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凭文字播风雷

中国文人结社的风气由来很久，与同道文人间的小圈子中，党同伐异、互相吹捧轻薄，还略微带有些歃血订盟的意思，这种多少带有些农耕文明烙印的习气，似乎很适合中国旧式文人的口味。坐在轩中高谈阔论，发发牢骚，骂骂太平的讪门，捎带喝点花酒，捧个名伶，也算是文人骚客搞出声势的传统方式了。

清末民初颇有声势的南社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团，但她和之前的文人结社又些不同，党同伐异的范畴不再是学术间的差异，更多的是阶级思想上的争斗，甚至她还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方向。

（一）

南社，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团体。她既没有明代东林学社那样明显的政治朋党色彩，文化的内涵还是主流的，却又是成员遍布各地，几乎包容了当时及以后几十年中中国政治和学术界出彩的人物；但她也不像之后的“左联”那样，完全是由阶级政党左右，虽然她的成员大都来自同盟会，但社员的创作还是比较个性化的，不同“左联”成员的文章，政论色彩和阶级性浓烈而文学的欣赏性稍有欠缺。南社就其诗歌创作的艺术内涵来说，的确是开了中国旧体诗的新风气的，甚至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诗出现前，是最有新意和战斗力的。

当然南社也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以诗会友的诗学团体，这个诞生在辛亥革命前的诗社，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抨击晚清的腐朽政治，宣扬民主共和的思想，为他们心中的共和高唱赞曲的。在延续的近二十年的活动中，这种谋求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未变。只是她和她所依附的新政治的命运一样，几聚几散，内讧不断，终了还是人去曲亡。

提起南社必然是要说柳亚子的。在某种程度上亚子先生与南社是等同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曾经的辉煌，更不会有新南社的延续。把柳亚子说成南社的灵魂一点不为过，特别南社之所以在四九年后还被人知道，那就完全要归功于柳亚子和毛泽东的一段友谊，一九四九年新政协前夕，毛泽东的和柳亚子的七律赠诗，让柳亚子一夜成为全国妇孺皆知的人物，也让南社这个已经湮灭的诗社为人重新认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这首诗的用意几乎到了白话的地步。关于这首赠诗还有一段小的插曲，当年柳亚子由香港北上赴京参加新政协的会议，他是满怀喜悦和自豪之情的，与毛泽东的几段不错的交往，特别是重庆和谈时候，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相赠，更是让他踌躇满志。却不想到了北平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及时接见他，奉为上宾。为了迎接民国政府的谈判团，还让他迁出北京饭店，移居他处，柳亚子此时的心态可想而知，他牢骚和不平也到了有失风度的地步。周恩来绵里藏针的劝慰，多少让他有些难堪。毛泽东的和诗就是这个情形之下写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的意思非常坦白，老朋友是不需要计较形式上的东西的，他柳亚子的事情早有了安排。为了安抚这个老朋友，毛泽东亲自陪同谒拜中山先生的衣冠冢，还破例给他的书斋题了“上天下地之庐”的斋名，这样的荣耀在亚子先生一辈中是罕见的。

正是这样的缘故，才使南社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团体，在以后的时间里，得以用比较公允的面目示人眼前，没有沦落到反动或者腐朽的组织。大凡在那个时期能够侥幸躲过政治灾难的人，多少是要和毛泽东有些直接联系的，诸如章士钊先生，虽然大开言路，遭到批判，却有毛泽东的一纸批示平安度过；他为刘少奇的事情上书毛泽东，也没有想象中的龙颜大怒，而是拿到了一大堆关于此事的材料；倒是他的《柳文指要》在七十年代初得以发表。还有被视为右派的典型人物，公然在会议上顶撞领袖的梁漱溟先生，虽然屡遭批判，却还是当着他的政协委员，以示毛泽东的雅量。

亚子先生在一九五八年就去逝了，没有经历后来的腥风血雨，但想来他也是能够平安度过的，因为他和章士钊们一样，此时只是一个颇有学问的垂暮老人而已。毛泽东是深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的，只是那些不曾相识的人，也就懒地去过问一下。

