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的“疲软”，周国平的“阳痿”

我曾为余杰唱过真诚的赞歌，认为他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够坚持行走在求索真善美的路上，守护精神家园的“在路上”的“过客”；我也曾为周国平独坐书斋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深入浅出敲过边鼓，把他看作我的哲学启蒙老师。但现在我却向余杰和周国平抡起了板砖，希望能用笔剥他们的皮，似乎我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但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我宁愿承担这一恶名也要执笔说出心中积压已久的话。而且，我认为，每一个人的精神成熟都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斗争，进行否定的否定，才能够慢慢地形成健全的世界观，从而得出比较全面客观地观点。另一方面，我批评他们也符合他们所倡导的说真话，不崇拜权威地精神。我地批评也是建立在喜欢他们的基础之上，希望他们能以一个颇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给中国的思想界注入新鲜的血液，搅一搅这一池死水，或许沉渣泛起，夹杂着珍珠也说不定。

用“疲软”，“阳痿”，这些颇为暧昧的字眼，并不是我为了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而是我在读他们的书之后所得出感觉。我想，这些带着色彩的词语只是切入他们一向的文风的小刀，我希望能够引起人们惊诧后的沉思，而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字眼上面。我所效颦的乃是李敖“**********台湾，意淫大陆”，此谓“借他人之酒杯浇我心中之块垒也”。

余杰的“疲软”

余杰的出名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与他的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有关，另一方面他那口无遮拦的文风正切合了充斥靡靡之音的文坛。他自己在《压伤的芦苇》中也提过这点，因为贺雄飞看了以后，认为他的打印的手稿既有文化价值又有商业价值，有对《火与冰》进行了商业包装，并把他的《火与冰》、《铁层中的呐喊》纳入了草原黑马部落丛书。

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人或者一本书能给思想界带来多少震撼，但如果每个人文知识分子都在市场经济中的“帮忙”、“帮闲”、“帮凶”，那就必须有人为暮气沉沉的思想界注入新鲜的血液。无论这血液是媒体注水也好，还是真正的充满热气也好，它都能为出版商带来商业上的利益的同时客观上达到了它的震撼作用。余杰的处女之作就是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市场经济社会并没有太多的出版社愿意出版亏本的纯学术作品，而对于大众而言，学术只属于少数人的专利。余杰的文章就只是一个血性青年独立思考的杂文随笔类型的而缺乏浓厚的学究文。我们姑且不论他的作品有道理还是没有逻辑，至少它在形式上打动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学院式的知识分子。正如有人所言“当文坛上充斥了那些全面周到四平八稳的文字垃圾的时候，余杰从其少年人才有的胆气和豪气令人悚然一惊，其震惊的效果恐怕多头半正来自于所谓的‘片面’”。余杰对出版商出于商业炒作目标把他称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是明确提出过反对的，但对于后来被称为“鲁迅精神的传人”却未见其反对过，可见其是颇以此自许的。但是他真的把五四以后断裂了的一环接上了吗？刚开始，我是以为他就是鲁迅所称唤的精神界的战士，有着个人的自大而非“群体的自大”。但随着他的书出得越来越多，我发现，或许余杰很喜欢鲁迅，但是他并没有体味到鲁迅的真精神。无论他的文章风格还是他的性格都与鲁迅相去甚远。现代文学有一个鲁迅是我们的自豪，但仅有一个鲁迅却也是我们的悲哀。高中时代我多么希望有千百个鲁迅在中国站出来，然而，一个也没有，那时我还不知道鲁迅是独一无二的。

余杰的出现让我眼睛一亮，紧跟他的脚步，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或许在早期，鲁迅是余杰的精神导师，他也希望接近鲁迅，甚至超越鲁迅。但事与愿违，他成名之后的不甘寂寞和浮燥注定了他与鲁迅背道而驰。随着他读的书越多，鲁迅这个精神面貌启蒙者也已从他的视野中渐渐淡出，现在他提到鲁迅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大胆地估测，鲁迅只不过是他早期的一个幌子、一个旁征博引的对象，他既没有鲁迅的深刻的客观，又没有鲁迅无情的解剖自己的勇气。（这一方面，钱理群在《想飞的翅膀》中也对他作过批评）

例如，在余杰与余秋雨的“忏悔”之争中，他在文章中用了“文革余孽”等一些大批判色彩语调的词语时，让人想起二十年代郭沫若对鲁迅的批评和文革中的语言暴力。在别人指出后，他说自己也是中了文革的遗毒，文革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教化的毒素深入到了他和每一个人的语言、行为乃至思维方式之中，所以他才会提出“忏悔”这个理念。在我看来，余杰的忏悔和反思是造作的，并不能来自他的内心，而是经别人提出后的隔皮搔痒和自我保护，是为了让自己站在更高的道德制高点而作出的以退为进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他和余秋雨都是懂得作秀的知识分子。

