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年中国农民沉浮录
序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从刀耕火种到曲辕梨的出现，再到现代化的大规模机械作业，农民，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斗争始终支撑着中国文明的天空，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正是因为农民的力量如此巨大，所以早在汉文帝时期就提出了“夫农天下之本也”的观点，继而发展成为“重农抑商”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缓到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唐太宗也是因为亲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才发出了“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不单是汉文帝和唐太宗，历代贤明的君主都极重视农耕。
在古时的祭天大典上，首要的事情就是祈祷神州大地风调雨顺。帝王还要亲耕，以体验民生的疾苦，过去书香门第常悬挂这样的楹联以劝诫子弟——
“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种地读书”
有句话叫“国泰民安”——国家强盛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话应该倒过来，“民安国泰”——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能强盛。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农民的地位始终都被列在知识分子之下而远在工商之上。“仕民工商”这一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直持续了二千多年。
然而实际上呢？这支农民军的队伍实在太庞大了，庞大到他们只能深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即使在“公私仓檩俱丰实”的开元盛世，农民也不过仅仅解决了温饱而已。若逢天灾****，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甚至一次次地上演“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
回顾中国近代的历史，人们往往困惑于******的失败。一支拥有大批美式装备的数百万大军，一支将狂妄的日本人拉下马的强悍之师，为什么偏偏在用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而又不堪一击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丢掉了中国上千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其实，这很好理解。******的政权是建立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基础之上，它的政权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政权，而共产党则是代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起码在二十八年的斗争中，这一性质没有改变。
前些年党中央大力提倡的“三个代表”运动，以及现在如火如荼的“保先”运动，是不是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共产党这一根本性质正在逐渐的蜕变，而它的领导人又不希望这种蜕变的发生呢？
中国好比一座大厦，******是富丽堂皇的上层建筑，而共产党则是深埋于地下的基石。两次国共合作，使中国的大厦牢不可摧。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都在这座大厦面前折戟沉沙。而国共合作一旦破裂，共产党撤掉了属于自己的基石，******的上层建筑自然土崩瓦解。
曾经和别人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孙中山不死，国共两党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合作？结论是否定的。
在国外虽不乏多党合作的范例，美国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交替执政，但是却和国共两党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执政纲领虽然不尽相同，但政党的根本性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国共两党则不一样，他们是基本性质完全对立的两个政党，虽然他们都抱有“救中国”的同一目标。而一旦完成了这个目标，两者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就会显露出来。这就象六十八年前蒋介石在庐山上的预言一样“中国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
可惜的是，蒋介石救中国的办法无异于扬汤止沸，而毛泽东则来了个釜底抽薪！
又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一个成立于1921年的政党，一种由欧洲传播过来的思想，是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认同，就赢得了中国老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持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动了一场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土地革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的命运就是农民的命运，而农民的命运，往往也就是中国的命运。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爆发，都是从土地开始的。从陈涉、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的“四有三无”，以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无一例外。
然而，他们的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失败于官府的围剿，内部的分裂，就是失败于地主阶级的窃取果实。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完备的土地革命纲领，但它并没有认真地执行。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才是最伟大、最彻底的。
自从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第一个土地革命口号——“打土壕，分田地”的提出，到如今已有七十八年的历史了。七十八年，对中国历史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但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却是经历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有过的地狱天堂之间的巨变。
中国农民在七十八年中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命运转折。这里既有坚决、彻底的革命，也有政治决策上的严重失误；有英明、正确的领导，更有大手笔，大智慧的良苦用心。
今天，笔者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走进中国农民的命运。只有在面对历史的冰川时，人类才会有明澈、理性、深刻的思考。看过中国农民七十八年的沉沉浮浮，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会平静。
伟大的革命
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时期，自1927年到1952年，25年的时间。短短的25年，中国共产党以其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及惊人的气魄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奇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割锯，泱泱大国千疮百孔、气喘连连。这期间，也不乏仁人志士为捥救中国的命运东奔西走，大声疾呼，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戊戌六君子图谋过救中国，太平天国图谋过救中国，洋务派图谋过救中国；孙中山图谋过救中国；蒋介石图谋过救中国，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天他们没能真正抓住中国社会的症结。
中国社会的症结就是农民的症结，而农民的症结就是土地的症结。
谁能想到一个成立在嘉兴南湖上的政党，在一位从湖南乡下走出来的伟人的带领下，一下子就抓住了许多人想抓却没能抓到，解决了许多人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症结。历史的岔道再次被如椽的巨手扳动，中国的列车再次呼啸向前。
其实在中共成立之初，并没有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一大的党纲中甚至还没有涉及到土地的字眼。那时的党还很年轻，它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发动工人阶级，只要与******合作，就能够翻了中国的天。
无知和盲目的代价是惨痛的。中共在经历了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失败及******的反戈一击之后，终于开始了理性的思考。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中国的现实。于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前的八·七会议上第一个土地革命口号——“打土壕，分田地”被提了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位伟人——瞿秋白！他是最早意识到土地问题的共产党人。早在1923年他在为党的三大起草党章时就发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预言。1925年9月，在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他首先赞同“耕地农有”这一关键性的主张。1926年6月，瞿秋白在广州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中更进一步的指出“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于繁混的时局之中，拨云见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这是多么具有远见的主张。只可惜在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压制下，他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还有一位革命先驱——澎湃！他一生都致力于农民革命，被人们誉为“农****动大王”。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这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损失。
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切实地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打土壕、分田地的斗争。直到1928年，湘赣边区政府总结一年来土地革命实践经验，制定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从此，井冈山这个江西省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国的历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的命运往往因为一个或几个小人物，一个或几个小地方而发生关键性的转变。中国，尤其是近代的中国就象是一列拉满了沉重货物的列车，在铁轨上艰难地爬行。每当它奄奄一息的时候，总有一些小人物或小地方象扳道工那样去扳动历史的岔道，从而使它改变方向并获得新的动力，呐喊一声，继续艰难向前。
《井冈山土地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后来证明，当时的许多做法是错误的，比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政权，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
尽管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必竟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终梦想——“有地可耕、有饭可食”。至少，它为中国农民勾划了这一蓝图，使农民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因此它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迅速扩大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土地法也逐步地完善。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在这个土地法中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上的改正。1931年，中央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是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经过多年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共终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户，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民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新民方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中国农民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于它切实地站在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它帮助农民实现了拥有土地的宿愿，切实地为农民群众做了考虑。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也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而******则没有，在国统区，贪官污吏照样鱼肉百姓，军队打没了便去到处抓壮丁。******后期也曾想到过用共产党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打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游击战并不成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样的游击战能取得成功呢？******也曾想到过要进行土地改革，但等它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势已去。
中国农民的胜利在于它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在解放区父送子参军，妻送郎上前线的感人场面屡见不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农民群众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数字我们已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农民群众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能象共产党那样获得人民群众如此坚决热烈的支持。
