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胡弓射日月
一、战国双星
中国的历史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代表着世界。
从公元前476年起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战国时代。在这个绝无仅有、空前浩大的背景之下,数国之间持续了250多年的拉锯战争。硝烟遍覆华夏大地,其间所造成的军民死亡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可其间所形成的军事思想与政治谋略,却也同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这是一个悲惨而壮观的时代,一个令人赞叹和诅咒的时代,对于当时混乱纷纷的政治格局,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犬牙交错”。
战国时代七个大国之间,秦国与赵国最具代表性,可以看作是正负分化的两个极端。秦国之壮大始于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而赵国之强盛则始于公元前309年的胡服骑射。双方都曾经雄霸一时,都曾经面临北方边境少数民族的袭扰和被中原各国吞并的危险,但秦国最终以武力和野蛮统一了天下,而赵国却在一次又一次自毁长城中走向灭亡。
二、点画佳人
胡服骑射是一场和平的改革运动,它的主要策划人正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约出生于公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95年,原名赵雍。关于赵武灵王,他是一个十分悲剧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富有人性化和自知之明的君主。
赵武灵王的父亲是赵肃侯,公元前349年继位为君,那时候的赵国,由于长期对抗北边少数民族的侵袭,同时又欲虎口夺食与魏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被庞涓打得很惨,国力大大削弱,到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继位时,赵国纯粹已呈僵死状态。就在赵肃侯的出殡当日,齐、楚、燕、秦、魏都派出了万余名军队来参加追悼会,十五岁的赵武灵王心中震憾可想而知。
赵武灵王15岁为君,对于国家政治还持一片空白状态,不过他却也能感觉到国家处于十分危险的时刻,所以他不到20岁时立即与韩国拉关系,娶了当时韩宣惠王的女儿为妻,结成了一场政治婚姻。
当时从定亲到结婚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求婚时,男方要带一只大雁,因为大雁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鸳鸯、鸾凤是贞洁爱情的象征。送了聘礼之后,还要算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合适,然后再送大批彩礼,商定结婚日期,折腾得差不多时才是女方入主男方。
赵武灵王对于这一场政治婚姻更多持侥幸态度,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见过新娘一面,当然只能从心中暗自祈求新娘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瑰姿艳逸,仪体静闲”的“窈窕淑女”。
韩夫人嫁过来之后,与赵武灵王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不久生下了大公子赵章。赵武灵王经典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并不是这位韩夫人,而是另外一位“吴娃”。韩夫人只是一场无辜婚姻中的牺牲品,她与赵武灵王肯定是爱过,但是二人由于隔着政治这张壁膜,一定爱得很普通,最多能维持表面的尊重和信任,而再也不可能更深一步了。现代人对于爱情的理解五花八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任何爱过的人都知道,普通的爱与知心的爱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境界。
由于长期陷入这种普通爱情生活之中,赵武灵王渴望知心的爱情,于是在他31岁那年(公元前310年),他终于因为一场难辩真假的梦境找到了自已值得爱一生的人——孟姚。《史记·赵世家》是如此记载:“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梦见处女鼓琴而歌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蠃。’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太。吴广闻之,因夫而内其女蠃娃,孟姚也。”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说,赵武灵王游览大陵时,梦见一位少女弹琴作歌道:“美人光彩艳丽动人,容颜犹如初开的苕药之花。命运啊,命运啊,竟然无人知道我蠃娃的惊世之容。”于是赵武灵王念念不忘,在第二天喝酒时几次都谈到这个梦,(说明他心中是十分希翼美女的),吴广听说后,把女儿蠃娃送入宫中,她即是孟姚。
这段故事多是由赵武灵王本人或后人编造的,但听起来却十分感人,和汉武帝与钩弋夫人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曾与少年钩弋夫人相约,送一手镯与她。武帝登基之后,钩弋夫人也出落成芙蓉一般的美人,可她的手一直紧握,没有人能掰得开。后来武帝慕名而来,进门时见到钩弋之靓影,称赞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并很轻易的将钩弋紧握十几年的手打开了,少年时代送的手镯赫然在目。
赵武灵王特别喜欢孟姚,亲切称她为“吴娃”。在古代,“娃”是绝代美女的意思,比如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专门为西施建造“馆娃宫”,而西施本人也有吴娃之称。
赵武灵王与孟姚生下了聪明可爱的儿子赵何,这样一来,本来不太受宠的公子章就倍受冷落,再加之不久,韩夫人的去逝,公子章更加没有地位。赵武灵王顺理成章的将孟姚立为正室,并封小儿子赵何为太子,这为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种子。
现在抛开他的私人生活,来看他的政绩可以发现,他的政治才干在整个战国时代是最杰出的,甚至与后来的汉文帝、汉光武不相上下,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诸侯国君,而不是统一天下的皇帝,这也是他鲜为世人所知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战国,能评得上杰出国君的,恐怕只有秦孝公、秦昭襄王和赵武灵王。而赵武灵王与另外二人比起来,创业史又辉煌了许多,这一点使晚清朝的大改革家梁启超对他大加推崇。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深知改革之举步维艰,他说:“凡改革之业最难,其利之后,愚者弗见,知者即或见之,而疑虑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则万众所共睹也。”几句话便把一个改革家的孤家寡人的形象写了出来。
我也十分赞同梁启超的这几句话,他作为当时一个先驱者,深知社会之黑暗腐朽,也深知改革的好处,可是这种好处对于大多数沉迷现状或者愚昧迂腐的人来说又不被理解;即使有人知道改革是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可是又对改革的前途抱以怀疑。如果改革出现不顺利的情况,那么各种压力和反对之声便出来了,甚至引起公愤、全天下人共同讨伐。
所以无论是赵武灵王还是商鞅,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梁启超,他们面临改革的同时也面临着做一世之孤君、孤臣的可能。在二月河写的《雍正皇帝》一书中,雍正就说他不欣赏忠臣,只欣赏孤臣,因为他自已就曾经做过孤臣。
历代社会,朝代更迭起伏,其间透露着变革乾坤的上下二策,上策为改朝,下策为改革。当朝代腐朽凋零时,改革者在不损害国政筋骨的情况下进行换血,引进新的气象;当然更多的时侯是官逼民反,或者诸侯王割据作乱,一场纷纷乱世之后,****旧朝代,建立新朝代。
无论是改革还是改朝,必然会引起流血纷争,而失败的机率远远大于成功,但令人慨叹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大变革,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赵国本身,影响到了整个战国以及后来朝代。
当然并不是说胡服骑射改革了就能说明它很成功,还得把它拿到事实中去证明。果然,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作为奠基,十年之内攻灭中山国,横扫东胡、楼烦、林胡等少数民族,威震诸侯。梁启超就因为此而评价赵武灵王是“自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
梁启超如此评价虽然过于夸大,但出于改革家对改革家的情怀,他希翼自已改革成功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胡服骑射”,那确实是一场极度漂亮的改革运动。
三、云盖四野
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分晋国,而赵国分得了今天山西省中部以及河北以南的邯郸一带,后来赵襄子赵无恤又抢得了河北省中西部的代地,这样一来,就从西北两个方向和胡人为邻,同时又向南俯视中原,虽然地处要塞,可如果作了错误的决策,则往往陷入背腹受敌的困境。
赵国之西北方向,山地以丘陵为主,更远的地方是广袤的草原和大漠,而史上所称的三胡“林胡、东胡、楼烦”就出没于这片水草丰足的富壤之上。
无论是西戎还是北狄,他们都属于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作战的显著特征是以奔袭为主,特别惯于流动作战,来如闪电,去如疾风,令人难以防备,难以抵挡。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产生了他们这种独特的战略战术,更加令人心寒的是他们骠悍的战斗力和在恶劣环境下持久作战的耐性。他们善于骑马远袭、善于挽强弓厉弩,灵活而迅猛。这种情况对于中原大国来说,犹如森林里的狮子、大象对小鸟、蚊蝇,体形虽大却也占不了半点便宜。
中国人极讲究谋略的,(这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成分)既然狮子对蚊蝇无力以付,那就以守为上策。于是史记便说,战国冠代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即秦、赵、燕也,故三国皆筑长城以为防。后代不少人都认为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一人之力而建,事实上,秦始皇只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在统一中原后对各国边塞的长城加以修补和连接。
赵国作为中原与胡人之间的要冲之国,如果用心经营,将胡人之技巧与中原之智慧加以接合,是大大有一番作为的,就像秦国一样,从一个养马部落崛起西北高原,在征服游牧部落之后再逐步向东扩张。(在后来的成吉思汗攻打金国时,金朝亡国的哀宗曾叹道:“蒙古之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成吉思汗正是将蒙古人的骠悍与中原人的武器装备、作战技巧相结合,才有了纵横欧亚的大手笔。)虽然赵国与秦国情势相当,可却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在没有消除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就来吞并中原,结果国势大衰。赵武灵王接过这个烂摊子后,最主要的是缺一条正确的指导决策,任何一步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孙子兵法开端即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这儿孙子强调了战争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但这里的兵也可引申为“战略决策”的意思,因为决策同样也关系着国家的存亡。
严峻的形势不只来自于西北方向,更多的是中原大国的挑衅。赵武灵王九年,24岁的他参与了由公孙衍组织的第一次五国(魏、韩、赵、燕、楚)合纵抗秦,结果遭到了失败。战事失利之后,燕、楚见势不好便作鸟兽之散,逃回了本国,而赵、韩、魏则将军队集结在河南成皋地区,被迫与秦交战,三国大败,一共被斩首八万多人。同一年,齐国抓住成皋之败的机会趁火打劫,在河南观泽(今河南濮阳)再败赵军;次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又夺取了赵国的中阳(今山西离石地区)和中都(今山西平遥地区);公元前313年,秦国再次攻赵,并攻克了离石地区的蔺城,生擒赵国守将赵庄,斩杀赵军数万。
政治上的疲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赵武灵王惶惶不可终日,就在秦国连战皆捷、耀武扬威之时,秦国国王秦武王却突然去世,于是赵国压力大大减轻,长长吐了一口气。
秦武王是一位充满英雄情节和猛士情怀的人,他是一国之主,塑造了赫赫声威,同时又不保持这种声威,时常与手下猛士比赛谁力气大、肌肉强。结果在他与孟说比赛举青铜大鼎时,由于鼎实在太重,压断了他的膝盖骨,不到几天便医治无效而死。自古国君死亡要么被暗杀,要么病死、饿死,但如秦武王好勇举鼎这种死法,不但空前,而且绝后。
四、弯弓射日
就在秦武王去世的第二年春天,赵武灵王在信宫(今天的邯郸市以北七十里处)举行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郡以上的官员赴会,讨论天下形势及赵国未来的走向问题。这次大会在古代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一个十分民主的会议。大会开了整整五天,会议具体内容史书上并无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一笔带过:“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这儿的“大”字可作“场面规模盛大”之意解释,可以想象开会的到场人数不但多,而且气氛一定很热烈。