（二）

我把话题扯地太远了，未免有些离题。如同写南社只提柳亚子，也就偏离了主题，以一人之力是扛不起这样的大旗的。南社所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显然是借南明的典故来表灭满兴汉的心迹，是由那个字号巢南的吴江大儒陈去病，会同字号钝剑的金山才俊高旭和亚子先生在上海共同发起的。

早在光绪二十四年，陈去病就在家乡吴江组织雪耻学会，积极响应维新运动，赴日留学后，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学成归国到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良，名声渐隆。光绪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为孙文、黄兴等赏识，开始为共和政治奔走，在安徽府中学堂与黄滨虹等，假纪念明末进步思想家黄宗羲组织黄社，稍后在担任《国粹学报》编辑时，与吴梅组织神交社，一时影响很广，为清廷所恨。女侠秋瑾被害，毅然在杭州组织秋社，抨击晚清政府，大唱民族高歌，奠定了他在当时江南的文化领袖地位。

武昌首义后随即创办《大汉报》,配合新政权，宣扬民主共和思想，投身到南方的政治怀抱。袁世凯窃国复辟后，随孙中山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督师北伐，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孙中山先生誉他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

孙中山逝世后，对陈去病的打击很大，原有的政治热情随着孙中山逝世而失去。他对蒋介石既没有好感，也没有心存半点敬畏的意思，对蒋北伐后的独裁统治更是不满，所以拒绝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从又回归到学术研究中。

他一生不断地在组织盟社，先是黄社，又是神交社，又是秋社等等，宣扬自己的民主理想和抨击晚清的****政治，在组织南社之后，更是离开文化的舞台，直接进入了政治舞台，用自己的思想去创建理想中的共和政府，最后被无情的现实粉碎，回归书斋。但是当初的南社，如果没有他的影响力，很难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现代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化精英的诗社。

名号钝剑的高天梅，留学日本时就加入同盟会，并任江苏分会的会长，创办《醒狮》杂志。曾以一夜之力，伪撰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二十首，刊刻印行，名震江东。辛亥革命后，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以后又任民国众议院的议员。后因接受曹锟贿选，受到舆论谴责，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诗人发表声明，宣布“不再承认其社友资格”，而忧郁早逝。在南社创立之时，正是他意气风发的年代，少年才俊为时人仰慕。这时的高旭和稍晚入社的汪精卫相仿，或者是少年得意的太早了，就有了太多的功利思想，他丧失了文人的根本，而汪精卫更是堕落为民族的罪人，丧失了人的根本。

最初陈去病对高旭的评价是要高于柳亚子的，就当时的影响力和声望，柳亚子和陈高两位先生也是有别的，只是陈高先后进入政治的圈子，少有时间料理社中的事物，唯留亚子先生独撑场面。

在南社初创时期，还有一位年轻人不能够不说。他对南社的推波助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亚子先生和他的公子柳无忌更是对他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悉心研究，仅亚子先生所撰写的研究文章多达四十余篇。这个年轻天才就是苏曼殊。

这位有着日本血统的爱国文人，除了他的先期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和革命行动，后期卓越的诗文小说的创作，得到世人的仰慕外，更有他的奇特个人生活经历，几度受戒出戒，剃着光头喝酒吃肉，醉卧青楼等逸闻吸引人的眼球。

苏曼殊从日本回国后，先在苏州吴中公学待了一段时间，随后就去上海《国民日报》做翻译，与章太炎、陈独秀交往，并向两位学习古典律诗的创作。太炎敷衍了事，陈公又时间甚少，他不得不自学而成才。这时候的报子就像开关公司，《国民日报》的停刊他也就失了业，于是他远去香港投靠陈少白，却因误会而遭陈的冷遇，一气之下，苏曼殊跑到广东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这是他十二岁在广州六榕寺首度出家，犯禁被逐后的第二次出家，不过这次时间也不长，数月之后，尚未取得正式和尚的资格，即乘师父外出之机，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溜之大吉。从此以“博经”自命，并自称“曼殊和尚”，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

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但是他的创作却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而比起同时代的人更有激情，他推崇拜伦，第一个把拜伦的诗作翻译出版，他喜欢雨果，在翻译《悲惨世界》时，竟然杜撰情节，添加人物，表述自己的革命见解；他的诗风格别致，深受“小李杜”的影响，时时流露表现个人身世之悲、情思之忧，又不忘掺杂佛教的色彩，表现佛法与俗念的冲突。而他的小说在保留了中国旧小说的诸多优点时，又兼收了西洋小说的长处，开创了中国小说的新气象。