淮海战役，二百多万农民群众用自家的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弹药、运送粮食、运送物资，甚至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组成机架队、救护伤员！如果没有这二百多万农民群众组成的后勤补己大军的支持，共产党怎么可能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歼敌55万人的战争奇迹！难怪陈毅主帅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风烟如逝，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已经过去六、七十年的时间，当初亲历过那场伟大变革的人们大多已离开了尘世。今天，我们再次翻开那段陈封的历史，仍禁不住为当时的激昂和壮烈所感动不已。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不是如此的简单和一相情愿，即使发生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时期也不能例外。有很多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探讨的。听说我在写这篇《七十八年中国农民沉浮录》，一个朋友问我，当时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算不算是对地主阶级的掠夺？
我被这问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震憾了，一时竟无言以对。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终于还是决定把这一问题写出来，留给大家评说。
地主阶级在共产党的舆论中一直被塑造成为“十恶不赦、为富不仁的形象”。比如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似乎也只有这样塑造，才能使镇压他们，没收他们土地的行为变得名正言顺，才更能大快人心。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劫富济贫”始终是民众所称道的狭义行为。农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阶级斗争，但他们都渴望包公那样的清官，渴望梁山好汉那样的侠士来拯救他们的命运，共产党便是他们心目中的清官和侠士。
然而，我们理智地想想，地主阶级就真的都是十恶不赦、为富不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阶级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分好人和坏人。我们不能否认，地主阶级确实存在着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恶霸，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地主阶级中也一定不乏乐善好施的开明人士。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统治下，有田有地一直是人们最大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省吃简用，往往付出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地主阶级也不例外。为富不仁的地主是存在，但毕竟代表不了整个地主阶级。就象今天，企业家黑白两道，横行一方的也不少，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说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就都是坏人。没收恶霸的土地，会让我们大快人心，那么没收这些开明地主的土地，会不会也让我们觉得他们有些冤枉呢？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没有人敢回答，即使在言论自由的今天也不好回答。
政治毕竟是政治，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人情和妇人之仁的存在。
我的心软弱，也缺乏必要的能力，所以也就注定了我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匠，而与官、与政治无缘。幸好我还有笔的存在，还可以给大家讲两个关于地主的故事。
这是本单位历史老师说过的一件事。学校附近有一伙四川人，开了个加工石棉瓦的小工厂，打更的是个60多岁的老人。以下是那位历史老师和打更人的对话。
“你们家是哪儿的啊？”历史老师问。
“四川大义县。”老人说。
“大义县？”历史老师不由一愣：“大义县出了个刘文彩啊！”
“刘文彩，全国有名的大地主，离我老家不到二十里路，”老人说：“小时候我还去过他们家呢”。
“刘文彩真象课本上说的那样吗？”历史老师问。
“课本上啊，哈哈，”老人笑了笑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他所知道的刘文彩。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我们同时也应该庆幸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刘文彩亲兄弟三人，老大刘湘，赫赫有名有四川王，后来力主抗日据说是被蒋介石谋害了，老二刘文彩，老三刘文辉原是******的军长，后来起义做了共产党的中将。
刘湘的传记我看过，但他是刘文彩的亲哥哥却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细想想有了这个四川王的亲哥哥做靠山，刘文彩富甲川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民间说法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此事至今仍不敢确定，我也无暇考证，望有知详情者告之吧。不过中国历来达官贵人的亲眷富甲地方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说到刘文彩大斗收租、小斗放粮，老人笑了。这事许是有吧，但若比起今日商贩缺斤少两的手段，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刘文彩在四川还是颇俱善名的。他家中常年设有粥场，救济四方流民，另外他还关心教育事业，出资建了不少学校。今日富豪若出此举必有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歌功颂德一番，而他却成了著名的反派，岂不是时耶？命耶？
今天我们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歌颂中共英明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是否也不应忘记，那些善于经营，勤俭持家的开明地主，因为，他们毕竟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就连抗日战争也不能例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还有一位同学的曾祖，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中光果园就占有几晌的土地。在抗战末期，他开始大肆挥霍。钱花没了就卖值钱的器物，值钱的器物卖没了就卖土地。解放后，他家中只剩下几亩薄田，结果被定为中农。而当地原来的几家中、富农，看到他土地卖得便宜便大肆收购，结果反被定成了地主。
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他可以嘲弄当时的社会，但是他永远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最终都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化成尘烟，抛的身后。中国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在曲曲折折中艰强向前；中国农民的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总是在浮浮沉沉中艰难地延伸。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的时代很快成为过去。当中国的时针指向了1953年，当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时，中国农民这才发现，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美好的共产主义时代，而是又一个二十五年的冰河时期。
决策的失误
农业合作社时期，从1953年到1978年。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又是一个25年。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大二公”和“超英赶美十五年”。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定数？前一个二十五年，中国共产党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和牺牲，后一个二十五年，它就给农民带来失望和失败。似乎只有这样发展，才符合古老易经中所讲的阴阳交替的道理，历史才能获得平衡？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农民带上了这条农业合作化这条并不光明的道路上来的吧。
中国历史有这样一条规律，每一个新朝代确立之后，总要经历一段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王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去剥夺功臣权力所引发的混乱时期。
比如汉代有韩信之乱，唐代有“玄武门事变”，清代有“文字獄”。最仁道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最残忍的是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深黯历史的中共领导人也必然会选择这样一条途径。只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使他无暇顾及于此。
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虽然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还有大片的国土没有解放。土匪、******的残余势力还时时危胁着各地的安全，土地改革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完成，1950年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三年的抗美援朝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53年7月板门店协议的签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有精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了。
从“三反，五反”到“农业合作社”，从57年的整风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更习惯称它为大革文化命，都是这位伟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然而，他的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十年的文革，原本是要利用四人帮来压制那些功高震主的老帅，结果，如果不是另一位伟人及时地站出来拨乱反正，中国险些再一次跌入无底的深渊。
而至于农业合作社，我始终都没弄明白，它的出现，到底是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成分大些，还是缺乏治国经验，盲目效仿苏联的成分大些。我和许多通晓近代史的人讨论过这一问题，也没能得出了结论。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误。
让我始终都没弄明白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为什么会对苏联有如此盲目和虔诚的膜拜！是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因为苏联在建国初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苏联一至没有什么好印象。无论是过去的沙皇俄国，还是今日的俄罗斯，它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利益的图谋和掠夺。
我感激苏联的抗日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提供的大量的无偿的援助，但我也不会忘记，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苏联是外蒙分裂的罪魁祸首，它甚至还试图对中国有限的核力量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我更欣赏蒋介石，欣赏他的拳拳爱国心。他始终没有承认外蒙的独立。今日台湾省出版的中国地图上，仍然只有外蒙古，而没有蒙古国。他也没有牺牲东北的利益来换取苏联红军出兵打击日本人，他更没有出卖旅顺军港来换取苏联不资助共产党的许诺。
至今我都不能认为，中共不计较苏联出卖自己是如何的大度，向苏联学习是如何的谦虚，那只能从侧面上暴露出了中共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幼稚和无知。苏联做什么，我们便跟着做什么，苏联搞“肃反”，中国便要搞“三反五反”；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便要搞“农业合作社”。
尤其是在农业合作社方面，中共忽略了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国的国情。
苏联地广人稀，实施集体农庄可以有效地整合劳动力资源。苏联的革命是城市带动农村。党在城市有着良好的基础，而在农村力量十分薄弱，集体农庄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这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多地少，以家庭为单位完全可以承担劳动任务，实行农业合作社必然会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剩余。中国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在农村拥有坚实的基础，实施农业合作社，无疑是多此一举！
然而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义无反顾地将这一错误的决策执行到底。
1953年开始出现互助组，1954年出现初级社，1955年出现高级社，1956年出现人民公社，短短四年的时间迈出了四大步，人民公社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合作社彻底改造成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人民公社形成的历史。
早在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在加速合作化过程的思想指导下萌生了农业社规模要搞大的思想。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后，就出现了许多社的规模偏大，管理困难，平均主义严重，矛盾也很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多，纷纷闹退社等现象。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
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农民开始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先后根据党和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平舆县，4月份各办了一个有6000至7000农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又都并成了大社。但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济南市郊区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善于捕捉信息的记者，将毛泽东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好”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大办人民公社。于是，人民公社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河南省动作最快，于当年8月底即在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了1378个公社，农村居民入社率达99.8%。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公布，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使运动进入高潮。