我想此次大会讨论归讨论,由于众人意见杂爻,并未得出什么实质性的意见(真正实质性的意见是指“改革”二字,这是由赵武灵王自己想出来的),但赵武灵王却借此次会议了解了下面的看法,加强了君臣之间的沟通,开辟了进谏的一条很好道路。仅凭此次会议所体现的“民主性”,便可以想象一下赵武灵王宽旷的胸怀和前瞻的政治智慧。
大朝信宫之后,赵武灵王把握了下情,同时他又开始北巡,了解边关局势。这是他为接下来的“胡服骑射”所作的两件大事。他心中的愿望并不是和中原各国争强,而是要扫平东胡、中山等国。《战国策》中说,赵武灵王当时考虑的是“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可以报中山之怨。”
一行人最后到达了黄华山之巅,赵武灵王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好江山和迂腐守旧的臣子们,终于说出了“吾欲胡服”之话。这儿穿插一个细节,赵武灵王此时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国王”,而仅仅是一个“国君”,公元前318年,五国争相称王之时,赵武灵王并不称王,他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名乎!”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个称王的实力,又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处在“王”这个名份上呢?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隐忍不发的性格和自知之明的冷静。
赵武灵王胡服的理由是“先王因世之变┄┄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之救,是亡社稷。”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先王趁着时势之变建立了功业,但功业并没有真正成功,如今中山在我们腹心之地,北有燕国,东面是东胡,西面是林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作后盾救援,这样迟早会亡国。
赵武灵王胡服的目的是为了骑射,骑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兵强国,而强国的最终目的是成就先王“未遂之功业”。这种一环紧扣一环的拉链关系证明一个逻辑观点:要想达到最终之目的,必须把握好每一环的作用,因为其中任何细节没控制好都将影响到全盘大局。二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就说过一句很有价值的话:“明晰并有效控制每个分战场的资源运用,才能赢得大战略。”这句话就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
当然,他对于这场改革也并非毫无顾忌,事情的两面性使赵武灵王既想建立赵简子、赵襄子的勋业,又怕天下人议论和笑话。他当时说过两句名言:“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所怨。”翻译成白话是说:具有高出当世功劳的人,必然会遭到背离世俗的指责;而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遭到天下俗人的怨恨。
这两句话到后来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思想境界叫“高处不胜寒”。一个人真正孤独的并不是身边没有人陪着说话,而是身边有许多人陪着说话,却没有人愿意说出知心话和被理解。平凡人的感情是这样,国君更是如此。赵武灵王这句话是在改革前说的,他当时就已经料想到会有这个结果,因此可以想象他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
果不其然,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的改革建议之后,整个朝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反对,而支持者只有楼缓、肥义二人。楼缓此人的身份现在尚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他是赵武灵王的心腹重臣,他对改革只说一个字“善”,是“太好了,我赞成”的意思。而肥义呢,他是前朝贵臣,在赵武灵王政府中担任丞相一职,正是此人打消了赵武灵王对改革的疑虑。他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这句话放在今天都还有很深的启迪意义,简直是字字珠矶。这使我不得不佩服2300多年前的古人独特的智慧。他们身处纷纷乱世、思想束缚的年代,竟然悟出了现代成功学之中的精髓涵义。
肥义话的意思是说:办事犹豫不决就定不会成功,行动犹豫就定不会留下赫赫声名。现在你既然已经确定了这种背离世俗、遭世俗非议的决心,就不要再怕那些风凉言语了。谈论最高道德、寻求真理的人是不会附和旧风俗的,成就大事的人,是不会和那些见识低微的世人一起谋划前程。
肥义的话既是真知灼见,也是激励鼓动,于是赵武灵王豪气干云的说,即使全天下的人都来讥笑我,我也要进行改革,占领中山、驱逐胡人。如果仔细读这段历史,也许能体会到赵武灵王心中的压力,他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策划改革运动,如果失败了,其结果不只将使他陷入千古唾骂的境地,而且赵国很可能被吞并。
所以他对改革的态度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尽管是这样,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做了。我想这种勇气就是成功者与平凡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平凡人遇事心有疑虑却不敢大踏步前进,浅尝辄止,临阵退缩,他们夸大了因难的存在,无力面对,因此往往被自己打败。可成功者的态度却不一样,尽管前程未卜,可只要尚有一线生机,便不会放弃。
赵武灵王对于改革所持的谨慎态度决定了他的改革策略,即“怀柔”。之所以要怀柔,一方面为减少反对之声,赢得同盟,另一方面也是降低改革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如:恶意破坏、阻扰谎报改革成果、败坏朝纲、结党抵触等。
首先第一个反对者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他位高权重,倚老卖老,对改革冷嘲热讽,甚至装病不上朝。公子成反对胡服的理由是“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
这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中原之地,是聪明有远见的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产聚集的地方,是圣贤教化的地方,是仁义施行的地方,┄┄是远方夷国观摩向往的地方,是四方少数民族效法的地方。现在大王放弃这些固有的东西,而实行胡服,改变自古以来的教化,更换自古以来的办法,违背人们的心意,背离圣人的教诲和中原习俗。
公子成的这种思想可以反映出所有反对者的看法。他们之所以反对“胡服”是因为两点:一是中原人天生就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对于外族的东西持绝对排斥的观点,对于外族根本不把其放在一个对等的地位。第二是怕违背了古代圣贤的教化之道,只希望固守古制,而不希翼有所改变。
殊不知,当外族已经严重威胁国家安危之时,国家执政者如果还抱着那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轻视态度,而不正视双方的实际情况,到底有什么好处?
古代“圣贤”之道,也只是“圣人”征对他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制定的礼法。当环境形势、实际情况已经出现极大的变化时,如果还抱着古人之理不放,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令我想起了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他与楚军交战时,楚军渡河到一半,手下将领主张半渡而击,可宋襄公却说:“这是诡计的办法,不符合圣人之道。”于是等楚军完全渡河登岸时才发动攻击,结果大败,自己因此受伤而死。这种愚蠢守旧的“圣贤之道”使他不但送了命,而且留下了千古可笑的“美名”。
由于当时形势悬殊,公子成等人守旧的思想便成了改革的最大障碍。赵武灵王劝叔叔道:“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
这段话意思是说:“圣人考察当地的风俗,而因地制宜,制作服装;根据行事便利制定礼仪,这就是利民的措施。┄┄因此,圣人治国,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会强行统一他们的衣服和器物,如果可以便于行事,就不会统一他们的礼节。”
话说了一大堆后,公子成终于说:“我很笨,竟然不懂大王说的这种策略。现在你要继承赵襄子、赵简子的遗志,顺应先王志向,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公子成的这个表白很有意思,他说他“没什么话好说”证明了他也只是表面服从,而作的敷衍之词,他说“我很笨,不懂你说的策略”则表明了他对赵武灵王装聋作哑,而且心多有不满。后来就是这个公子成,利用公子章与公子何之间的矛盾坐收渔利,把赵武灵王逼得活活饿死。
赵武灵王与公子成的对答有很深的思想高度,直接反映了哲学中关于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区别。双方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不同。赵武灵王认为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实施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解决,而公子成则是主张国家套用圣人言论和上古之道来治理,什么时候都得尊崇,时势在变,而圣人之理永远不变,因此国家民族与文化的优越感不能消失。从这里看,赵武灵王的思想认识又比公子成高出了一个境界,公子成只被圣贤书里面的表面文字套住了思考方向,孔子虽然提出了儒制治国、化育天下的思想,可他思想的本质也主张、赞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这一点公子成就发现不了。
公子成虽然肯胡服,可赵国的贵族们却仍然放不下架子,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赵武灵王一次又一次对他们分析形势。他对赵文说:“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这句话的意思是:圣贤之人制作教化之道,而愚笨的人却把他看作一成不变的定制;贤明之人移风易俗,而愚蠢的人却只知道因循守旧。
他对赵造说:“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故治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这句话意思是说:圣人观察时势而制定法令,根据事实而制定礼仪┄┄,所以治理当世不一定使法度礼仪一致,便利国家也不一事实上要效法于古人。
赵武灵王与众臣关于胡服的这一场辩论真是很精彩,他纠正的不只是胡服,而是在扭转整个国家的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到底是“按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呢”还是“按圣人书本上的道理解决问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态度。这个哲学论题在现代社会经过论证早已尘埃落定,可当时赵武灵王以其智慧和远见最终成功的说服了他们,以一人之力拉拢了全朝之心,最终使胡服骑射这场伟大的改革顺利付诸实施。
正是出于以理服人而导致一场和平变革,梁启超对赵武灵王的评价更出于秦孝公、商鞅之上,他说:“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王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王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法令先从王公贵族中开始施行),此两君所同认也(这是赵武灵王与商鞅共同认可的一个原则)。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指公子成)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 ”又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这儿并不是指日本穷兵黩武式的军国主义,梁启超的意思是以改革强军事,以军事强国家)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
我认为赵武灵王的治国能力之所以与汉文帝、汉光武帝不相上下,这一场大辩论可以体现出来。他对于反对大臣们是以礼为原则,以理说服之。他反复的分析、讲解、引经据典、驳古论今、唇枪舌战、妙语连珠,既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又有冷静低调的分析,这其间他所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使他稳占上风,把握了朝局的主动权。
他的政治智慧以用他的勇气、胸怀、气度都超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另外说赵武灵王之所以光耀闪烁,还应该注意他所处的时代。他远在2300多年前,那时侯的治国理论和典籍并不多,文化沉淀也并不厚,不象现在的史料书籍瀚如烟海,可自由选取。赵武灵王的思想超出了他的那个时代,这也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
五、星辉曙光