我们且又看看余杰是怎样反思的？在《压伤的芦苇》的前言中，他讲述了安徒生、朋霍费尔、特雷莎修女、活慕布郎四人的故事后说：“作为一名写，我感动愧疚和自责的是——我的生活、我的写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与爱疏远甚至隔离了。”余杰把自己早期文章的辛辣、偏激、愤怒看作是缺乏爱的因子的滋润，因而从咀咒黑暗转向让自己发光，希望自己沐浴着爱在写作。殊不知，这一转变正是余杰“疲软”的开始。

罗马并不是一夜建成的。孙郁在余杰的《铁层中的呐喊》一书的附录中谈过这样的话：“余杰的冲动是思想者的，是一个通过阅读、冷观和青春的萌动而激活的生命之流。”当年孙郁的话对青春余杰的一种赞扬，他的论述是准确的。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余杰的思想从书本上来，他与体味过下层生活的摩罗不同，所以他阅读到一定的数量就容易形成蒙因所说的“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性和灵性。我和朋友曾讨论过余杰与摩罗两者文字的不同。摩罗的文字说的都是自己的话，是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而余杰的文字貌似锋利，但他的锋利都是借用别人的话为自己的文章增加杀伤力，他的旁征博引让他迷失了自我。别人的力量决不能持久，一旦少读书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唯有自己站在大地上，产生的力量才会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所以，从这一方面说，余杰今日的“疲软”是必然的命运。从书本到书本，从知识到知识，内心里是极其脆弱和虚妄的。正如他在《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说的：“理论家的悲剧在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余杰大段大段地摘录别人的文字，是不是说明他的思想力逐渐丧失呢？余杰从愤怒尖刻走向他对宣称的“爱、怜悯”可他用爱作底色的文章是让人失望的。文章经常出现的《圣经》上的话是让我们看到了余杰的“疲软”，他所谓的沐浴在爱只不过是让爱和怜悯变成了媚俗。是“刀客”余杰的妥协和退让。

我们纵观一下余杰的写作生涯。呐喊过后名有了，出书也容易了，于是书一本一本地出，质量也一本一本地下降，内容也一本一本地重复。浮躁的余杰已无法安静的读书、思考，他的写作速度快、文章数量多是说明了他对自己的不自信，而期望发出更多的声音让人们记住自己。看看他现在的《光与影》，简直不堪入目。他作为访问学者访美时所写下的介绍性文字，已经让人看不出余杰当年的影子。我想生活真是最好的驯兽师，余杰这匹黑马已失去了野性，改向“自由民主”的美国唱赞歌了。当年冷嘲热讽考托福像背红宝书的，到了自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去反而露出了奴隶的嘴脸。对余杰的这种转变我甚为失望甚为痛心。

从血性男儿作金刚怒目状，功成名就后失去血性、失去尖锐，这是不是每一个思想批评者的命运呢？他们先前的不满是为天下之忧而忧还是秀才未及第时的牢骚呢？或者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聪明了，还是我们太愚蠢了，以为他们一骂人就是精神界的战士了呢？

再说说余杰的剽窃问题。2003年，余杰曾在天涯社区贴出《余杰关于种种“抄袭”指责的声明》，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从他与张育仁、与朱大可、与何新的一系列纠纷中，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现在只说我的一点小小的疑惑。余杰在《老鼠爱大米》中有一篇关于“****”的文章与莜敏编的《人文随笔》一书中的云飞一篇文章《沙俄时代书刊检查中的告密》惊人地相似，至于谁抄袭谁，我就不得而知。（我手头上没有余杰的《老鼠》一书，故只能空着，哪位有心的读者可帮忙。在这里，我说说，只是希望余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余杰自己无意中“引用”了而不自知也不定，他的记忆力他颇为自负（对此，我就十分惭愧），他读的书多，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忘了却以为是自己的观点，就好比当年“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公案一样。如果是剽窃的话，余杰要解决“疲软”的问题并不能靠些伟哥——抄袭，而是应该沉潜下去，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吸收多一些养料，再“挺”起来也不迟。急于求成不仅坏了身子，也坏了名声，毕竟，他的成名与木子美、芙蓉姐姐之类的人不同，他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国平的“阳痿”

如果说我对于余杰是一种批评的话，那么对于周国平，我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如果有人说，对于一个老人又还有什么期待可言呢？周国平已经到了耳顺的年龄，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但我依然有信心。因为周国平并不是不能“坚挺”、乃是不愿“坚挺”，只要他肯改变自己的选择和妥协，那么他一定可以在现在的一片赞扬声中的文坛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也就可以写得有激情一点，而不是闲适、闲适、再闲适。