1958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介绍了运动的情况。据这份《简报》介绍：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1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个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的统计，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亿多，占总农户的90.4%，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的统计，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万户的1718个；1万到2万户的533个；2万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还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以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有两个小地方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徐水县和山东范县。
1958年，徐水县通过搞供给制，进行了全县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在中央、省、地委的帮助下，县委于8月22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9月20日，又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同时，对全县人员实行供给制的“15包”：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和丧葬。当年的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在国内外都有极大影响，曾吸引了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来宾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的代表前去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后也伸了大拇指，上报赫鲁晓夫知道后，赫又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但这个试点很快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财力物资方面的匮乏，导致经济上难以负担，计划指标无法兑现。虽然县里多方面筹款，甚至挪用商业资金，也难以持续，最终使这种供给制的“共产主义试点”不得不宣告失败。
当时，山东省范县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1958年10月28日，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并编了一首顺口溜：“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不能实行分级管理、个人负责。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基本上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此，“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起来，结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
历史可以造就一代伟人，历史同样也可以使一代伟人犯下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后来的伟人邓小平也没能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他甚至成了这个严重错误的极积推动者和践行人。1958年邓小平入东北时，就是高举着“一鼓二压”的经济大旗，“一鼓”就是宣传，政治鼓动，“二压”就是施压，强行给地方指定经济指标。他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浮夸风的盛行。
这毕竟是一段逝去不久的历史，稍稍上了些年纪的人都能数出一大堆关于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食堂、大锅饭、萝卜汤、出工的号子，以及大秧歌、样板戏，都成了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最初的几年，不可否认人民公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那绝不是政治的成功，而是农民创燃烧的激情和忘我的劳作弥补了制度上的失误，然而创业的雄心壮志逐渐被手里少得可怜的工分和地里少得可怜的收成消磨殆空的时候，它的种种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
农民阶级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阶级，谁给他们土地，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支持谁，拥护谁，谁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谁不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反对谁。但是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根本不允许农民有太多的反抗。万一被打成右派，那将是一生都抹不去的污点。但是农民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不滿，他们怠工、出工不出力，甚至还出现了专吃大锅饭的懒汉！
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及时发觉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口号整天价嘹亮地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也成了这一时代的口头语。
按照唯心的说法，天地相通，民官的浮夸的风气达到上天，上天便降临灾难以警示统治者。58年的****转眼就变成了天灾。随后，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将国家推到了最困难的时期，而农民的境地也跌到了深深的谷底。日本在战后的大饥荒中，一年就饿死了500万人，而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有多少？我们不敢想象那是事实。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Notes:China(October1997)一书中，将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说光是1960年一年就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Ashton等人在“FamineinChina:1958-61”(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0-4,December1984)中提到2000万到3500万的估计数字。
夏威夷大学的学者R.J.Rummel的估计为2700万。
美国人口学家班尼斯特(Judith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3000万（详见Banister,J.,“AnalysisofrecentdataonthepopulationofChina,”PopulationandDevelopment,Vol.10,No.2,1984;Banister,J.,China’s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
CarlRiskin在他的文章“SevenQuestionsabouttheChineseFamineofl959-61”（ChinaEconomicReview,Vol.9,No.2,1998,pp.111-124）中，也引用了班尼斯特3000万的估计数字。
美国人的这些估算依据不一，其中有的数据参考了中国l984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83页的图表分别给出了城市和乡村的死亡率，据此推算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大概为1500万。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的《生存与发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以下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估计“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的《****》一书（HongKong:NinetiesPress,1995）先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估计饿死2000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2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以各级统计部门的户籍登记为根据的净人口死亡数，不包括如果未发生饥荒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增长。班尼斯特的数据则是根据全国1‰抽样调查的人口学估计，包含了真实死亡人数和由于饥荒原因未出生的人口。两者都有一定的依据，也有误差，因此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死亡了2000万人，而短短的三年和平年代使中国死亡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了那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大的污点。
民官浮夸的风气终于消失了，那些善于搞卫星的人也实会饿得喊不动了口号，而此时在中共高层也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只是因为伟人还在，所以这场变革也被迫推迟。
今天我们再来解读那段历史，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农业合作社，其实是对农民财产的一次掠夺！其掠夺的规模、掠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一掠夺的过程吧。
说到掠夺不能不提到一件东西，就是当初农民入社时，标有农民入社资产的股金证。其实这股金证和今天广大股民持有的股金证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恰恰就是这小小的股金证，成了掠夺农民财富的罪魁祸首。
股金证我见过，小小的红本，封面上写着股金证三个字，里面记载着“某某人以两匹马，入股金，计资金这600元”之类云云，股金证所记载的其实是农业合作社实行之前，农民的财产状况。通过股金证，我们也可以看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不少农民家庭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也创造了一定的财富。
农民以自家财产入股，有股金证为凭，按说人民公社解体时，政府就应该将公有财产按入股比例返还给农民，但是如果真的那样就不称其为掠夺了。
事实上，人民公社解体时，都将所有公有财产做价，农民谁要什么就必须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去买，结果大多数的农民都自己花钱买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当初的股金证怎么办呢？中共拿着变卖人民公社财产获得的一大笔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为民间的新的部门——经济管理站。农民的股金证，依然有效，只不过已经不是人民公社的股金证了，而是改为“经管站”的股金证！
再来看看经管站，一提到经管站，我就禁不住忿忿不平，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因为那是共产党一手炮制的最为****的一个部门。
在经管站一存一贷的过程中，成就了多少顽劣之徒的飞黄腾达，造就了多少贪官污吏的脑满肠肥，全国80%，甚至100%的经管站都是彻底的亏损！借出去的钱多半成了累账、死帐！经管站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农民的血汗钱经管一空！
如今经管站已被划入国家财政部门，就是这样一个严重亏损的站门，还依然存在着！它存在着是因为一部分怀揣着股金证的农民对政府还报有一丝的阿Q式的幻想。因为经管站还在，他们股金证还讨要有门！等到这些农民死掉或者老迈得无所作为的时候，经管站也必将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我奉劝那些还保存着股金证的农民朋友，一定要把手里的股金证保存好！万一哪一天，哪位英明的领导人，立志要解决经管站问题的时候，要把股金返还给农民的时候，千万别自己拿不出证据来。不过，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某县某某镇的供销社解体，供销社的财产被拍卖后，领导者将钱分配给了单位职工。当地农民得知后纷纷拿着当年的供销合作社的股金证，去讨要本金，甚至去上市里上访，此事也不了了之。
一代伟人，他曾经创造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奇功，同时他也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如果上天再给他足够的时间，我相信他会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精力去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人毕竟不是政党，一个政党可以在不断的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和过程中走向成熟，人的生命毕竟太短暂了，一旦犯下大错就很难再有更多的机会去改正，伟人也不能例外！
一代伟人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留下了他的丰功伟业，也留下了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留下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深深的思索。
伟人的离去，也意味着另一个时机的成熟，伟人的错误也只能由另一个位人上去纠正。1978年，又一个25年的历史被掀了过去，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邓小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纠正了另一个伟人的错误，并且再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
历史的转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自1978年至今，如果准确地说，应该至20世纪90年代末，“三农”观念被正式提出和落实之前，大约也是二十五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大包干”和“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颇有些悲剧的色彩，那是中国农民在走投无路下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曾使农民在劳动和分配上都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甚至，吃饭都是大伙儿一块吃，这就是所谓“大锅饭”的由来。“大锅饭”的结果是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
建国近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竟然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的境地甚至还赶不上公元七、八世纪的开元盛世。这对于一惯强烈抨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
我不禁想起了戊戌变法时的一个响亮口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也确实到了一个该变，不得不变的时刻。然而，高高在上的中共高层却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变！于是，又一个小地方，又一个小人物的名字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这个小地方叫小岗村，这个小人物叫严宏昌。