上面介绍了改革前的政治形势及所遭遇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一个问题:为何赵国士大夫们对“胡服骑射”这么敏感,这场改革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所谓的“胡服”是指脱去汉人遗传下来的服饰,改穿胡人的服装;而骑射则是指借鉴胡人的作战方式,驯养战马,练习弓箭,创建一支骑兵部队。赵武灵王穿胡人衣服、学胡人骑射,其紧要目的是用来抑制胡人,这一点颇为符合晚清洋务运动时提出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
战国时期的赵国人接受的是自周以来的服饰和礼仪,穿的是一种下摆敞开、上身紧裹的“深衣”,戴的是如同金箍圈一样的束发,脚上多是鞋帮低矮、以麻布所制的履。
履大家都很熟悉,我这儿着重介绍一下“深衣”。它的外形展开是一条扇形的长布,颇有一点像“心”的外形,穿的时侯以脖子为界限从背后平均分开,将右侧布幅从前面包住肚皮,一直绕到左侧腰部,再将左侧布幅从前面裹到右侧腰部,最后用一根宽的带子将腰束紧,形如一个大棕子。这种深衣并没有衣服和裤子的区别,它是一体的,上身紧裹、下摆张开,袖子宽大无比,当时的人们还不会在衣服上缝制口袋,便将日常用品全放在大袖子里的翻边中。
这样的衣服加了一双履,走起路来飘逸多姿,加上一双大袖子前后有节奏的摆动,犹如行走在流水之上,故后人有云:“步履摇曳,如行云流水。” 当时赵人的服饰衣袂飘飘,如果对于那种出入朝廷的王侯贵族来说,无疑是极有风度的,可如果要老百姓也穿这样的衣服去耕田种地、军队穿这样的衣服去挥刀弄枪,那不但没有风度可言,反而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累赘。
因为下摆是敞开的,但是敞开幅度又不是很大,所以走路得小心翼翼,即使是跑步也只能叫“小跑碎步”,一旦迈腿幅度过大,人就会跌跟头。这种奇特的步伐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人讲君子走路“宁可湿衣,不可乱步”,其实这话不单对君子讲,它还包括了所有的士卒百性,因为你想跑都跑不起来。更令人讨厌的是,冬天一到,寒风贴着地皮吹,直往下摆敞开的筒子里灌,往往上半身裹得厚实而暖和,而下面两条腿就冻得直打哆嗦,于是有人便想出办法,就是在腿上各裹一个套,一直裹到大腿处,这就是“绔”。平民的绔是以麻布制成,而富人多用丝绸细绢而制,因为丝绸古称为“纨”,所以人们便把那些出生富人之家的“少爷”叫纨绔子弟。不同的是,以前这个词多带褒义,而现在则为贬义了。
正是因为当时没有“裤子”这玩意,人们虽用深衣把大腿盖住,用绔将大腿包住,但要命的是,人的大腿隐秘部位却无法掩盖,所以当时人坐的时候都像是跪着,曲膝围坐。如果谁敢劈开大腿大大咧咧的坐,那将属严重不礼貌和被歧视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战国以前的人没有凳子、椅子可坐,所用桌子也极为低矮。开会的时候要么站着要么跪着,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如果谁把会议时间搞得过长而让人跪得脚腿发麻,一定会让参会者嘀咕死。
总之,赵人当时的服饰、礼仪非但是“风度翩翩”,反而是军队作战、百姓耕作的一个严重障碍。虽然如此,但当时的士子们却早把这种障碍当成默不可化的东西,赵武灵王一下子要让他们改掉往日习惯,脱掉百代老祖宗传下来的衣服,去穿胡人的衣服,确实让这伙思想呆板的人难以接受。我估计他们对此举有一种“抛弃老祖宗”、“做了不肖子孙”的悲观思想,所以大加反对。可赵武灵王决心做“不肖子孙”,在劝服了大多数身处要位的官员之后,毅然颂布“胡服令”,要求全国上至国君、朝臣,中至军队、地方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一律改穿胡服。
他下达“胡服令”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他是在对胡人服饰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有利于赵国强军强国,才下决心胡服。其实当时胡人的衣服讲究的是实用性,虽然比不上汉人衣饰的飘逸雅致,但它既坚韧又保暖,更有利于士兵骑马作战。
胡人的衣饰和他们的作战战术一样,也是源自于常年累月的征战需要而发展,它衣服最大的特点是分为了衣服和裤子两种。衣服穿在内,外面套上甲胄。袖子紧束,易于握枪射箭,腰部细窄,有利于扭腰顺跨。
胡人头上戴着保暖的帽子,以纯毛皮制成,一般在右侧插上一束野鸡翎,两条尾巴把两耳罩住,一直拖到胸前。胡人穿的鞋子也与中原履不同,履属软底,鞋帮低,逢到泥泞容易甩脱,逢上石头易夹脚,但胡人的鞋子是正宗长筒靴,底是皮革做的,加厚有弹性,靴筒部分通常是硬金属。
上面列举了赵人与胡人衣饰的特点,二者一比较就知道,后者比前者更具实用性和灵活性,一旦打起仗来,胡人的衣饰就大大占了便宜。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赵武灵王,正是他将胡服引入赵国,再由赵国传遍中原大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胡服终于彻底的融入了中原文化,于是到了我们现代,才会穿上这种本不属汉人专利的裤子和靴子,戴上也不属汉人专利的帽子。昔日的胡人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胡服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一直潜移默化着后来的千年,而且与我们生活如此紧密相联。但也正因为“潜移默化”的原因,我们只知道戴上坠着铃铛的帽子,穿着时尚潮流的裤子和靴子,而遗忘了赵武灵王当初那双忧伤交织的眼睛。
金庸先生曾经有一篇演讲叫《关于中国历史大势》,其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依然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具有太强的包容性。这种文化犹如“北溟神功”,总是能够将别人的文化借鉴模仿并加以本土化和改善发展,终于融合到自己的血液里,从而复合出更加新鲜的色彩。
我想,也正由此,胡服经过一阵微澜之后,一声轻响便融进了中原文化,与之合为一体,不分彼此,没有你我。
胡服只是一种手段而骑射才是目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达到一个目的,需要采用多种手段与策略。因此,为了完成骑射之目的,除了胡服这一主要手段之外,还需要大批战马、大批弓弩、大批熟悉骑术的战士,但是既然第一步都已经迈出了,接下来的问题在“人”的作用下一个一个化解。
幸好赵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秦国人曾在西北高原放马一样,赵国早在赵襄子时期已经划定了代地为战马基地,并抢到了许多胡人战马相互配种。赵襄子不但抢到了马,而且还抢了两头中原罕见的骡子。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赵襄子把它放在山下当宝贝一样喂养,结果被老虎给吃了。
为了弥补战马和兵员不足,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6年(也就是胡服改革第4年)派兵攻打林胡,绳索果这一仗将林胡打得惨败,并且占了它大片领土,林胡王献上战马无数,于是赵武灵王就在刚刚得来的土地地上召募胡地士兵。
这一仗是改革后第一次大胜仗,赵武灵王回朝后,分别派楼缓、仇液、王贲、富丁、赵爵出使秦、韩、楚、魏、齐五国,他此举的目的很明显,他是向这五国表明友好相处的态度:“赵国是很希望和你们交朋友的,希望你们也不要没事来打我。”
赵武灵王的最终意图是:他不想和中原各国结怨,因为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攻打胡人夷狄这边,赵攻林胡之战就显示出了这改革的巨大效果,让他心中有了底气。
尝到甜头的武灵王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在一年后(公元前305年)就出兵攻打中山国。(这里要注意,在山国是赵边界最强大的夷狄之国),大军共分三路,攻克城池四座,战果不大。两年后,复攻中山,再一次战果不大。
公元前300年,中山国的保护神——齐国由孟尝君田文率领去攻打楚国,这一样,伺机多时的武灵王象饥饿的狼一样扑中山国,一举将之歼灭。五年后,赵武灵王正式将中山并入赵国领土,并得到了大将乐毅。
攻灭中山是赵武灵王军事生涯的顶峰,但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这种胜利有胡服骑射作基。赵武灵王的一生,他政治的杰出超出了他军事生涯的辉煌,他具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优秀的军事才能。但是这种搭配是极为标准的,他是国君,政治才能比军事才能要重要的多,如果他擅于军事而不擅于治国,则只适合当一名将军。
政治高于一切,属于上层建筑,政治才能高于一切,属于哲学范畴,刘邦“善将将而不善将兵”则很能证明这一点。
赵武灵王个人魅力也很强,他在42岁人生正值壮年之时却作出惊人之举“退位让贤”。《史记》如此记载: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赵何是武灵王与美女皇后孟姚生的儿子,从小聪明,再加上沾母亲的光,被立为“太子”。赵何继位为君时才14岁,也是一个半懂不懂、童心未泯的小屁孩,不过他成人后,重用廉颇、马奢等一批大将,也算是杰出国君。赵何即为赵惠文王
赵武灵王退位做“太上皇”这一行为在后人看来是很不被理解的,因为作为一国之君,身处权力巅峰,受人尊崇,那是何等“惬意”之事?如果不惬意,也没有那么多皇帝诸如秦皇、汉武,痴心妄想“长生不老”,也没有那么多人处心积虑要争这个位子。古人有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代霸主、一代枭雄登基君临天下的过程中,枯朽的何止是万骨?如果说权力是耀眼的光环的话,国君的宝座更是让“人”疯狂不已,但赵琥灵王在做了二十七年的大事业之后毅然决定要培养接班人,于是甘于让位,让年轻人上台。(其实赵武灵王那时也很年轻,只有42岁。)史记如此说他退位的目的“欲令子主治国”,就是以儿子为主治理国家,而他则趁有生之年从旁辅佐,他这种打算既出于政治目的,也出于慈祥父爱,便他却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公子章早已在一边怨恨冲天,只差“怒发冲冠”了。
赵武灵王颇有冒险猎奇精神,他做主父又不甘于寂寞,于是穿着胡人衣服率领士大夫们巡视胡地,颇有一种“功成自得”的豪迈情怀。
同时他又做出了另外一件让当时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他放下“主父”的架子,乔装微服,冒险进入秦国,了解秦国风土人情,山川地形,刺探机密情报。从这儿可以看出,微服并不是康熙、乾隆的专利,它早在两千多年前便由武灵王开了先河,只不过赵主父私访的不是自己的国土,而是自己最大敌人的国土。
赵主父在秦国转了一大圈,发现秦人在商鞅的法治改革之下,治安良好、人民恭顺、民风淳厚,更令他忧虑的是,秦人的军队士气高,国家官员人办事效率高,于是感叹道:“秦自孝公,四代国君,攻无不胜、战无不克,非侥幸也!”
赵主父的一番慨叹是忧虑与敬佩交织,他深知商鞅变法在秦国上下推行的强劲影响力,。商鞅属于法家,变法以严罚为主,短期之内就让秦国武装到了牙齿,实在大大占了先机。
没过多久,赵武灵王以使者身份拜见了当时刚继位的秦昭襄王。此时的秦昭襄王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向这位“赵使”提出了许多问题,赵使回答得滴水不漏,而且还很有高屋建瓴,于是心中惊奇不已。他会客完后反来覆去的想,那位“赵使”长相威武,气度非凡,简直不象一个使者,于是当既派人去追他,没想赵武灵王反应极快,早就从函谷关溜之大吉了。
后来,当秦昭襄王了解到这位“赵使”就是赵武灵王本人时,“秦人大惊”。
赵武灵王这一举动太富有魄力了,他为了考察秦国地形和秦王的为人,亲身涉险,勇气与尝试精神在当时没几个国君比得上。我想赵武灵王这个人如此有魅力,如果被某个导演挖掘了,准又会拍成什么《武灵王微服私访记》、《武灵王大帝》之类的肥皂剧和似是而非的历史剧来。
六、落日苦寒
赵武灵王为赵国开创了辉煌的一页,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结局竟然是被囚禁饿死,而他所策划的胡服骑射虽然大显成效,但它至死也不被那些顽固派所承认。
司马迁评价赵武灵王说“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我想,赵武灵王的死能让天下“笑”出口的人并不多吧,那种嘲笑只能让人齿寒,让人诅咒,而这类能“笑”出声的人也一定不是凡人,他们是那种思想腐烂如蛆、心肠恶毒如鸩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笑得出来。
赵武灵王立赵何为下一代国君,何他的舐犊之情实在太深,不忍心见赵章这个没娘的孩子受到苦难和歧视,于是将他封为安国君,封地为代地。
战国时代的这种封地制度实在是国家动乱的根由,因为封地之人不但可能征收赋税,而且能组建部队,出入俨如国君。虽然俨如国君,可必竟不是国君,而只是一个土霸王,于是没几个原意当这个土霸王,于是拼命组建军队,扩充势力,当羽翼既成的那一天,便对王室统治发起攻击。
也正是鉴于这种封地、封诸侯王制度的混乱,秦始皇才会听从李斯的建议,将地方军政大权收归于中央,地方的一切事务皆统属中央管制,从而建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
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同时也为了防止他犯上作乱,从中央派了一个“相”到代地去担任行政长官,并对公子章进行监督。赵武灵王派出的这个相叫田不礼。关于此人,史记如此评价“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就是说他为人残忍而傲慢,他与心怀怨恨的公子章一拍即合,将国家派他进行监督的任务抛在一边,“专心致志”的与公子章商量,如何从公子何那里抢回王位,如何实施阴谋活动。
当时的赵国,公子章与狗头相国田不礼是一对阴谋组合,流着哈喇子望着赵何那个王位;而公子成(就是赵武灵王那个顽固不化的叔叔)则又与李兑相勾结,他们不是想夺赵何的王位,而是睁着两对碧碧油油的狼眼睛盯着肥义的位置,他们想的是权倾朝野,独霸朝纲。
李兑是一个阴谋家,他利用公子章与赵何之间的矛盾,劝相国服义说:“公子章不满赵何的王位,与生性残忍的田不礼相勾结,一定会阴谋犯上作乱,而你是赵何的老师,又是国家的相国,是处在风浪尖上的人,一旦动乱起来,你将最先受到伤害。” 李兑还“煞有介事”的劝道:“子任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这段话白话意思是说,你肥义负重掌握大权,动乱会首先从你那里开始,灾祸也在你那里集中,你必定会先受到伤害。仁义的人博爱万物,而智慧的人则防患于未然,不仁不智,如何能治理国家?