（三）

南社的第一次雅集在苏州的虎丘山脚下的张国维祠。选择张东阳祠作为雅集的地点，他们是深有寓意的，亚子先生是研究南明史的专家，南社又是以“操南音不忘其旧”为名的，所以这个张国维的祠堂恰好合韵。

张国维在崇祯朝当过几天兵部尚书，上任没多久，清兵侵入京郊，他获咎辞职归里，半道又被捕解入京下狱。在他担任兵部尚书前，曾经在江南广修水利，著有《吴中水利全书》，颇得吴中百姓爱戴。所以入京后以治河有功获释复职。

清顺治二年，南都陷落，他拥鲁王朱以海监国，领武英殿大学士而督师钱塘江，与清军作最后的厮杀。但是总兵方国安拥兵叛降，使浙东的南明鲁监国政权顿时湮灭，张国维退守东阳，渐而清兵直抵东阳城下。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维上演了一幕和南明各个小朝廷相似的又可歌可泣的壮烈举动：

遂召二子问生死态度，长子世凤即表示决不偷生，次子世鹏应答稍缓，国维即怒以石砚掷击，不中。世鹏泣对“从容尽节，慷慨捐躯，儿等甘之如饴，唯祖母年迈八旬……”。

午夜，国维穿戴衣冠，向母诀别，从容赋《绝命词》三章，又写“忠孝不能两全，身为大臣，谊在必死。汝二人或尽忠，或尽孝，各行其志，毋贻大母忧，使吾抱恨泉下！”掷笔于地，付遗书于次子，投园池死。

张祠的雅集在宣统元年的冬天，参加的人也只有寥寥十七人，另外还有三个来宾，可谓是门庭冷落，谁又能够想到日后她会成为群贤汇集，社员超千的民国政坛的摇篮。这次雅集中，推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南社的初期，会员多为同盟会的成员，所以其诗风一改晚清的委靡和颓废，显现出强烈的战斗气息，很快为年轻的文化人推崇，几年之间会员遍布南北。黄兴、李根源、于右任等一大批同盟会骨干的先后加入，更是把她演变成为以后国民政府的摇篮，但同时也为南社的内讧留下了契机。

亚子先生在首次雅集中没有进入编辑员三头制中，这样的情况延续了不短的时间，直到南社于上海举行第七次雅集时，柳亚子因不满诗社的实际现状，以及出于对南社发展的考虑，建议改编辑员三头制为一头制，并自荐由自己来担任。

但这一建议遭到否决，虽然陈高两位没有时间来顾及诗社的事务，不过他们此时的地位和名声都是其他社员所追慕的。况且第五次雅集临时接替编辑职位的宋教仁，景太昭等，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也是远高于亚子先生的。

宋教仁的名声是不必讲的，而景太昭似乎就很陌生了，而就是这个似乎无名的景耀月，在民国初期的舞台上着实是位显赫风云的人物。他早年是中国留日同学会主席，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以山西省代表的身份被推举为各省代表会议议长。因为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便由他起草了《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法》，这两部法律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是里程碑式的，由此奠定了此公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更为出彩的是，在举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而就职宣言未准备妥当之时，他执笔急书，一挥而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亲手向孙中山交付了印绶。

对于社员的这种攀附心理，柳亚子愤而宣布“出社”。直到两年后南社第十次雅集时，陈去病，高旭等人根本无暇社中的事情，临时担任编辑的几位先生也是偶然为之的状态下，柳亚子的意见才被接受，同意改编辑三头制为主任制。柳亚子重行加入南社，并在此后的选举中被选为南社主任。

这是南社发生的第一次内讧，也是文人结社的必然的后果。对柳亚子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名实相副，从苏州雅集到现在，南社确实是他在一手操办。但是这次的变动，给南社遗留下再次内讧的祸根，而且是致命的。

因为反袁斗争的一再失败，宋教仁、陈其美等社员的相继牺牲，资产阶级革命的溃散，北洋军阀的强权统治，南社社员在其心理有了疑惑和彷徨，反映在南社成员的创作上，便是对“同光体”的不同评价而发生的争论。