严宏昌以其惊人的气魄，带领着小岗村的18位农民毅然地扳动了中国历史的岔道。
安徽省凤阳县是中国历史赫赫有名的地方。它的出名有两大原：一是因为这里曾出了一个叫朱元璋的混混儿，后来竟坐了中国的皇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历代都不乏讨饭的大军。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凤阳人就是这样一边唱着“凤阳花鼓”，一边将乞讨的脚步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
或许就是因为这里太贫穷了吧，所以上天才将改变中国命运的地点选择了这里。
1978年冬，一个叫严宏昌的村干部和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了一份极其秘密的协议，偷偷地把村子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了这18户农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极其严重的行为，。这要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这要承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如果不是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严宏昌也决不会昌如此风险，这18户农民也决不敢签下这份危险的协议。
今天我们翻开那段陈封的历史仍不得不佩服严宏昌的魄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他当时对可能承担的后果是想得很清楚的，因此，协议中除了承包土地之外，还加入了如下的内容：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它农户保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看着一个个鲜红的手印，我欲哭无泪！我震憾于严宏昌当年那份为民的情怀，同是又感慨于今日村干部搜刮民脂民膏的种种做为！
小岗村当年的喜获丰收，比起周围各村庄稼倒伏一片的状况，无疑是个奇迹。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任何异乎寻常的现象都会引起各级领导的关注。尽管严宏昌和18户农民对此守口如瓶，但调查组还是想办法查到了实情。于是一份沉重的调查报告放到了当时主抓安徽省工作的万里同志的桌面上。万里也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上报到了中央。
小岗村事件在整个中共高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小岗村的行为得到了认可，并得以试点推广，这是中共历史上伟大的会议！主持这次伟大会议的人是邓小平，他也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又一位伟人！
严宏昌想象中坐牢杀头的事终于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历史的车轮却因他的壮举而获得新的加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因此在全国迅速地推广试行。
当时，同时被批准进行试点的地区还有：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及广州全省，经过一年的试行各地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四川和安徽更为突出，当时主持四川省工作的是赵紫阳、主持安徽工作的是万里。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吃粮靠紫阳，要吃米靠万里。”
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并不是一促而就的，中共及广大农民对它都需要个转变认识的过程。
1979年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是《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上述地区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成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有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出产量的予以奖励。这就是“五定一奖”。“五定一奖，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生产热情也空前高涨。
1979年1月1日，中央经十一届三中全全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并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治措施。同时，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仍不允许“包产到户”。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不拐弯，交够国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从而使农民真正拥有了自主权。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推广。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号”文件，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正式展开。
通过上述几个文件及会议精神的逐步演变，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演化和成熟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单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给农业、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生机活力，它更标志着一位伟人，一个政党乃至整个中国都已经从另一位伟人留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告别了军事和政治巨人时代的中国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
在此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迈上富裕之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也是中国共产党又一个丰伟的功绩。它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在短短几年之内增长了10倍！小岗村也在一年之内就砸碎了捧了多年的“讨饭碗”。
然而成功的背后总有不和谐的音符，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必然伴随着阵痛。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最初的几年里确实给农民带来了莫大的实惠，但它本身也一样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推的地方。
比如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是在建国前的土地革命中就已提出的一个纲领，共产党却始终都没兑现自己的承诺。世界上或许只有中国的农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吧！但这毕竟是个小问题，因为中国农民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却拥有比较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能够拥有比较稳固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让本来要求就不高的农民阶级很感满足了。
从中国历史来看，农民阶级即使拥有了土地所有权那也是极不稳定的。尽管农民阶级拥有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力量，但他们同时又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一旦强权势力宣布土地归某某所有，农民还不是一样要两手空空。给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还不如给他们稳固的土地使用权来得实际。
经历了几年的休养生息，中国农民的境地确实有了显著的改善，然而这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历史还有这样一条规律：农民富裕了往往就会给各级官员提供****的温床，而各级官员****之后又会直接加重农民的负担，以搜括民脂民膏。回想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二十多年，历史似乎又在重复着这一规律。
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贫穷落后，但是却没有****，也没有人敢****。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两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因为利用职权侵吞国家救灾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治河之款等合计170亿（旧币），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老百姓都说：“这两个人的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可是如今呢?一个大队书记贪污的财产怕也不止这些吧。别说两颗人头，就是20颗，200颗人头也未必会换得官场上的片刻安定。
我不想夸张或掩盖中国的****现象，只能说中国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每年有多少高官落马，而在于中国的****是从社会的最基层开始的。
当年一心一意领着农民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奋斗的村干部，如今却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村干部****了，就到乡里镇里去寻求保护伞；乡镇干部****了，就到县里市里去寻求保护伞；县市干部****了，就到省里去寻求保护伞；省级干部****了，就试图到中央去寻求保护伞。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逐步演变的****过程。“千里之堤堰于蚁穴”，如再不采取措施制止，中国的千里长堤怕也要从蚁穴开始崩堰了。这不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当今查处的****大案，哪一个高官落马后不是牵出一大串低的和更高的官！
我走访过农村的不少地方，哪一村、哪一屯最好的房子几乎不用问就知道是村干部的。
某某村有一座大宅。那是名符其实的大宅，不单房舍建筑得富丽堂皇，院套儿也是大得几乎可以开个规模不小的工厂。当地农民有一句话：“某书记的院墙要是没有一条公路隔着能套到后边的某某村去”。
还有个村书记，有一年高速公路从他所管的村中穿过，占用不少耕地，该书记第二年就在镇中心盖了幢小洋楼。内情如何，不得而知了。
某某镇以修路为名向农民征收修路款，每户300元，钱收上来了，路却迟迟没有动静。据说是因为该路恰好是一条计划中的省级公路的一段，省里将出资修建，这样农民就可以省下这笔钱了。结果省级公路是修了，却没有从那段经过。镇里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原来的路依然凹凸不平，当年的修路款早已不知去向。
下面是我随手在网上摘录的几则关于****的报道：
陈志清，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库处任干部，侵吞国库资金1549.30万元。
郑大平，延边丰源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运输部主任，贪污数百万元，包养情妇38人。
余小唐，温州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温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贪污1.16亿元。
李树彪，湖南省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挪用公积金11801.50万元，用于澳门豪赌。
……
上述的案件，在贪污****大案中，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而官场****的直接后果就是巧立名目，乱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国家三令五申，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集资、罚款和摊派项目多，数额大；有些地方甚至虚报农民收入，超标准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些基层干部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向农民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1999年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总额约为1200多亿元，农民人均负担税费为130多元。其中，农民缴纳的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各项税收近300亿元；农民直接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约为600亿元；“两工”中的以资代劳及其他各种税收为300亿元。
近2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4%，下降到了2003年的47.8%。2002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有2001年的2.9：1增加到3.5：1。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福利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至少在5：1以上。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有些地方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7%，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警戒线。
一人种地，百人吃粮，一人挣钱，百人伸手。在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足0.2公地）的农业古国的农民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农民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了。好在，我们的党已经重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正在努力地去解决这一问题。******总理承诺5年内取消农业税，有的地方提出两三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正逐步的实施；反****的斗争也不是仅仅流于形式，而是直接指向了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两年粮食直补款的发放，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粮食直补款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扣留！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和以往层层下放，经村干部之手再发到农民手里的惯例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这说明村干部在中央高层眼中，已经没有了一丝的可信任度。在中央一系列措施的打击下，村干部搜刮民脂民膏的财路正一一被阻死。
昔日趾高气扬的村干部，如今的日子也确实难过。有多少村因为陈欠吃喝款而被告上了法庭，村委会财产被拍卖抵债。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酒店、饭店不再这群昔日的土霸王、屯大爷儿！