李兑“设身处地”为肥义担忧了一番之后,才说出其最终目的:“依我看,你是聪明识相的话,就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放下你的职务,把权力交给公子成,然后你在家装病,这样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李兑的狼子野心在最后才暴露出来,写到这里,我一想起他那张丑恶的脸和虚伪的语言,真有一种想吐的感觉。可肥义却没有吐,他严词拒绝说:“不可”,并列举理由“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势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
这段话是相当光明正大的,白话意思是说当初主父将新王赵何托付给我时说吩咐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变动你的忠心,坚持一心一意,辅佐新王,一直到死。”如今我如果惧怕田不礼的阴谋而忘记王命,那就是犯了变节的大罪。上朝接受了庄严王命,而退朝后就开始三心二意,这就是背负了不忠负心的罪名。变节负心,刑罚晃会宽容的。谚语又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羞愧。”
肥义的这段话核心意思是他宁愿死也不做变节负心之臣,这和阴险的李兑、顽固的公子成、残忍的田不礼、抱怨的公子章比起来,犹如风光霁月,高冈流云,出于浊世而不染于浊世,这确实是一片公义之心。
李兑被一席话反驳的无言以对,于是假惺惺的大哭道:“诺,子勉之矣。”这个意思是说:好吧,你自己保重吧。说完他便哭着走开了。李兑的这个“哭”,以及刚才那“推心置腹”的“忧”,暴露了为政者极其卑劣阴暗虚伪狡诈的一面。人性本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久处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人就极度虚荣且贪婪;如果久处于勾心斗角的环境下,人就极为虚伪和狡诈;如果久处于压抑歧视的环境下,人就极为残酷和阴暗。
当然,肥义的那番话也许同样含有私心,但他却至死也不做变节负心之臣,勇气与节操也非同一般。
肥义最终没有放权给公子成,可他也觉察到了朝中深处的阴谋,为了保护赵何安危,他加强了宫中戒备,并吩咐说:“从今以后,有谁要想请见国君赵何,一定要先通知我,我先出去与来人会见,如果没有变故时,再让君王出来与来人见面。”这个措施到后来不幸的发挥了作用,当公子章假借赵武灵王的命令骗赵何出来,寻机刺杀时,肥义挺身而出,结果公子章杀了服义,让赵何逃脱一劫。
这一切阴谋,肥义虽然察觉,可他并未向赵武灵王报告,可能是他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增添了成功的可能性。他妥善的办法是除了加强宫中戒备之外,应及时旁敲侧击,让赵武灵王警惕公子章与公子成,从而将军权归于己手。
赵武灵王想做一代有为之君,也想做一个严父慈母,公元前295年,群臣朝拜新王,赵武灵王在旁边暗中观察,发现大儿子赵章神色黯然的向弟弟俯首称臣,于是心中很怜悯他,当时甚至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让兄弟俩都做国君。幸好这只是一个构想,如果真的付诸行动的话,赵国必将大乱,很快就会被中原国家给吞并。
赵武灵王在这儿表现出了一种很深的舐犊之情,这种感情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如果因为感情而掩盖了理智,则祸至无日矣。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了一点:赵武灵王在处理儿子关系问题上确实感情用事,操了“妇人之仁”。
从古到今,无论是国君还是后来的皇帝,都曾为立储君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当然费神思程度最深的皇帝是康熙,他的十几个儿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争皇位闹得天昏地暗,他晚年十几年都在处理这件事情,可谓是殚精竭虑,甚至他的死是病死、气死还是被人毒死,到现在都没有答案。康熙是一个,武则天是一个,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汉武帝刘彻又是一个,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更何况是天子之家的“经”。
悲剧一幕终于发生:公元前295年夏,赵武灵王参加完朝臣大会后,带着儿子赵何及一部分官员到当时的避暑山庄——沙丘去辽养。
赵武灵王与赵何分居两处,于是田不礼开始怂恿公子章作乱。他们率领从代地带过来的心腹卫队赶到赵何寝宫,谎称说赵武灵王要见赵何。按照肥义定下的规矩,肥义首先去接见报信之人,结果在半路上遭到伏击,身首分离。肥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实现了“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诺言。
公子章杀错了人,这下阴谋就暴露无疑,而且更重要的是错过了以最小代价最安全方式杀死赵何的良机,没办法,已经上了老虎背的公子章只好将暗杀迅速演变顾一场光天化日的逼宫篡位。
可事实却又在这里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一面,由于肥义事先做好的严密布署,赵何宫中戒备很森严,守卫们都很能拼,公子章与之交锋之下溃不成军,加之自己带来的人数不多,很快就丧失了主动权,被杀了四散分离。这一来,公子章由叛乱者反成了被追杀的角色,而那位狗头大相田不礼也被杀死于乱军之中。
这时又横穿上了另一路角色,那就是伺机多时的公子成和李兑,这一组顽固派加野心派,他们等了很久,一直就等二虎相争的乱局出现,现在时机已到,于是便借着消除叛逆的旗号,四处追杀公子章。公子章狗急跳墙,只好向不明所以的赵武灵王求救。赵武灵王爱子心切,收留了公子章,于是公子成的军队顺理成章的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宫邸。
这一戏剧性的发生就暴露出更大的阴谋:公子成原来不只要杀公子章,还要将赵武灵王一起杀死。公子章逃到武灵王住处后不久便死了。至于他是被赵武灵王以弑君之罪命其自尽呢还是被外面的军队杀死,史记中并无记载,只说公子章死后,军队并不撤退,而是继续包围赵武灵王的宫室。
公子成与李兑为何要连武灵王一起杀呢,那是出于怕诛连的原因。司马迁说:“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这话白话意思是说,我们因为杀公子章的原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的话,我们也会被诛连九族的。
这句话肯定是李兑对公子成说的,因为公子在个性守旧且迂腐,他对杀赵武灵王这一丧心病狂的行为抱以恐惧和不知所措,可李兑实在是一个极度变态的阴谋家,他这一句话最终使一伟略的赵武灵王陷入死亡绝境。但可叹的是,赵高、秦桧之流因为败国弑君而遗臭千古,可李兑这个小人却一直隐藏在历史的遮羞布后面,不为后人所知。
《史记》写武灵王被围宫的惨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这一百天的生涯肯定使赵武灵王明白了很多事情:“公子成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胡服骑射这场改革。”、“他这个国君有失察之责,这场政变在惊发之前,自己竟毫无所知。”、“他曾经以为自己因为胡服骑射而为赵国立下了大功,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幻影,他至死都没有得到尊崇,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他虽然是一个贤明之君,可他把政治想得太简单,忽略了政治的黑暗”。
可他也不明白很多事情:“公子成为何会如此绝情?”、“朝中大臣为何会如此绝情?”、“难道自己一生阅人无数,竟然到死时也没有一个忠臣肯舍身来营救自己?”、“自己何以会陷入这种境地,难道一切都是命吗?”
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一刹那的情景:赵武灵王胡子头发散乱而拖长,面颊深陷,疲惫无力的躺在木床上,望着窗外灰白的天空中那一轮孤独的月亮。月亮大而圆,似乎在晃动,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他感到眩晕而饥饿,这两种感觉揉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幕布,将身心紧紧包扎,越包越紧。他头脑是混沌而沉重的,往日发生的很多事情相互交织纠缠,越缠越乱,到最后就阻塞成一团乱糟糟的破絮,将全部记忆和思绪堵住,头脑中一片空洞,时不时可以听见一阵轰鸣┄
“这就是幻觉吧,也许这就是死亡的回味吧。”他这样感叹着,此时他心中也许不再对人怀有怨恨,也不再对这个世界怀有眷念,他只剩一种空白,讨厌的空白,他不喜欢留在这个世间受苦,想远去,风一样飘来,风一样飘走。如果此刻要说还真有一丝余味的话,那就是能喝上一口丛台滟玉酒就好了。
赵国邯郸境内有一名泉名“滟玉”,以此泉酿酒,泉香而酒洌。那酒味多么醇厚,喝下去,全身都是轻飘飘的,不剩肉体,而只剩触手可及的灵魂。喝几口酒,伴随着一阵轻飘的快意消逝,不留下任何气息,带走了一片混沌的空白。
赵武灵王在用小鸟充饥挨了一百天之后,终于死去了,他生前是受万人瞩目的一国之君,而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陪着他,没有食物,没有温暖,偶尔陪伴他的,也只有窗外树枝上清脆的鸟鸣和沙沙的风声┄┄
夜很静,这种静一直延续了千年,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能对已逝的岁月说些什么呢?许多人都远去了,许多人又出来了,可能到最后,很多岁月流去之后,留在宇宙中的,也只有那永恒的空白和混沌。
七、胡歌余息
这篇评传是我对历史人物的第一次直叙式写作,一万八千字写下来,加上查资料、消化资料的时间,大约花了一个月。写得时候,总体感觉是很苦涩,因为赵武灵王一生值得让人开怀大笑的事迹,实在不多。包括他亲身主导的“胡服骑射”,我也丛中体悟到难以负荷之沉重。
中国历史沉淀了这么多年,其中的沉重与阴冷的质感,也渐渐随着阳光的干涸,更加变得潮湿起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知道过去确切的事实了,如果真要揭开其沉重的面貌,我想其间全部是白骨累累,毫无风花雪月可谈。鲁迅的话是对的,翻开教材,里面写满了“吃人”二字。比如前年时期央视播放的《汉武大帝》一样,我后面二十集是看不下去了,只觉得心头之沉重与悲凉,渐渐变得有点心灰意冷。
个体之生命相对于某个时势而言,微不足道,小人物的悲哀多半会换来无情的嘲讽或者麻木的无味,现代人只会对某位人的成功有兴趣,只对暴发户的智慧感兴趣,如此疯狂的急功进利。以如此的观念去看历史,只会看到宫闱权术之争或者牟利杀人之法。那么,厚重的历史所形成的“智慧”,真的是智慧吗?触及到传统底层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如果我否定的话,我在如此疯狂的宇宙一瞬间将何以自处?如果我肯定的话,岂不又与内心的自己背道而驰?
想着想着,自己都不禁迷糊起来了。
这篇评传,总体看起来可能十分干涩,像风干的澄子,毕竟我对于历史,对于历史人物,有太多的地方不知雕琢,而且肯定多有遗误。当初萌发写作的念头,也是看了李牧传记后才慢慢接触到赵武灵王这个人,心里只是想把他还原出来,于是就在是非之中写下了如此破落之文字。
现在没有时间了,等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会再将它作一番阔斧施工,把文言部分去掉,改得再白一些,再有情趣化一些,如此之后,我想,澄子终归会鲜美起来的。
非常各路大侠参与讨论。
赵武灵王是河北的传奇英杰,如果河北的朋友能看到这篇评传,我就太荣幸了!