余杰与周国平二人，一个生于七十年代，一个生于四十年代，同在北大毕业，身上却有着太多的不同点，甚至可以说在写作风格上截然相反。或许也只有在兼容并包的北大才可以在同一所学校产生如此相反的风格。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余杰是由于“坚硬”而逐渐“疲软”的话，那么周国平一开始就是“阳痿”的，余杰选择批判社会来改变社会，周国平鲜有激烈的批判而是以一种温和的规劝改变人性而来改变社会，他的选择的道路在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方向。

王富仁在《读书》杂志讨论林贤治的《人间鲁迅》时曾说过：“学院派教授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现在是教授，还可以做比教授更‘大’的官。第二种选择，我既不支持官方，也不支持反政府的力量，我就在那里读书，告诉大家社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要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宽容的，同时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这是做教授最保险一条路，弄得好，还可以传世。第三种，假如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在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站到受官方压制的人的一边。”稍微对余杰和周国平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余杰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周国平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对于余杰，我对他的精神十分赞赏，对他的行为上面有所分析，这里不再赘言，只作对比）周国平对于自己的选择是自觉的，他在自传《岁月与性情》中说到自己的定位：“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显而易见，周国平缺少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只愿为内心的平静而写作。他好像把自己与当代社会隔绝开来，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人性的孤独感、对爱、对婚姻家庭等仔细？？，而对于外在世界的关注作冷眼的旁观，对于****的暴政，对于现代社会的罪恶视而不见，即使谈到，也只是作一些大而泛的“空对空”。联想到余杰批评钱钟书在文革中的明哲保身是舵鸟行为。可见在余杰的心目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有所担当有所抗争，如果对邪恶不作批评只是沉默也是一种罪恶。在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假设，余杰会批评周国平吗？按道理是会有批评的，但现实却没有。网上没有分析，我也颇感到奇怪。余杰博览群书，应该也看过周国平的书。周国平有的话写在余杰出名之前。即也颇像余杰的画像和周国平的自诩：“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者想当精英的人太多了，而智者太少了，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在这里，周国平是把自己当作这样的智者的。然而，他就真的是这样的智者吗？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他逃避知识分子责任的遁词。

读周国平的如《风中的纸屑》之类的文章时，如果不看名字，只以为是一般的小男人的小唏嘘，面对柴米油盐，发些风花雪月的感叹，给人的感觉是现代的流行报纸副刊上的消费性的文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周国平所说的一段暑期内因约稿太多而敷衍而成的垃圾。反正，以他的才华写这类文章太浪费了。这些感叹自有平庸的作家领导大众跟着潮流走，他应关注精神领域内的事又何必横插一腿呢？以他的学识和灵性，写这些文章自然游刃有余，可是这些“帮闲”文章，于人何益，于周国平自己又何益！所以，有时我甚至觉得，周国平，刘庸，汪国真都是同一类型的小男人，只不过周国平的哲学作为底蕴，显得深刻和小资一些罢了。相比较之下，我更宁愿读他的《尼采与现代人的危机》这类文章，既有回顾总结，又有洞见展望，对读者有着不少的启示，可惜这类文章太少！可能，中国的作家太聪明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该沉默。

我读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时，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小细节：他说他有一种迷信心理，走有图案的马路时特别小心不踩线，觉得踩了就不吉利。根据路依德的潜意识理论，周国平的心里是觉得生活有禁区而不该涉及的，如果不小心角了禁区就有可能惹礼祸上身。投射在他的写作上，他的写什么不写什么是在心中掂量过的。例如她写人的心理，写人的文化行为，却鲜少涉及国家政权对舆论的压制，鲜少对具体的事件发表意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周国平的自觉选择，他在《岁月与性情》的序言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看似超然物外，淡泊明志，其实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

周国平的这种自觉选择决定了他的文章是没有火药味，没有男子气概，是“阳痿”的，是一种流行的软行读物。有人说：“男人不可不读王小波，女人不可不读周国平。”周国平把女性喜欢他的书，归结为两个原因。第一，他比较能够欣赏女性并体会她们的心理。第二，女性离功利战场比男性远，心比较静，又看重情感生命，容易与他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其实，我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阳痿”给了女性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拉近了他与女性读者的距离。女性大多是肤浅而感性的动物，所以满脑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等哲学思想的周国平便成了深刻而又感性的男人。与这样的男人交流既有精神上的满足感，又不会使肉体感到被侵犯。

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说：“又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一种是轻松的，一种是紧张的。”周国平走的就是轻松一路，是闲适，闲适，再闲适。他的“轻松”是一种经历大风浪后的淡定，是一种于纷中找出安静的闲暇。他已经六十岁了，我的期待是否会落空呢？他的羞涩的性格决定了我的期待是苛求呢？我不知道，但“一切伟大的写作行为，其实都是一种冲突的形成以及缓解，是作家与现实，与灵魂事物之间的一种内在斗争。”我希望能看到周国平在写出自传后能有伟大的作品问世。这只是一个普通读者的一点期待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