中央和这种做法，确实大快人心！狠狠地杀了****分子的威风。但是，法院的判决，似乎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村委会的财产是集体财产，属于全体村民所有。将这部分集体的财产拍卖，去为少数****的村干部抵债，这是不是有些“冤大头”的意味呢？
说白了，这还是农业全作化时代的遗留问题吧，如何解决好这些遗留问题，我们将试目以待。好在中国农民阶级的心胸是广阔的，不会因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而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心，毕竟他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深远的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时期，这一时期具体从哪年开始似乎很难界定。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定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到2001年时三农问题的提法被正式定入文件，个人认为或许要从这个时候算正式开始吧。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口号是“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其实三农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89到1991年，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增长幅度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个县，了解农村问题及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回来后，他向当时农业部长刘中一做了汇报，认为现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是影响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或者说是影响党和农民的关系的大问题，亟待解决。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之前，农业部把调查的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三农问题就已经有过一次讨论，当时，有些同志也提出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1993年时任农业部长刘江同志组织农业部及所属单位开展蹲点调查。那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震带领一批搞农村调研的同志到安徽，对其农村开展调查。安徽是全国第一批实行农改试点的省份。自1978年大包干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安徽农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此次蹲点历时三个月，涉及到了财政、金融、税收、工商等宏观部门，最后经大家讨论，形成《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指出象安徽这样的中部农业大省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宏观问题。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了农业部及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正式在报刊上出现，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下式形成了一个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1999年前后，中央的政策讨论中就明确讲了结构调整是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而不是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
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被正式写入文件。
2004年“两办”文件强调了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了就摘谁的乌纱帽。而且2005年在久违了18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又重新回到了农村问题上。
2005年1月31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了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要求，特别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这是中共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上述所载，就是“三农”问题提出到落实的始末。通过对中央，多年来农村政策、文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中共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方法还是停留在“农”这个初级阶段，这似乎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但中国是个农业古国，解决农民问题，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我们的政党也毕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三家”问题的根本，就是对农业的过分重视;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不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农业，而是要把他们变成“城市人”.
美国农民占总人口中的3%，却有97%的人在吃他们的产品。中国呢？截至2001年底，除港、澳、台外中国有12亿人口，农民人口就达到9.35亿，占总人口的73%。即使加上县城和小镇，全国城镇化的比重只有37%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0个百分点。
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亩，而2003年耕地面积却下降到18.51亿亩。一方面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涨，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而农业机械化程度却越来越强，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2001年的73%农业人口计算，十几年后或许只有20%的农民就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那么剩下的53%的农民将何去何从？
如何安置这剩余的53%的农民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四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而农民工才是“四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按照2050年将我国的城市化从目前的38%提高到70%左右的设想，这就意味着每年城市化水平要增加近1个百分点，等于每年约有1200万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了每年要转移农民工进城的目标是1500万。
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并显得日益突出和重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首达到1.36亿人，比1978年时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增加了1亿以上。1997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其自身也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因此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2000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28亿，占农村劳动力的27%。90年代初时，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日益活跃，并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就四川省而言，到2001年底，全省农村共有劳动力3948万人，外出流动就业人员123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1%，而在中西部一些地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
全国总工会会同国家统计局历时一年，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状况，到2003年底，中国的就业人数达到74423万人，其中三个产业的构成分别为49.1%21.6%和29.3%.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达37886万人，其中国有和集体单位和职工已分别下降为6621万人和950万人。这就意味着，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目前为止，全国有2.5亿民工，去除在乡镇企业务工的产业工人外，进城打工的农民还约有9400万人，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总数。
进城的农民工已经崛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然而，政府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保障滞后，老板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农民工劳动条件，福利待遇很差，等等，这些，都成为当前或未来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安全隐患。而按照了“十五”规划，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1500万人的目标计算，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安全隐患将越来越严峻！
那么国家多年来倡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究竟给农民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呢！据黑龙江省政府统计，去年全省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57万人，创造劳务收入106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8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的19.2%。客观地说，这一比例还是喜人的，外出务工确实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是农民外出务工路上的辛酸，又有谁能体会呢？他们的权利又有谁来保证呢？
2005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参与华南理工大学二期工程和9名工人在与工头协商“误工费”时，被一群保安关上铁门殴打。
2005年4月1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湖北赤壁农村妇女55岁的鲍首音为儿子筹钱结婚，去量都狮岭镇一家皮具厂讨薪时被老板当场打晕。
2005年4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来自安徽的施工队长路彪和他手下的6名工人，在顺义区北务镇上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工地讨薪时被人砍伤，其中伤势最重的一名民工鼻子被砍掉。
家住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绍文乡沿江村老汉54岁的王明国，在齐齐哈尔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份活，每月750元工资，可是老汉进入工地后，发现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并不象想象中的那样，每天除了没日没夜的干活外，还要遭受毒打和折磨，他亲眼见到一个工人被工头扒光衣服后，抓来虱子，然后放进工人的生殖器里，工头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四个月过去了，一明国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到，他想不干了，可是这时他才了现自己已成了遭人虐待，失去自由的“包身工”，他们已经被人完全控制起来，每天出入工地都有人严密看管。
一位山东籍包工头在北京工地上自曝行业内幕，许多施工企业事实上已将拖欠部分民工工资当成了一种经营策略，他曾参与一家施工企业在山东承揽的工程，在企业内部掌握的工程施工预算书上说明：按预算业主最终支付70%的工程款计算，民工工资支付比例按60%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的有些企业和俱甚至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要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高昂的维权成本，使许多农民不愿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争议，这也许就是欠薪者有恃无恐的原因吧。
基于此，有的农民往往选择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农民工，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前些天看过一个报道，南方某民工来东北打工，因讨薪不成反被殴打，一怒之下竟连伤四命！血与泪的教训，实在不能不令人反思。
其实农民工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讨薪问题，还有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险福利问题……
据调查，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8.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了，分别只有2.9%、3.1%和5.6%。
目前中国有农民工总计2.5亿人，我们不敢想象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农民工会引发多大的社会问题。
中国是农业古国，更是个农业大国，千万年来是农民，撑起了中华文明璀璨的星空，是农民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自建国至今，已有56年的历程，在这56年农民民样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国之初，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产业政策，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52--1990年，通过税收从农业获取资金为1527.8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8707亿元，通过储蓄从农业获取资金为1404.8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达1万亿元！
一般认为，90年代初，我国工业化开始步入中期阶段，即工农自养平衡发展阶段，但是城乡资金流动格局并未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转变，1990--1998年间农村资金净流出19222·5亿元！
目前中国社会的结构依然是1/2社会劳动力和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还是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这就是中国社会根本性的症结所在！