1冬夜暗香
2爸爸,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女儿
3读书,生命飞翔的羽翼
4美文分享——《静月思》
5读懂心尘,静赋生命
6梦潇湘,花蝶飞
7考验
8雨的味道
9我和堂姐
10催 眠
11校园生活的味道
12微风细雨般的思念
中国的历史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代表着世界。
从公元前476年起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止,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战国时代。在这个绝无仅有、空前浩大的背景之下,数国之间持续了250多年的拉锯战争。硝烟遍覆华夏大地,其间所造成的军民死亡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可其间所形成的军事思想与政治谋略,却也同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这是一个悲惨而壮观的时代,一个令人赞叹和诅咒的时代,对于当时混乱纷纷的政治格局,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犬牙交错”。
战国时代七个大国之间,秦国与赵国最具代表性,可以看作是正负分化的两个极端。秦国之壮大始于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而赵国之强盛则始于公元前309年的胡服骑射。双方都曾经雄霸一时,都曾经面临北方边境少数民族的袭扰和被中原各国吞并的危险,但秦国最终以武力和野蛮统一了天下,而赵国却在一次又一次自毁长城中走向灭亡。
二、点画佳人
胡服骑射是一场和平的改革运动,它的主要策划人正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约出生于公元前340年,死于公元前295年,原名赵雍。关于赵武灵王,他是一个十分悲剧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富有人性化和自知之明的君主。
赵武灵王的父亲是赵肃侯,公元前349年继位为君,那时候的赵国,由于长期对抗北边少数民族的侵袭,同时又欲虎口夺食与魏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被庞涓打得很惨,国力大大削弱,到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继位时,赵国纯粹已呈僵死状态。就在赵肃侯的出殡当日,齐、楚、燕、秦、魏都派出了万余名军队来参加追悼会,十五岁的赵武灵王心中震憾可想而知。
赵武灵王15岁为君,对于国家政治还持一片空白状态,不过他却也能感觉到国家处于十分危险的时刻,所以他不到20岁时立即与韩国拉关系,娶了当时韩宣惠王的女儿为妻,结成了一场政治婚姻。
当时从定亲到结婚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求婚时,男方要带一只大雁,因为大雁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鸳鸯、鸾凤是贞洁爱情的象征。送了聘礼之后,还要算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合适,然后再送大批彩礼,商定结婚日期,折腾得差不多时才是女方入主男方。
赵武灵王对于这一场政治婚姻更多持侥幸态度,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见过新娘一面,当然只能从心中暗自祈求新娘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瑰姿艳逸,仪体静闲”的“窈窕淑女”。
韩夫人嫁过来之后,与赵武灵王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不久生下了大公子赵章。赵武灵王经典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并不是这位韩夫人,而是另外一位“吴娃”。韩夫人只是一场无辜婚姻中的牺牲品,她与赵武灵王肯定是爱过,但是二人由于隔着政治这张壁膜,一定爱得很普通,最多能维持表面的尊重和信任,而再也不可能更深一步了。现代人对于爱情的理解五花八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任何爱过的人都知道,普通的爱与知心的爱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境界。
由于长期陷入这种普通爱情生活之中,赵武灵王渴望知心的爱情,于是在他31岁那年(公元前310年),他终于因为一场难辩真假的梦境找到了自已值得爱一生的人——孟姚。《史记·赵世家》是如此记载:“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梦见处女鼓琴而歌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蠃。’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太。吴广闻之,因夫而内其女蠃娃,孟姚也。”
这段话大概意思是说,赵武灵王游览大陵时,梦见一位少女弹琴作歌道:“美人光彩艳丽动人,容颜犹如初开的苕药之花。命运啊,命运啊,竟然无人知道我蠃娃的惊世之容。”于是赵武灵王念念不忘,在第二天喝酒时几次都谈到这个梦,(说明他心中是十分希翼美女的),吴广听说后,把女儿蠃娃送入宫中,她即是孟姚。
这段故事多是由赵武灵王本人或后人编造的,但听起来却十分感人,和汉武帝与钩弋夫人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曾与少年钩弋夫人相约,送一手镯与她。武帝登基之后,钩弋夫人也出落成芙蓉一般的美人,可她的手一直紧握,没有人能掰得开。后来武帝慕名而来,进门时见到钩弋之靓影,称赞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并很轻易的将钩弋紧握十几年的手打开了,少年时代送的手镯赫然在目。
赵武灵王特别喜欢孟姚,亲切称她为“吴娃”。在古代,“娃”是绝代美女的意思,比如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专门为西施建造“馆娃宫”,而西施本人也有吴娃之称。
赵武灵王与孟姚生下了聪明可爱的儿子赵何,这样一来,本来不太受宠的公子章就倍受冷落,再加之不久,韩夫人的去逝,公子章更加没有地位。赵武灵王顺理成章的将孟姚立为正室,并封小儿子赵何为太子,这为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了种子。
现在抛开他的私人生活,来看他的政绩可以发现,他的政治才干在整个战国时代是最杰出的,甚至与后来的汉文帝、汉光武不相上下,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诸侯国君,而不是统一天下的皇帝,这也是他鲜为世人所知的一个重要原因。
纵观战国,能评得上杰出国君的,恐怕只有秦孝公、秦昭襄王和赵武灵王。而赵武灵王与另外二人比起来,创业史又辉煌了许多,这一点使晚清朝的大改革家梁启超对他大加推崇。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深知改革之举步维艰,他说:“凡改革之业最难,其利之后,愚者弗见,知者即或见之,而疑虑其成,若夫目前之不便,则万众所共睹也。”几句话便把一个改革家的孤家寡人的形象写了出来。
我也十分赞同梁启超的这几句话,他作为当时一个先驱者,深知社会之黑暗腐朽,也深知改革的好处,可是这种好处对于大多数沉迷现状或者愚昧迂腐的人来说又不被理解;即使有人知道改革是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可是又对改革的前途抱以怀疑。如果改革出现不顺利的情况,那么各种压力和反对之声便出来了,甚至引起公愤、全天下人共同讨伐。
所以无论是赵武灵王还是商鞅,无论是王安石还是梁启超,他们面临改革的同时也面临着做一世之孤君、孤臣的可能。在二月河写的《雍正皇帝》一书中,雍正就说他不欣赏忠臣,只欣赏孤臣,因为他自已就曾经做过孤臣。
历代社会,朝代更迭起伏,其间透露着变革乾坤的上下二策,上策为改朝,下策为改革。当朝代腐朽凋零时,改革者在不损害国政筋骨的情况下进行换血,引进新的气象;当然更多的时侯是官逼民反,或者诸侯王割据作乱,一场纷纷乱世之后,****旧朝代,建立新朝代。
无论是改革还是改朝,必然会引起流血纷争,而失败的机率远远大于成功,但令人慨叹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大变革,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赵国本身,影响到了整个战国以及后来朝代。
当然并不是说胡服骑射改革了就能说明它很成功,还得把它拿到事实中去证明。果然,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作为奠基,十年之内攻灭中山国,横扫东胡、楼烦、林胡等少数民族,威震诸侯。梁启超就因为此而评价赵武灵王是“自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
梁启超如此评价虽然过于夸大,但出于改革家对改革家的情怀,他希翼自已改革成功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胡服骑射”,那确实是一场极度漂亮的改革运动。
三、云盖四野
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分晋国,而赵国分得了今天山西省中部以及河北以南的邯郸一带,后来赵襄子赵无恤又抢得了河北省中西部的代地,这样一来,就从西北两个方向和胡人为邻,同时又向南俯视中原,虽然地处要塞,可如果作了错误的决策,则往往陷入背腹受敌的困境。
赵国之西北方向,山地以丘陵为主,更远的地方是广袤的草原和大漠,而史上所称的三胡“林胡、东胡、楼烦”就出没于这片水草丰足的富壤之上。
无论是西戎还是北狄,他们都属于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作战的显著特征是以奔袭为主,特别惯于流动作战,来如闪电,去如疾风,令人难以防备,难以抵挡。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产生了他们这种独特的战略战术,更加令人心寒的是他们骠悍的战斗力和在恶劣环境下持久作战的耐性。他们善于骑马远袭、善于挽强弓厉弩,灵活而迅猛。这种情况对于中原大国来说,犹如森林里的狮子、大象对小鸟、蚊蝇,体形虽大却也占不了半点便宜。
中国人极讲究谋略的,(这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成分)既然狮子对蚊蝇无力以付,那就以守为上策。于是史记便说,战国冠代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即秦、赵、燕也,故三国皆筑长城以为防。后代不少人都认为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一人之力而建,事实上,秦始皇只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在统一中原后对各国边塞的长城加以修补和连接。
赵国作为中原与胡人之间的要冲之国,如果用心经营,将胡人之技巧与中原之智慧加以接合,是大大有一番作为的,就像秦国一样,从一个养马部落崛起西北高原,在征服游牧部落之后再逐步向东扩张。(在后来的成吉思汗攻打金国时,金朝亡国的哀宗曾叹道:“蒙古之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成吉思汗正是将蒙古人的骠悍与中原人的武器装备、作战技巧相结合,才有了纵横欧亚的大手笔。)虽然赵国与秦国情势相当,可却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在没有消除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就来吞并中原,结果国势大衰。赵武灵王接过这个烂摊子后,最主要的是缺一条正确的指导决策,任何一步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孙子兵法开端即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这儿孙子强调了战争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但这里的兵也可引申为“战略决策”的意思,因为决策同样也关系着国家的存亡。
严峻的形势不只来自于西北方向,更多的是中原大国的挑衅。赵武灵王九年,24岁的他参与了由公孙衍组织的第一次五国(魏、韩、赵、燕、楚)合纵抗秦,结果遭到了失败。战事失利之后,燕、楚见势不好便作鸟兽之散,逃回了本国,而赵、韩、魏则将军队集结在河南成皋地区,被迫与秦交战,三国大败,一共被斩首八万多人。同一年,齐国抓住成皋之败的机会趁火打劫,在河南观泽(今河南濮阳)再败赵军;次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又夺取了赵国的中阳(今山西离石地区)和中都(今山西平遥地区);公元前313年,秦国再次攻赵,并攻克了离石地区的蔺城,生擒赵国守将赵庄,斩杀赵军数万。
政治上的疲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赵武灵王惶惶不可终日,就在秦国连战皆捷、耀武扬威之时,秦国国王秦武王却突然去世,于是赵国压力大大减轻,长长吐了一口气。
秦武王是一位充满英雄情节和猛士情怀的人,他是一国之主,塑造了赫赫声威,同时又不保持这种声威,时常与手下猛士比赛谁力气大、肌肉强。结果在他与孟说比赛举青铜大鼎时,由于鼎实在太重,压断了他的膝盖骨,不到几天便医治无效而死。自古国君死亡要么被暗杀,要么病死、饿死,但如秦武王好勇举鼎这种死法,不但空前,而且绝后。
四、弯弓射日
就在秦武王去世的第二年春天,赵武灵王在信宫(今天的邯郸市以北七十里处)举行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郡以上的官员赴会,讨论天下形势及赵国未来的走向问题。这次大会在古代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一个十分民主的会议。大会开了整整五天,会议具体内容史书上并无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一笔带过:“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这儿的“大”字可作“场面规模盛大”之意解释,可以想象开会的到场人数不但多,而且气氛一定很热烈。