姚锡钧、朱玺等人竭力吹捧陈三立、郑孝胥等前清遗老诗人，柳亚子、吴虞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争论的后期，朱玺由为“同光体”辩护发展为对柳亚子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柳亚子以南社主任名义发表紧急布告，宣布驱逐朱玺出社。随后，又驱逐了支持朱玺的成舍我。被遭驱逐的成舍我与广东分社的蔡守结合起来，成立“南社临时通讯处”，号召****柳亚子，恢复原来的三头制。

一时南社风云迭起，陈去病在关键的时候支持了柳亚子，他在《民国日报》发表启事，声明：“驱逐败类，所以维持风骚；抵制亚子，实为摧毁南社”。这次内讧，让柳亚子受到刺激，心灰意懒。南社也从这次内讧后每况愈下，社务逐渐停顿。到了高旭等多名社员收贿投票曹锟，南社的丧钟也由此敲响。虽然陈去病、柳亚子等十三人联名发表《旧南社社友启事》，宣布不承认高旭等人的社友资格。但是南社的最初的纯洁诗境，已一去不返。

（四）

从第一次雅集后，南社的雅集地点多数在上海，地点是愚园和徐园，二十周年庆典时，才又重新回到虎丘脚下。此时的南社已经不是当初的文化清园了，社员过千，政客济济，且遍布全国 。这样的社团不是正常的，所以有人提起恢复社务，亚子先生说，不必了。早在民国十三年，柳亚子与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组织新南社，与旧南社彻底分裂，柳亚子甚至抛弃了旧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的宗旨，转入新文化的大潮中。柳亚子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对于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更情愿加以忠实的研究。”。但新南社的刊物仅仅编辑了一期就告完结，所以亚子先生的话是清醒的。

南社在继承明遗民的志节的同时，缺乏对明末历史的反思，更缺少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发散着过了时的“名士气”，“诗的”“浪漫的”酸气，还有些与同时代脱节的遗老式雅集方式，因此这样的转变也不过是种口号而矣，并不能够使新南社焕发出当年的豪气。新文化的传播只能依靠周氏兄弟这样的挂名社员和胡适这样的非南社人士来完成。

民国二十三年，南社上海新雅酒楼有了一次临时的雅集。还谱了一张“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名录，推柳亚子为宋公明，时蔡元培先生在座，添为晁天王。虽然表面很红火，但是对于重拾社务，亚子先生还是几年前的那句话，不必了。他已经清醒地明白南社只是历史了，民国二十三年不再是宣统元年。他似乎也厌倦了这样的文化活动，直接地参与到改组******的政治工作中。

在这次雅集中推出了一位小辈英雄曹聚仁，若干年后，他集学者、报人、作家于一身，往来于中共和******的高层。曹聚仁因为深得亚子先生的器重，得以和民国政府高层中众多的南社成员相交，为他晚年的两岸沟通奠定了基础。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他是唯一既于鲁迅交好，又和知堂交善的作家，在现代政治中，他也是一个既能够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又能够和蒋氏父子谈谈的人物。

对于南社他有一段颇有玩味的阐释：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自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我们应该承认是个文学上的缺点。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汪精卫胡汉民在同盟会，在南社都是一流的角色，他们的政治手腕，却处处不及杨永泰，这便是以诗看待政治不以散文看待政治的过错……

岂料曹先生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来看待政治呢！周恩来在谈到曹聚仁关于国共关系的想法时，也用了一句“婉曲”手法的评论，曹先生太书生气了。

关于这篇“旧闻”多半来自各方资料，是在搜罗民国苏州文人和试写“大师余话”时写下的，曾拟名《柳亚子与南社》，但写后总感觉不妥，最后才用亚子先生对话做了现在的这个题目。

就南社来说，她是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的汇合，不是一人之力能够造就的，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转换时期，造成了她既有先进的反判精神，同时也有某些遗老的顽固的一面，最后的结局和那时间的众多新兴社团一样，很快被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代替。但她的所表现出来的反判勇气和精神，影响和激励着中国文化逆变的新一代文人。今天谈到她也只能算是旧闻，但是旧的东西久了，里面的一些东西或许会有点值得玩味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