今天，城市居民住着宽敞明亮的小区，走着整洁、宽广的街路，逛着琳琅满目的商场，可是有谁想到过，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凝聚着农民工的血泪！
农民盖起了崭新的住宅楼后，自己却再没有机会住过，农民工盖起了高档华丽的宾馆酒店之后，也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甚至，农民工在修完了高速公路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踏上过！
可悲的是，在宾馆、酒店门上，在小区门口拦住衣衫褴褛的农民工的保安，往往也正是农民的子弟。
这些穿着制服、挎着警棍、拿着低廉的工资，却又趾高气扬的保安，在拦住养活了他们的亲人的时候，我说不出，这到底是对农民的讽刺，还是对社会的讽刺。
畅销书《狼图腾》的姜戎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只有把农民人口的数量减少到一半时，中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我们的国家也正在朝着这一伟大的方向，艰难的迈进！
写到这里，我本想结束了这篇文章，但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小地方，一个小人物的名字涌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中国社会的变革总是离不开一些小地方和一些小人物。
土地革命时有井冈山，人民公社时有徐水县，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小岗村，而当代就有华西村。
一个原本村破地瘦，十年九荒的穷村，走的和小冈村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却成为年创得200亿元的中国第一村！
提到华西村，不能不提到吴仁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华西，吴仁宝却没有执行包产到户的做法，而是将“地下工厂”--小五金厂公告天下，并于1979年元旦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华西五金厂”的厂牌。早在二十七年前，吴仁宝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如何多打粮食而在于如何向工业、向工人、向城市转移。在他的努力下，华西村如今已拥有8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生产钢材、塑料管材、建材、棸酯产品和服装等。
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025美元，农村只有317美元，而华西村的“城市”农民单红利一项一年就有8000美元。而且家家都住别墅，家家都有私车。如今他们已订购了多架私人喷气式飞机，还计划建造一座飞机场。为了获取更多土地，华西村最近已将周边的26个兄弟村纳入“大华西”的版图。
看到了华西，我们便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出路，便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后记
每完成一篇作品，哪怕只是一首蹩脚的小诗，我都会感到放松，空虚及窃窃自喜，然而，写完了这部《七十八年中国农民沉浮录》却没有了以往的感觉。
农民问题实在是太沉重了，尤其是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更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话题。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农业也始终是国家的衣食之本。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政党已经走出了军事和政治巨人的时代，从光芒亦或是阴影中走出的政党才更成熟。在由诞生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它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国民的衣食问题，单凭这就足以使它在历史的功劳薄上写下重重的一笔。如今，它正试图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
中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叫人震惊，叫人心寒，叫人畏惧。几千年来沉积在中国农民身上自私、狭隘、满足现状、胆小怕事的民族劣根如同他们勤劳、忍耐的优点同样的突出！如果能够将中国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合理的比例，那么，中国也就具备了领导世界的能力。
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都必然伴随着阵痛，尤其是要解决中国这么大的本质问题，阵痛必然存在！其实有痛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有痛才使我们的神经不至于麻木，才使我们的大脑不至于浑沌。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关注中国，关注中国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大部分资料于互联网及民间采风，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另文中观点，均系个人看法，不代表任何团体，特此声明。
1冬夜暗香
2爸爸，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女儿
3读书，生命飞翔的羽翼
4美文分享——《静月思》
5读懂心尘，静赋生命
6梦潇湘，花蝶飞
7考验
8雨的味道
9我和堂姐
10催 眠
11校园生活的味道
12微风细雨般的思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从刀耕火种到曲辕梨的出现，再到现代化的大规模机械作业，农民，农民的劳动，农民的斗争始终支撑着中国文明的天空，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正是因为农民的力量如此巨大，所以早在汉文帝时期就提出了“夫农天下之本也”的观点，继而发展成为“重农抑商”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缓到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唐太宗也是因为亲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的风暴，才发出了“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不单是汉文帝和唐太宗，历代贤明的君主都极重视农耕。
在古时的祭天大典上，首要的事情就是祈祷神州大地风调雨顺。帝王还要亲耕，以体验民生的疾苦，过去书香门第常悬挂这样的楹联以劝诫子弟——
“一等人忠臣孝子
两件事种地读书”
有句话叫“国泰民安”——国家强盛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话应该倒过来，“民安国泰”——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能强盛。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农民的地位始终都被列在知识分子之下而远在工商之上。“仕民工商”这一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直持续了二千多年。
然而实际上呢？这支农民军的队伍实在太庞大了，庞大到他们只能深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即使在“公私仓檩俱丰实”的开元盛世，农民也不过仅仅解决了温饱而已。若逢天灾****，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甚至一次次地上演“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
回顾中国近代的历史，人们往往困惑于******的失败。一支拥有大批美式装备的数百万大军，一支将狂妄的日本人拉下马的强悍之师，为什么偏偏在用小米加步枪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而又不堪一击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就丢掉了中国上千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其实，这很好理解。******的政权是建立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基础之上，它的政权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政权，而共产党则是代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起码在二十八年的斗争中，这一性质没有改变。
前些年党中央大力提倡的“三个代表”运动，以及现在如火如荼的“保先”运动，是不是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共产党这一根本性质正在逐渐的蜕变，而它的领导人又不希望这种蜕变的发生呢？
中国好比一座大厦，******是富丽堂皇的上层建筑，而共产党则是深埋于地下的基石。两次国共合作，使中国的大厦牢不可摧。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都在这座大厦面前折戟沉沙。而国共合作一旦破裂，共产党撤掉了属于自己的基石，******的上层建筑自然土崩瓦解。
曾经和别人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孙中山不死，国共两党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合作？结论是否定的。
在国外虽不乏多党合作的范例，美国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交替执政，但是却和国共两党有着本质的区别。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执政纲领虽然不尽相同，但政党的根本性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国共两党则不一样，他们是基本性质完全对立的两个政党，虽然他们都抱有“救中国”的同一目标。而一旦完成了这个目标，两者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就会显露出来。这就象六十八年前蒋介石在庐山上的预言一样“中国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
可惜的是，蒋介石救中国的办法无异于扬汤止沸，而毛泽东则来了个釜底抽薪！
又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一个成立于1921年的政党，一种由欧洲传播过来的思想，是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中国老百姓的认同，就赢得了中国老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持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动了一场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的土地革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的命运就是农民的命运，而农民的命运，往往也就是中国的命运。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爆发，都是从土地开始的。从陈涉、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的“四有三无”，以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无一例外。
然而，他们的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失败于官府的围剿，内部的分裂，就是失败于地主阶级的窃取果实。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虽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完备的土地革命纲领，但它并没有认真地执行。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才是最伟大、最彻底的。
自从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第一个土地革命口号——“打土壕，分田地”的提出，到如今已有七十八年的历史了。七十八年，对中国历史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但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却是经历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有过的地狱天堂之间的巨变。
中国农民在七十八年中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命运转折。这里既有坚决、彻底的革命，也有政治决策上的严重失误；有英明、正确的领导，更有大手笔，大智慧的良苦用心。
今天，笔者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历史，走进中国农民的命运。只有在面对历史的冰川时，人类才会有明澈、理性、深刻的思考。看过中国农民七十八年的沉沉浮浮，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会平静。
伟大的革命
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时期，自1927年到1952年，25年的时间。短短的25年，中国共产党以其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及惊人的气魄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奇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割锯，泱泱大国千疮百孔、气喘连连。这期间，也不乏仁人志士为捥救中国的命运东奔西走，大声疾呼，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戊戌六君子图谋过救中国，太平天国图谋过救中国，洋务派图谋过救中国；孙中山图谋过救中国；蒋介石图谋过救中国，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天他们没能真正抓住中国社会的症结。
中国社会的症结就是农民的症结，而农民的症结就是土地的症结。
谁能想到一个成立在嘉兴南湖上的政党，在一位从湖南乡下走出来的伟人的带领下，一下子就抓住了许多人想抓却没能抓到，解决了许多人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症结。历史的岔道再次被如椽的巨手扳动，中国的列车再次呼啸向前。
其实在中共成立之初，并没有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一大的党纲中甚至还没有涉及到土地的字眼。那时的党还很年轻，它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发动工人阶级，只要与******合作，就能够翻了中国的天。
无知和盲目的代价是惨痛的。中共在经历了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失败及******的反戈一击之后，终于开始了理性的思考。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中国的现实。于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前的八·七会议上第一个土地革命口号——“打土壕，分田地”被提了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位伟人——瞿秋白！他是最早意识到土地问题的共产党人。早在1923年他在为党的三大起草党章时就发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预言。1925年9月，在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他首先赞同“耕地农有”这一关键性的主张。1926年6月，瞿秋白在广州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中更进一步的指出“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于繁混的时局之中，拨云见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这是多么具有远见的主张。只可惜在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压制下，他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还有一位革命先驱——澎湃！他一生都致力于农民革命，被人们誉为“农****动大王”。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这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损失。