我想此次大会讨论归讨论,由于众人意见杂爻,并未得出什么实质性的意见(真正实质性的意见是指“改革”二字,这是由赵武灵王自己想出来的),但赵武灵王却借此次会议了解了下面的看法,加强了君臣之间的沟通,开辟了进谏的一条很好道路。仅凭此次会议所体现的“民主性”,便可以想象一下赵武灵王宽旷的胸怀和前瞻的政治智慧。
大朝信宫之后,赵武灵王把握了下情,同时他又开始北巡,了解边关局势。这是他为接下来的“胡服骑射”所作的两件大事。他心中的愿望并不是和中原各国争强,而是要扫平东胡、中山等国。《战国策》中说,赵武灵王当时考虑的是“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可以报中山之怨。”
一行人最后到达了黄华山之巅,赵武灵王面对满目疮痍的大好江山和迂腐守旧的臣子们,终于说出了“吾欲胡服”之话。这儿穿插一个细节,赵武灵王此时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国王”,而仅仅是一个“国君”,公元前318年,五国争相称王之时,赵武灵王并不称王,他的理由是“无其实,敢处名乎!”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个称王的实力,又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处在“王”这个名份上呢?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隐忍不发的性格和自知之明的冷静。
赵武灵王胡服的理由是“先王因世之变┄┄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之救,是亡社稷。”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先王趁着时势之变建立了功业,但功业并没有真正成功,如今中山在我们腹心之地,北有燕国,东面是东胡,西面是林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界,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作后盾救援,这样迟早会亡国。
赵武灵王胡服的目的是为了骑射,骑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强兵强国,而强国的最终目的是成就先王“未遂之功业”。这种一环紧扣一环的拉链关系证明一个逻辑观点:要想达到最终之目的,必须把握好每一环的作用,因为其中任何细节没控制好都将影响到全盘大局。二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就说过一句很有价值的话:“明晰并有效控制每个分战场的资源运用,才能赢得大战略。”这句话就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
当然,他对于这场改革也并非毫无顾忌,事情的两面性使赵武灵王既想建立赵简子、赵襄子的勋业,又怕天下人议论和笑话。他当时说过两句名言:“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所怨。”翻译成白话是说:具有高出当世功劳的人,必然会遭到背离世俗的指责;而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遭到天下俗人的怨恨。
这两句话到后来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思想境界叫“高处不胜寒”。一个人真正孤独的并不是身边没有人陪着说话,而是身边有许多人陪着说话,却没有人愿意说出知心话和被理解。平凡人的感情是这样,国君更是如此。赵武灵王这句话是在改革前说的,他当时就已经料想到会有这个结果,因此可以想象他的心理压力是极大的。
果不其然,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的改革建议之后,整个朝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反对,而支持者只有楼缓、肥义二人。楼缓此人的身份现在尚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他是赵武灵王的心腹重臣,他对改革只说一个字“善”,是“太好了,我赞成”的意思。而肥义呢,他是前朝贵臣,在赵武灵王政府中担任丞相一职,正是此人打消了赵武灵王对改革的疑虑。他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这句话放在今天都还有很深的启迪意义,简直是字字珠矶。这使我不得不佩服2300多年前的古人独特的智慧。他们身处纷纷乱世、思想束缚的年代,竟然悟出了现代成功学之中的精髓涵义。
肥义话的意思是说:办事犹豫不决就定不会成功,行动犹豫就定不会留下赫赫声名。现在你既然已经确定了这种背离世俗、遭世俗非议的决心,就不要再怕那些风凉言语了。谈论最高道德、寻求真理的人是不会附和旧风俗的,成就大事的人,是不会和那些见识低微的世人一起谋划前程。
肥义的话既是真知灼见,也是激励鼓动,于是赵武灵王豪气干云的说,即使全天下的人都来讥笑我,我也要进行改革,占领中山、驱逐胡人。如果仔细读这段历史,也许能体会到赵武灵王心中的压力,他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策划改革运动,如果失败了,其结果不只将使他陷入千古唾骂的境地,而且赵国很可能被吞并。
所以他对改革的态度应该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尽管是这样,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做了。我想这种勇气就是成功者与平凡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平凡人遇事心有疑虑却不敢大踏步前进,浅尝辄止,临阵退缩,他们夸大了因难的存在,无力面对,因此往往被自己打败。可成功者的态度却不一样,尽管前程未卜,可只要尚有一线生机,便不会放弃。
赵武灵王对于改革所持的谨慎态度决定了他的改革策略,即“怀柔”。之所以要怀柔,一方面为减少反对之声,赢得同盟,另一方面也是降低改革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如:恶意破坏、阻扰谎报改革成果、败坏朝纲、结党抵触等。
首先第一个反对者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他位高权重,倚老卖老,对改革冷嘲热讽,甚至装病不上朝。公子成反对胡服的理由是“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
这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中原之地,是聪明有远见的人居住的地方,是万物财产聚集的地方,是圣贤教化的地方,是仁义施行的地方,┄┄是远方夷国观摩向往的地方,是四方少数民族效法的地方。现在大王放弃这些固有的东西,而实行胡服,改变自古以来的教化,更换自古以来的办法,违背人们的心意,背离圣人的教诲和中原习俗。
公子成的这种思想可以反映出所有反对者的看法。他们之所以反对“胡服”是因为两点:一是中原人天生就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对于外族的东西持绝对排斥的观点,对于外族根本不把其放在一个对等的地位。第二是怕违背了古代圣贤的教化之道,只希望固守古制,而不希翼有所改变。
殊不知,当外族已经严重威胁国家安危之时,国家执政者如果还抱着那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轻视态度,而不正视双方的实际情况,到底有什么好处?
古代“圣贤”之道,也只是“圣人”征对他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制定的礼法。当环境形势、实际情况已经出现极大的变化时,如果还抱着古人之理不放,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令我想起了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他与楚军交战时,楚军渡河到一半,手下将领主张半渡而击,可宋襄公却说:“这是诡计的办法,不符合圣人之道。”于是等楚军完全渡河登岸时才发动攻击,结果大败,自己因此受伤而死。这种愚蠢守旧的“圣贤之道”使他不但送了命,而且留下了千古可笑的“美名”。
由于当时形势悬殊,公子成等人守旧的思想便成了改革的最大障碍。赵武灵王劝叔叔道:“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
这段话意思是说:“圣人考察当地的风俗,而因地制宜,制作服装;根据行事便利制定礼仪,这就是利民的措施。┄┄因此,圣人治国,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会强行统一他们的衣服和器物,如果可以便于行事,就不会统一他们的礼节。”
话说了一大堆后,公子成终于说:“我很笨,竟然不懂大王说的这种策略。现在你要继承赵襄子、赵简子的遗志,顺应先王志向,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公子成的这个表白很有意思,他说他“没什么话好说”证明了他也只是表面服从,而作的敷衍之词,他说“我很笨,不懂你说的策略”则表明了他对赵武灵王装聋作哑,而且心多有不满。后来就是这个公子成,利用公子章与公子何之间的矛盾坐收渔利,把赵武灵王逼得活活饿死。
赵武灵王与公子成的对答有很深的思想高度,直接反映了哲学中关于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区别。双方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不同。赵武灵王认为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实施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解决,而公子成则是主张国家套用圣人言论和上古之道来治理,什么时候都得尊崇,时势在变,而圣人之理永远不变,因此国家民族与文化的优越感不能消失。从这里看,赵武灵王的思想认识又比公子成高出了一个境界,公子成只被圣贤书里面的表面文字套住了思考方向,孔子虽然提出了儒制治国、化育天下的思想,可他思想的本质也主张、赞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这一点公子成就发现不了。
公子成虽然肯胡服,可赵国的贵族们却仍然放不下架子,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赵武灵王一次又一次对他们分析形势。他对赵文说:“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这句话的意思是:圣贤之人制作教化之道,而愚笨的人却把他看作一成不变的定制;贤明之人移风易俗,而愚蠢的人却只知道因循守旧。
他对赵造说:“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故治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这句话意思是说:圣人观察时势而制定法令,根据事实而制定礼仪┄┄,所以治理当世不一定使法度礼仪一致,便利国家也不一事实上要效法于古人。
赵武灵王与众臣关于胡服的这一场辩论真是很精彩,他纠正的不只是胡服,而是在扭转整个国家的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到底是“按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呢”还是“按圣人书本上的道理解决问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态度。这个哲学论题在现代社会经过论证早已尘埃落定,可当时赵武灵王以其智慧和远见最终成功的说服了他们,以一人之力拉拢了全朝之心,最终使胡服骑射这场伟大的改革顺利付诸实施。
正是出于以理服人而导致一场和平变革,梁启超对赵武灵王的评价更出于秦孝公、商鞅之上,他说:“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王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王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法令先从王公贵族中开始施行),此两君所同认也(这是赵武灵王与商鞅共同认可的一个原则)。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指公子成)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 ”又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这儿并不是指日本穷兵黩武式的军国主义,梁启超的意思是以改革强军事,以军事强国家)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
我认为赵武灵王的治国能力之所以与汉文帝、汉光武帝不相上下,这一场大辩论可以体现出来。他对于反对大臣们是以礼为原则,以理说服之。他反复的分析、讲解、引经据典、驳古论今、唇枪舌战、妙语连珠,既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又有冷静低调的分析,这其间他所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使他稳占上风,把握了朝局的主动权。
他的政治智慧以用他的勇气、胸怀、气度都超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另外说赵武灵王之所以光耀闪烁,还应该注意他所处的时代。他远在2300多年前,那时侯的治国理论和典籍并不多,文化沉淀也并不厚,不象现在的史料书籍瀚如烟海,可自由选取。赵武灵王的思想超出了他的那个时代,这也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
五、星辉曙光
