最凄清。
一声木铎日轮高，
却怪先生新换袍。
稚子亦知亡国恨，
春风和泪看胡桃。
上完这堂课，这些法国的小学生就再也不能学自己的文字、说自己的母语了。他们为以前没有认真学好法文课而后悔了。
如今强大了的中国，国人当然没有了当年那些法国小学生和中国健铁们的心情了，包括博导在内的我们，也就不把错读几个字当作什么大事了。
纯洁和规范祖国语言文字，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机构和工的一项重要工作。前不久，南昌市的文字机构就组织了许多教师和学生，对市内的店铺招牌和户外广告上的不规范用字进行了清理，并将这一活动名之曰：洗脸。这其实不仅为城市洗了脸，也为市民洗了脸。
如果要对人们的语言进行一次清理，这个活动我想一定是叫“漱口”了。如果大家都能像重视口腔卫生一样重视祖国语言的纯洁，那我们的耳朵就会舒服多了。
人非圣贤，岂能无错，博导读错字，可能会有许多人为其辩护，但无论如何，至少说明我们的漱口工作还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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