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切实地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打土壕、分田地的斗争。直到1928年，湘赣边区政府总结一年来土地革命实践经验，制定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从此，井冈山这个江西省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国的历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的命运往往因为一个或几个小人物，一个或几个小地方而发生关键性的转变。中国，尤其是近代的中国就象是一列拉满了沉重货物的列车，在铁轨上艰难地爬行。每当它奄奄一息的时候，总有一些小人物或小地方象扳道工那样去扳动历史的岔道，从而使它改变方向并获得新的动力，呐喊一声，继续艰难向前。
《井冈山土地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后来证明，当时的许多做法是错误的，比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政权，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
尽管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必竟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终梦想——“有地可耕、有饭可食”。至少，它为中国农民勾划了这一蓝图，使农民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因此它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迅速扩大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土地法也逐步地完善。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在这个土地法中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上的改正。1931年，中央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是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经过多年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共终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户，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民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新民方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中国农民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于它切实地站在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它帮助农民实现了拥有土地的宿愿，切实地为农民群众做了考虑。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也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而******则没有，在国统区，贪官污吏照样鱼肉百姓，军队打没了便去到处抓壮丁。******后期也曾想到过用共产党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打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游击战并不成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样的游击战能取得成功呢？******也曾想到过要进行土地改革，但等它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势已去。
中国农民的胜利在于它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在解放区父送子参军，妻送郎上前线的感人场面屡见不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农民群众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数字我们已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农民群众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能象共产党那样获得人民群众如此坚决热烈的支持。
淮海战役，二百多万农民群众用自家的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弹药、运送粮食、运送物资，甚至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组成机架队、救护伤员！如果没有这二百多万农民群众组成的后勤补己大军的支持，共产党怎么可能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歼敌55万人的战争奇迹！难怪陈毅主帅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风烟如逝，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已经过去六、七十年的时间，当初亲历过那场伟大变革的人们大多已离开了尘世。今天，我们再次翻开那段陈封的历史，仍禁不住为当时的激昂和壮烈所感动不已。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不是如此的简单和一相情愿，即使发生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时期也不能例外。有很多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探讨的。听说我在写这篇《七十八年中国农民沉浮录》，一个朋友问我，当时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算不算是对地主阶级的掠夺？
我被这问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震憾了，一时竟无言以对。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终于还是决定把这一问题写出来，留给大家评说。
地主阶级在共产党的舆论中一直被塑造成为“十恶不赦、为富不仁的形象”。比如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似乎也只有这样塑造，才能使镇压他们，没收他们土地的行为变得名正言顺，才更能大快人心。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劫富济贫”始终是民众所称道的狭义行为。农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阶级斗争，但他们都渴望包公那样的清官，渴望梁山好汉那样的侠士来拯救他们的命运，共产党便是他们心目中的清官和侠士。
然而，我们理智地想想，地主阶级就真的都是十恶不赦、为富不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阶级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分好人和坏人。我们不能否认，地主阶级确实存在着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恶霸，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地主阶级中也一定不乏乐善好施的开明人士。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统治下，有田有地一直是人们最大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省吃简用，往往付出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地主阶级也不例外。为富不仁的地主是存在，但毕竟代表不了整个地主阶级。就象今天，企业家黑白两道，横行一方的也不少，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说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就都是坏人。没收恶霸的土地，会让我们大快人心，那么没收这些开明地主的土地，会不会也让我们觉得他们有些冤枉呢？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没有人敢回答，即使在言论自由的今天也不好回答。
政治毕竟是政治，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人情和妇人之仁的存在。
我的心软弱，也缺乏必要的能力，所以也就注定了我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匠，而与官、与政治无缘。幸好我还有笔的存在，还可以给大家讲两个关于地主的故事。
这是本单位历史老师说过的一件事。学校附近有一伙四川人，开了个加工石棉瓦的小工厂，打更的是个60多岁的老人。以下是那位历史老师和打更人的对话。
“你们家是哪儿的啊？”历史老师问。
“四川大义县。”老人说。
“大义县？”历史老师不由一愣：“大义县出了个刘文彩啊！”
“刘文彩，全国有名的大地主，离我老家不到二十里路，”老人说：“小时候我还去过他们家呢”。
“刘文彩真象课本上说的那样吗？”历史老师问。
“课本上啊，哈哈，”老人笑了笑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他所知道的刘文彩。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我们同时也应该庆幸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刘文彩亲兄弟三人，老大刘湘，赫赫有名有四川王，后来力主抗日据说是被蒋介石谋害了，老二刘文彩，老三刘文辉原是******的军长，后来起义做了共产党的中将。
刘湘的传记我看过，但他是刘文彩的亲哥哥却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细想想有了这个四川王的亲哥哥做靠山，刘文彩富甲川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民间说法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此事至今仍不敢确定，我也无暇考证，望有知详情者告之吧。不过中国历来达官贵人的亲眷富甲地方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说到刘文彩大斗收租、小斗放粮，老人笑了。这事许是有吧，但若比起今日商贩缺斤少两的手段，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刘文彩在四川还是颇俱善名的。他家中常年设有粥场，救济四方流民，另外他还关心教育事业，出资建了不少学校。今日富豪若出此举必有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歌功颂德一番，而他却成了著名的反派，岂不是时耶？命耶？
今天我们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歌颂中共英明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是否也不应忘记，那些善于经营，勤俭持家的开明地主，因为，他们毕竟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就连抗日战争也不能例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还有一位同学的曾祖，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中光果园就占有几晌的土地。在抗战末期，他开始大肆挥霍。钱花没了就卖值钱的器物，值钱的器物卖没了就卖土地。解放后，他家中只剩下几亩薄田，结果被定为中农。而当地原来的几家中、富农，看到他土地卖得便宜便大肆收购，结果反被定成了地主。
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他可以嘲弄当时的社会，但是他永远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最终都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化成尘烟，抛的身后。中国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在曲曲折折中艰强向前；中国农民的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总是在浮浮沉沉中艰难地延伸。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的时代很快成为过去。当中国的时针指向了1953年，当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时，中国农民这才发现，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美好的共产主义时代，而是又一个二十五年的冰河时期。
决策的失误
农业合作社时期，从1953年到1978年。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又是一个25年。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大二公”和“超英赶美十五年”。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定数？前一个二十五年，中国共产党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和牺牲，后一个二十五年，它就给农民带来失望和失败。似乎只有这样发展，才符合古老易经中所讲的阴阳交替的道理，历史才能获得平衡？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农民带上了这条农业合作化这条并不光明的道路上来的吧。
中国历史有这样一条规律，每一个新朝代确立之后，总要经历一段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王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去剥夺功臣权力所引发的混乱时期。
比如汉代有韩信之乱，唐代有“玄武门事变”，清代有“文字獄”。最仁道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最残忍的是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深黯历史的中共领导人也必然会选择这样一条途径。只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使他无暇顾及于此。
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虽然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还有大片的国土没有解放。土匪、******的残余势力还时时危胁着各地的安全，土地改革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完成，1950年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三年的抗美援朝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53年7月板门店协议的签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有精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了。
从“三反，五反”到“农业合作社”，从57年的整风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更习惯称它为大革文化命，都是这位伟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然而，他的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十年的文革，原本是要利用四人帮来压制那些功高震主的老帅，结果，如果不是另一位伟人及时地站出来拨乱反正，中国险些再一次跌入无底的深渊。