上面介绍了改革前的政治形势及所遭遇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审视一个问题:为何赵国士大夫们对“胡服骑射”这么敏感,这场改革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所谓的“胡服”是指脱去汉人遗传下来的服饰,改穿胡人的服装;而骑射则是指借鉴胡人的作战方式,驯养战马,练习弓箭,创建一支骑兵部队。赵武灵王穿胡人衣服、学胡人骑射,其紧要目的是用来抑制胡人,这一点颇为符合晚清洋务运动时提出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
战国时期的赵国人接受的是自周以来的服饰和礼仪,穿的是一种下摆敞开、上身紧裹的“深衣”,戴的是如同金箍圈一样的束发,脚上多是鞋帮低矮、以麻布所制的履。
履大家都很熟悉,我这儿着重介绍一下“深衣”。它的外形展开是一条扇形的长布,颇有一点像“心”的外形,穿的时侯以脖子为界限从背后平均分开,将右侧布幅从前面包住肚皮,一直绕到左侧腰部,再将左侧布幅从前面裹到右侧腰部,最后用一根宽的带子将腰束紧,形如一个大棕子。这种深衣并没有衣服和裤子的区别,它是一体的,上身紧裹、下摆张开,袖子宽大无比,当时的人们还不会在衣服上缝制口袋,便将日常用品全放在大袖子里的翻边中。
这样的衣服加了一双履,走起路来飘逸多姿,加上一双大袖子前后有节奏的摆动,犹如行走在流水之上,故后人有云:“步履摇曳,如行云流水。” 当时赵人的服饰衣袂飘飘,如果对于那种出入朝廷的王侯贵族来说,无疑是极有风度的,可如果要老百姓也穿这样的衣服去耕田种地、军队穿这样的衣服去挥刀弄枪,那不但没有风度可言,反而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累赘。
因为下摆是敞开的,但是敞开幅度又不是很大,所以走路得小心翼翼,即使是跑步也只能叫“小跑碎步”,一旦迈腿幅度过大,人就会跌跟头。这种奇特的步伐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人讲君子走路“宁可湿衣,不可乱步”,其实这话不单对君子讲,它还包括了所有的士卒百性,因为你想跑都跑不起来。更令人讨厌的是,冬天一到,寒风贴着地皮吹,直往下摆敞开的筒子里灌,往往上半身裹得厚实而暖和,而下面两条腿就冻得直打哆嗦,于是有人便想出办法,就是在腿上各裹一个套,一直裹到大腿处,这就是“绔”。平民的绔是以麻布制成,而富人多用丝绸细绢而制,因为丝绸古称为“纨”,所以人们便把那些出生富人之家的“少爷”叫纨绔子弟。不同的是,以前这个词多带褒义,而现在则为贬义了。
正是因为当时没有“裤子”这玩意,人们虽用深衣把大腿盖住,用绔将大腿包住,但要命的是,人的大腿隐秘部位却无法掩盖,所以当时人坐的时候都像是跪着,曲膝围坐。如果谁敢劈开大腿大大咧咧的坐,那将属严重不礼貌和被歧视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战国以前的人没有凳子、椅子可坐,所用桌子也极为低矮。开会的时候要么站着要么跪着,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如果谁把会议时间搞得过长而让人跪得脚腿发麻,一定会让参会者嘀咕死。
总之,赵人当时的服饰、礼仪非但是“风度翩翩”,反而是军队作战、百姓耕作的一个严重障碍。虽然如此,但当时的士子们却早把这种障碍当成默不可化的东西,赵武灵王一下子要让他们改掉往日习惯,脱掉百代老祖宗传下来的衣服,去穿胡人的衣服,确实让这伙思想呆板的人难以接受。我估计他们对此举有一种“抛弃老祖宗”、“做了不肖子孙”的悲观思想,所以大加反对。可赵武灵王决心做“不肖子孙”,在劝服了大多数身处要位的官员之后,毅然颂布“胡服令”,要求全国上至国君、朝臣,中至军队、地方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一律改穿胡服。
他下达“胡服令”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他是在对胡人服饰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有利于赵国强军强国,才下决心胡服。其实当时胡人的衣服讲究的是实用性,虽然比不上汉人衣饰的飘逸雅致,但它既坚韧又保暖,更有利于士兵骑马作战。
胡人的衣饰和他们的作战战术一样,也是源自于常年累月的征战需要而发展,它衣服最大的特点是分为了衣服和裤子两种。衣服穿在内,外面套上甲胄。袖子紧束,易于握枪射箭,腰部细窄,有利于扭腰顺跨。
胡人头上戴着保暖的帽子,以纯毛皮制成,一般在右侧插上一束野鸡翎,两条尾巴把两耳罩住,一直拖到胸前。胡人穿的鞋子也与中原履不同,履属软底,鞋帮低,逢到泥泞容易甩脱,逢上石头易夹脚,但胡人的鞋子是正宗长筒靴,底是皮革做的,加厚有弹性,靴筒部分通常是硬金属。
上面列举了赵人与胡人衣饰的特点,二者一比较就知道,后者比前者更具实用性和灵活性,一旦打起仗来,胡人的衣饰就大大占了便宜。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赵武灵王,正是他将胡服引入赵国,再由赵国传遍中原大地,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胡服终于彻底的融入了中原文化,于是到了我们现代,才会穿上这种本不属汉人专利的裤子和靴子,戴上也不属汉人专利的帽子。昔日的胡人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胡服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一直潜移默化着后来的千年,而且与我们生活如此紧密相联。但也正因为“潜移默化”的原因,我们只知道戴上坠着铃铛的帽子,穿着时尚潮流的裤子和靴子,而遗忘了赵武灵王当初那双忧伤交织的眼睛。
金庸先生曾经有一篇演讲叫《关于中国历史大势》,其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依然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具有太强的包容性。这种文化犹如“北溟神功”,总是能够将别人的文化借鉴模仿并加以本土化和改善发展,终于融合到自己的血液里,从而复合出更加新鲜的色彩。
我想,也正由此,胡服经过一阵微澜之后,一声轻响便融进了中原文化,与之合为一体,不分彼此,没有你我。
胡服只是一种手段而骑射才是目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达到一个目的,需要采用多种手段与策略。因此,为了完成骑射之目的,除了胡服这一主要手段之外,还需要大批战马、大批弓弩、大批熟悉骑术的战士,但是既然第一步都已经迈出了,接下来的问题在“人”的作用下一个一个化解。
幸好赵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秦国人曾在西北高原放马一样,赵国早在赵襄子时期已经划定了代地为战马基地,并抢到了许多胡人战马相互配种。赵襄子不但抢到了马,而且还抢了两头中原罕见的骡子。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赵襄子把它放在山下当宝贝一样喂养,结果被老虎给吃了。
为了弥补战马和兵员不足,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6年(也就是胡服改革第4年)派兵攻打林胡,绳索果这一仗将林胡打得惨败,并且占了它大片领土,林胡王献上战马无数,于是赵武灵王就在刚刚得来的土地地上召募胡地士兵。
这一仗是改革后第一次大胜仗,赵武灵王回朝后,分别派楼缓、仇液、王贲、富丁、赵爵出使秦、韩、楚、魏、齐五国,他此举的目的很明显,他是向这五国表明友好相处的态度:“赵国是很希望和你们交朋友的,希望你们也不要没事来打我。”
赵武灵王的最终意图是:他不想和中原各国结怨,因为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攻打胡人夷狄这边,赵攻林胡之战就显示出了这改革的巨大效果,让他心中有了底气。
尝到甜头的武灵王胆子开始大了起来,在一年后(公元前305年)就出兵攻打中山国。(这里要注意,在山国是赵边界最强大的夷狄之国),大军共分三路,攻克城池四座,战果不大。两年后,复攻中山,再一次战果不大。
公元前300年,中山国的保护神——齐国由孟尝君田文率领去攻打楚国,这一样,伺机多时的武灵王象饥饿的狼一样扑中山国,一举将之歼灭。五年后,赵武灵王正式将中山并入赵国领土,并得到了大将乐毅。
攻灭中山是赵武灵王军事生涯的顶峰,但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这种胜利有胡服骑射作基。赵武灵王的一生,他政治的杰出超出了他军事生涯的辉煌,他具有高明的政治才能和优秀的军事才能。但是这种搭配是极为标准的,他是国君,政治才能比军事才能要重要的多,如果他擅于军事而不擅于治国,则只适合当一名将军。
政治高于一切,属于上层建筑,政治才能高于一切,属于哲学范畴,刘邦“善将将而不善将兵”则很能证明这一点。
赵武灵王个人魅力也很强,他在42岁人生正值壮年之时却作出惊人之举“退位让贤”。《史记》如此记载: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赵何是武灵王与美女皇后孟姚生的儿子,从小聪明,再加上沾母亲的光,被立为“太子”。赵何继位为君时才14岁,也是一个半懂不懂、童心未泯的小屁孩,不过他成人后,重用廉颇、马奢等一批大将,也算是杰出国君。赵何即为赵惠文王
赵武灵王退位做“太上皇”这一行为在后人看来是很不被理解的,因为作为一国之君,身处权力巅峰,受人尊崇,那是何等“惬意”之事?如果不惬意,也没有那么多皇帝诸如秦皇、汉武,痴心妄想“长生不老”,也没有那么多人处心积虑要争这个位子。古人有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代霸主、一代枭雄登基君临天下的过程中,枯朽的何止是万骨?如果说权力是耀眼的光环的话,国君的宝座更是让“人”疯狂不已,但赵琥灵王在做了二十七年的大事业之后毅然决定要培养接班人,于是甘于让位,让年轻人上台。(其实赵武灵王那时也很年轻,只有42岁。)史记如此说他退位的目的“欲令子主治国”,就是以儿子为主治理国家,而他则趁有生之年从旁辅佐,他这种打算既出于政治目的,也出于慈祥父爱,便他却不知道,他的大儿子公子章早已在一边怨恨冲天,只差“怒发冲冠”了。
赵武灵王颇有冒险猎奇精神,他做主父又不甘于寂寞,于是穿着胡人衣服率领士大夫们巡视胡地,颇有一种“功成自得”的豪迈情怀。
同时他又做出了另外一件让当时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他放下“主父”的架子,乔装微服,冒险进入秦国,了解秦国风土人情,山川地形,刺探机密情报。从这儿可以看出,微服并不是康熙、乾隆的专利,它早在两千多年前便由武灵王开了先河,只不过赵主父私访的不是自己的国土,而是自己最大敌人的国土。
赵主父在秦国转了一大圈,发现秦人在商鞅的法治改革之下,治安良好、人民恭顺、民风淳厚,更令他忧虑的是,秦人的军队士气高,国家官员人办事效率高,于是感叹道:“秦自孝公,四代国君,攻无不胜、战无不克,非侥幸也!”
赵主父的一番慨叹是忧虑与敬佩交织,他深知商鞅变法在秦国上下推行的强劲影响力,。商鞅属于法家,变法以严罚为主,短期之内就让秦国武装到了牙齿,实在大大占了先机。
没过多久,赵武灵王以使者身份拜见了当时刚继位的秦昭襄王。此时的秦昭襄王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向这位“赵使”提出了许多问题,赵使回答得滴水不漏,而且还很有高屋建瓴,于是心中惊奇不已。他会客完后反来覆去的想,那位“赵使”长相威武,气度非凡,简直不象一个使者,于是当既派人去追他,没想赵武灵王反应极快,早就从函谷关溜之大吉了。
后来,当秦昭襄王了解到这位“赵使”就是赵武灵王本人时,“秦人大惊”。
赵武灵王这一举动太富有魄力了,他为了考察秦国地形和秦王的为人,亲身涉险,勇气与尝试精神在当时没几个国君比得上。我想赵武灵王这个人如此有魅力,如果被某个导演挖掘了,准又会拍成什么《武灵王微服私访记》、《武灵王大帝》之类的肥皂剧和似是而非的历史剧来。
六、落日苦寒
赵武灵王为赵国开创了辉煌的一页,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结局竟然是被囚禁饿死,而他所策划的胡服骑射虽然大显成效,但它至死也不被那些顽固派所承认。
司马迁评价赵武灵王说“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我想,赵武灵王的死能让天下“笑”出口的人并不多吧,那种嘲笑只能让人齿寒,让人诅咒,而这类能“笑”出声的人也一定不是凡人,他们是那种思想腐烂如蛆、心肠恶毒如鸩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笑得出来。
赵武灵王立赵何为下一代国君,何他的舐犊之情实在太深,不忍心见赵章这个没娘的孩子受到苦难和歧视,于是将他封为安国君,封地为代地。
战国时代的这种封地制度实在是国家动乱的根由,因为封地之人不但可能征收赋税,而且能组建部队,出入俨如国君。虽然俨如国君,可必竟不是国君,而只是一个土霸王,于是没几个原意当这个土霸王,于是拼命组建军队,扩充势力,当羽翼既成的那一天,便对王室统治发起攻击。
也正是鉴于这种封地、封诸侯王制度的混乱,秦始皇才会听从李斯的建议,将地方军政大权收归于中央,地方的一切事务皆统属中央管制,从而建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
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同时也为了防止他犯上作乱,从中央派了一个“相”到代地去担任行政长官,并对公子章进行监督。赵武灵王派出的这个相叫田不礼。关于此人,史记如此评价“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就是说他为人残忍而傲慢,他与心怀怨恨的公子章一拍即合,将国家派他进行监督的任务抛在一边,“专心致志”的与公子章商量,如何从公子何那里抢回王位,如何实施阴谋活动。
当时的赵国,公子章与狗头相国田不礼是一对阴谋组合,流着哈喇子望着赵何那个王位;而公子成(就是赵武灵王那个顽固不化的叔叔)则又与李兑相勾结,他们不是想夺赵何的王位,而是睁着两对碧碧油油的狼眼睛盯着肥义的位置,他们想的是权倾朝野,独霸朝纲。
李兑是一个阴谋家,他利用公子章与赵何之间的矛盾,劝相国服义说:“公子章不满赵何的王位,与生性残忍的田不礼相勾结,一定会阴谋犯上作乱,而你是赵何的老师,又是国家的相国,是处在风浪尖上的人,一旦动乱起来,你将最先受到伤害。” 李兑还“煞有介事”的劝道:“子任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这段话白话意思是说,你肥义负重掌握大权,动乱会首先从你那里开始,灾祸也在你那里集中,你必定会先受到伤害。仁义的人博爱万物,而智慧的人则防患于未然,不仁不智,如何能治理国家?
李兑“设身处地”为肥义担忧了一番之后,才说出其最终目的:“依我看,你是聪明识相的话,就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放下你的职务,把权力交给公子成,然后你在家装病,这样就可以安度晚年了。”
李兑的狼子野心在最后才暴露出来,写到这里,我一想起他那张丑恶的脸和虚伪的语言,真有一种想吐的感觉。可肥义却没有吐,他严词拒绝说:“不可”,并列举理由“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势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
这段话是相当光明正大的,白话意思是说当初主父将新王赵何托付给我时说吩咐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变动你的忠心,坚持一心一意,辅佐新王,一直到死。”如今我如果惧怕田不礼的阴谋而忘记王命,那就是犯了变节的大罪。上朝接受了庄严王命,而退朝后就开始三心二意,这就是背负了不忠负心的罪名。变节负心,刑罚晃会宽容的。谚语又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羞愧。”
肥义的这段话核心意思是他宁愿死也不做变节负心之臣,这和阴险的李兑、顽固的公子成、残忍的田不礼、抱怨的公子章比起来,犹如风光霁月,高冈流云,出于浊世而不染于浊世,这确实是一片公义之心。
李兑被一席话反驳的无言以对,于是假惺惺的大哭道:“诺,子勉之矣。”这个意思是说:好吧,你自己保重吧。说完他便哭着走开了。李兑的这个“哭”,以及刚才那“推心置腹”的“忧”,暴露了为政者极其卑劣阴暗虚伪狡诈的一面。人性本来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久处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人就极度虚荣且贪婪;如果久处于勾心斗角的环境下,人就极为虚伪和狡诈;如果久处于压抑歧视的环境下,人就极为残酷和阴暗。
当然,肥义的那番话也许同样含有私心,但他却至死也不做变节负心之臣,勇气与节操也非同一般。
肥义最终没有放权给公子成,可他也觉察到了朝中深处的阴谋,为了保护赵何安危,他加强了宫中戒备,并吩咐说:“从今以后,有谁要想请见国君赵何,一定要先通知我,我先出去与来人会见,如果没有变故时,再让君王出来与来人见面。”这个措施到后来不幸的发挥了作用,当公子章假借赵武灵王的命令骗赵何出来,寻机刺杀时,肥义挺身而出,结果公子章杀了服义,让赵何逃脱一劫。
这一切阴谋,肥义虽然察觉,可他并未向赵武灵王报告,可能是他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但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增添了成功的可能性。他妥善的办法是除了加强宫中戒备之外,应及时旁敲侧击,让赵武灵王警惕公子章与公子成,从而将军权归于己手。
赵武灵王想做一代有为之君,也想做一个严父慈母,公元前295年,群臣朝拜新王,赵武灵王在旁边暗中观察,发现大儿子赵章神色黯然的向弟弟俯首称臣,于是心中很怜悯他,当时甚至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让兄弟俩都做国君。幸好这只是一个构想,如果真的付诸行动的话,赵国必将大乱,很快就会被中原国家给吞并。
赵武灵王在这儿表现出了一种很深的舐犊之情,这种感情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如果因为感情而掩盖了理智,则祸至无日矣。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了一点:赵武灵王在处理儿子关系问题上确实感情用事,操了“妇人之仁”。
从古到今,无论是国君还是后来的皇帝,都曾为立储君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当然费神思程度最深的皇帝是康熙,他的十几个儿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争皇位闹得天昏地暗,他晚年十几年都在处理这件事情,可谓是殚精竭虑,甚至他的死是病死、气死还是被人毒死,到现在都没有答案。康熙是一个,武则天是一个,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汉武帝刘彻又是一个,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更何况是天子之家的“经”。
悲剧一幕终于发生:公元前295年夏,赵武灵王参加完朝臣大会后,带着儿子赵何及一部分官员到当时的避暑山庄——沙丘去辽养。
赵武灵王与赵何分居两处,于是田不礼开始怂恿公子章作乱。他们率领从代地带过来的心腹卫队赶到赵何寝宫,谎称说赵武灵王要见赵何。按照肥义定下的规矩,肥义首先去接见报信之人,结果在半路上遭到伏击,身首分离。肥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实现了“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诺言。
公子章杀错了人,这下阴谋就暴露无疑,而且更重要的是错过了以最小代价最安全方式杀死赵何的良机,没办法,已经上了老虎背的公子章只好将暗杀迅速演变顾一场光天化日的逼宫篡位。
可事实却又在这里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一面,由于肥义事先做好的严密布署,赵何宫中戒备很森严,守卫们都很能拼,公子章与之交锋之下溃不成军,加之自己带来的人数不多,很快就丧失了主动权,被杀了四散分离。这一来,公子章由叛乱者反成了被追杀的角色,而那位狗头大相田不礼也被杀死于乱军之中。
这时又横穿上了另一路角色,那就是伺机多时的公子成和李兑,这一组顽固派加野心派,他们等了很久,一直就等二虎相争的乱局出现,现在时机已到,于是便借着消除叛逆的旗号,四处追杀公子章。公子章狗急跳墙,只好向不明所以的赵武灵王求救。赵武灵王爱子心切,收留了公子章,于是公子成的军队顺理成章的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宫邸。
这一戏剧性的发生就暴露出更大的阴谋:公子成原来不只要杀公子章,还要将赵武灵王一起杀死。公子章逃到武灵王住处后不久便死了。至于他是被赵武灵王以弑君之罪命其自尽呢还是被外面的军队杀死,史记中并无记载,只说公子章死后,军队并不撤退,而是继续包围赵武灵王的宫室。
公子成与李兑为何要连武灵王一起杀呢,那是出于怕诛连的原因。司马迁说:“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这话白话意思是说,我们因为杀公子章的原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的话,我们也会被诛连九族的。
这句话肯定是李兑对公子成说的,因为公子在个性守旧且迂腐,他对杀赵武灵王这一丧心病狂的行为抱以恐惧和不知所措,可李兑实在是一个极度变态的阴谋家,他这一句话最终使一伟略的赵武灵王陷入死亡绝境。但可叹的是,赵高、秦桧之流因为败国弑君而遗臭千古,可李兑这个小人却一直隐藏在历史的遮羞布后面,不为后人所知。
《史记》写武灵王被围宫的惨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这一百天的生涯肯定使赵武灵王明白了很多事情:“公子成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胡服骑射这场改革。”、“他这个国君有失察之责,这场政变在惊发之前,自己竟毫无所知。”、“他曾经以为自己因为胡服骑射而为赵国立下了大功,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幻影,他至死都没有得到尊崇,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他虽然是一个贤明之君,可他把政治想得太简单,忽略了政治的黑暗”。
可他也不明白很多事情:“公子成为何会如此绝情?”、“朝中大臣为何会如此绝情?”、“难道自己一生阅人无数,竟然到死时也没有一个忠臣肯舍身来营救自己?”、“自己何以会陷入这种境地,难道一切都是命吗?”
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一刹那的情景:赵武灵王胡子头发散乱而拖长,面颊深陷,疲惫无力的躺在木床上,望着窗外灰白的天空中那一轮孤独的月亮。月亮大而圆,似乎在晃动,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他感到眩晕而饥饿,这两种感觉揉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幕布,将身心紧紧包扎,越包越紧。他头脑是混沌而沉重的,往日发生的很多事情相互交织纠缠,越缠越乱,到最后就阻塞成一团乱糟糟的破絮,将全部记忆和思绪堵住,头脑中一片空洞,时不时可以听见一阵轰鸣┄
“这就是幻觉吧,也许这就是死亡的回味吧。”他这样感叹着,此时他心中也许不再对人怀有怨恨,也不再对这个世界怀有眷念,他只剩一种空白,讨厌的空白,他不喜欢留在这个世间受苦,想远去,风一样飘来,风一样飘走。如果此刻要说还真有一丝余味的话,那就是能喝上一口丛台滟玉酒就好了。
赵国邯郸境内有一名泉名“滟玉”,以此泉酿酒,泉香而酒洌。那酒味多么醇厚,喝下去,全身都是轻飘飘的,不剩肉体,而只剩触手可及的灵魂。喝几口酒,伴随着一阵轻飘的快意消逝,不留下任何气息,带走了一片混沌的空白。
赵武灵王在用小鸟充饥挨了一百天之后,终于死去了,他生前是受万人瞩目的一国之君,而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陪着他,没有食物,没有温暖,偶尔陪伴他的,也只有窗外树枝上清脆的鸟鸣和沙沙的风声┄┄
夜很静,这种静一直延续了千年,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能对已逝的岁月说些什么呢?许多人都远去了,许多人又出来了,可能到最后,很多岁月流去之后,留在宇宙中的,也只有那永恒的空白和混沌。
七、胡歌余息
这篇评传是我对历史人物的第一次直叙式写作,一万八千字写下来,加上查资料、消化资料的时间,大约花了一个月。写得时候,总体感觉是很苦涩,因为赵武灵王一生值得让人开怀大笑的事迹,实在不多。包括他亲身主导的“胡服骑射”,我也丛中体悟到难以负荷之沉重。
中国历史沉淀了这么多年,其中的沉重与阴冷的质感,也渐渐随着阳光的干涸,更加变得潮湿起来,没有多少人愿意知道过去确切的事实了,如果真要揭开其沉重的面貌,我想其间全部是白骨累累,毫无风花雪月可谈。鲁迅的话是对的,翻开教材,里面写满了“吃人”二字。比如前年时期央视播放的《汉武大帝》一样,我后面二十集是看不下去了,只觉得心头之沉重与悲凉,渐渐变得有点心灰意冷。
个体之生命相对于某个时势而言,微不足道,小人物的悲哀多半会换来无情的嘲讽或者麻木的无味,现代人只会对某位人的成功有兴趣,只对暴发户的智慧感兴趣,如此疯狂的急功进利。以如此的观念去看历史,只会看到宫闱权术之争或者牟利杀人之法。那么,厚重的历史所形成的“智慧”,真的是智慧吗?触及到传统底层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如果我否定的话,我在如此疯狂的宇宙一瞬间将何以自处?如果我肯定的话,岂不又与内心的自己背道而驰?
想着想着,自己都不禁迷糊起来了。
这篇评传,总体看起来可能十分干涩,像风干的澄子,毕竟我对于历史,对于历史人物,有太多的地方不知雕琢,而且肯定多有遗误。当初萌发写作的念头,也是看了李牧传记后才慢慢接触到赵武灵王这个人,心里只是想把他还原出来,于是就在是非之中写下了如此破落之文字。
现在没有时间了,等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会再将它作一番阔斧施工,把文言部分去掉,改得再白一些,再有情趣化一些,如此之后,我想,澄子终归会鲜美起来的。
非常各路大侠参与讨论。
赵武灵王是河北的传奇英杰,如果河北的朋友能看到这篇评传,我就太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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