而至于农业合作社，我始终都没弄明白，它的出现，到底是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成分大些，还是缺乏治国经验，盲目效仿苏联的成分大些。我和许多通晓近代史的人讨论过这一问题，也没能得出了结论。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误。
让我始终都没弄明白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为什么会对苏联有如此盲目和虔诚的膜拜！是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因为苏联在建国初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苏联一至没有什么好印象。无论是过去的沙皇俄国，还是今日的俄罗斯，它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利益的图谋和掠夺。
我感激苏联的抗日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提供的大量的无偿的援助，但我也不会忘记，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苏联是外蒙分裂的罪魁祸首，它甚至还试图对中国有限的核力量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我更欣赏蒋介石，欣赏他的拳拳爱国心。他始终没有承认外蒙的独立。今日台湾省出版的中国地图上，仍然只有外蒙古，而没有蒙古国。他也没有牺牲东北的利益来换取苏联红军出兵打击日本人，他更没有出卖旅顺军港来换取苏联不资助共产党的许诺。
至今我都不能认为，中共不计较苏联出卖自己是如何的大度，向苏联学习是如何的谦虚，那只能从侧面上暴露出了中共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幼稚和无知。苏联做什么，我们便跟着做什么，苏联搞“肃反”，中国便要搞“三反五反”；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便要搞“农业合作社”。
尤其是在农业合作社方面，中共忽略了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国的国情。
苏联地广人稀，实施集体农庄可以有效地整合劳动力资源。苏联的革命是城市带动农村。党在城市有着良好的基础，而在农村力量十分薄弱，集体农庄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这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多地少，以家庭为单位完全可以承担劳动任务，实行农业合作社必然会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剩余。中国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在农村拥有坚实的基础，实施农业合作社，无疑是多此一举！
然而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义无反顾地将这一错误的决策执行到底。
1953年开始出现互助组，1954年出现初级社，1955年出现高级社，1956年出现人民公社，短短四年的时间迈出了四大步，人民公社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合作社彻底改造成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人民公社形成的历史。
早在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在加速合作化过程的思想指导下萌生了农业社规模要搞大的思想。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后，就出现了许多社的规模偏大，管理困难，平均主义严重，矛盾也很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多，纷纷闹退社等现象。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
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农民开始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先后根据党和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平舆县，4月份各办了一个有6000至7000农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又都并成了大社。但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济南市郊区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善于捕捉信息的记者，将毛泽东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好”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大办人民公社。于是，人民公社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河南省动作最快，于当年8月底即在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了1378个公社，农村居民入社率达99.8%。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公布，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使运动进入高潮。
1958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介绍了运动的情况。据这份《简报》介绍：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1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个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的统计，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亿多，占总农户的90.4%，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的统计，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万户的1718个；1万到2万户的533个；2万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还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以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有两个小地方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徐水县和山东范县。
1958年，徐水县通过搞供给制，进行了全县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在中央、省、地委的帮助下，县委于8月22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9月20日，又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同时，对全县人员实行供给制的“15包”：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和丧葬。当年的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在国内外都有极大影响，曾吸引了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来宾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的代表前去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后也伸了大拇指，上报赫鲁晓夫知道后，赫又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但这个试点很快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财力物资方面的匮乏，导致经济上难以负担，计划指标无法兑现。虽然县里多方面筹款，甚至挪用商业资金，也难以持续，最终使这种供给制的“共产主义试点”不得不宣告失败。
当时，山东省范县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1958年10月28日，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并编了一首顺口溜：“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不能实行分级管理、个人负责。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基本上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此，“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起来，结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
历史可以造就一代伟人，历史同样也可以使一代伟人犯下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后来的伟人邓小平也没能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他甚至成了这个严重错误的极积推动者和践行人。1958年邓小平入东北时，就是高举着“一鼓二压”的经济大旗，“一鼓”就是宣传，政治鼓动，“二压”就是施压，强行给地方指定经济指标。他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浮夸风的盛行。
这毕竟是一段逝去不久的历史，稍稍上了些年纪的人都能数出一大堆关于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食堂、大锅饭、萝卜汤、出工的号子，以及大秧歌、样板戏，都成了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最初的几年，不可否认人民公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那绝不是政治的成功，而是农民创燃烧的激情和忘我的劳作弥补了制度上的失误，然而创业的雄心壮志逐渐被手里少得可怜的工分和地里少得可怜的收成消磨殆空的时候，它的种种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
农民阶级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阶级，谁给他们土地，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支持谁，拥护谁，谁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谁不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反对谁。但是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根本不允许农民有太多的反抗。万一被打成右派，那将是一生都抹不去的污点。但是农民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不滿，他们怠工、出工不出力，甚至还出现了专吃大锅饭的懒汉！
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及时发觉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口号整天价嘹亮地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也成了这一时代的口头语。
按照唯心的说法，天地相通，民官的浮夸的风气达到上天，上天便降临灾难以警示统治者。58年的****转眼就变成了天灾。随后，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将国家推到了最困难的时期，而农民的境地也跌到了深深的谷底。日本在战后的大饥荒中，一年就饿死了500万人，而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有多少？我们不敢想象那是事实。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Notes:China(October1997)一书中，将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说光是1960年一年就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Ashton等人在“FamineinChina:1958-61”(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0-4,December1984)中提到2000万到3500万的估计数字。
夏威夷大学的学者R.J.Rummel的估计为2700万。
美国人口学家班尼斯特(Judith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3000万（详见Banister,J.,“AnalysisofrecentdataonthepopulationofChina,”PopulationandDevelopment,Vol.10,No.2,1984;Banister,J.,China’s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
CarlRiskin在他的文章“SevenQuestionsabouttheChineseFamineofl959-61”（ChinaEconomicReview,Vol.9,No.2,1998,pp.111-124）中，也引用了班尼斯特3000万的估计数字。
美国人的这些估算依据不一，其中有的数据参考了中国l984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83页的图表分别给出了城市和乡村的死亡率，据此推算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大概为1500万。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的《生存与发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以下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估计“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的《****》一书（HongKong:NinetiesPress,1995）先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估计饿死2000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2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以各级统计部门的户籍登记为根据的净人口死亡数，不包括如果未发生饥荒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增长。班尼斯特的数据则是根据全国1‰抽样调查的人口学估计，包含了真实死亡人数和由于饥荒原因未出生的人口。两者都有一定的依据，也有误差，因此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死亡了2000万人，而短短的三年和平年代使中国死亡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了那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大的污点。
民官浮夸的风气终于消失了，那些善于搞卫星的人也实会饿得喊不动了口号，而此时在中共高层也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只是因为伟人还在，所以这场变革也被迫推迟。
今天我们再来解读那段历史，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农业合作社，其实是对农民财产的一次掠夺！其掠夺的规模、掠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一掠夺的过程吧。
说到掠夺不能不提到一件东西，就是当初农民入社时，标有农民入社资产的股金证。其实这股金证和今天广大股民持有的股金证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恰恰就是这小小的股金证，成了掠夺农民财富的罪魁祸首。
股金证我见过，小小的红本，封面上写着股金证三个字，里面记载着“某某人以两匹马，入股金，计资金这600元”之类云云，股金证所记载的其实是农业合作社实行之前，农民的财产状况。通过股金证，我们也可以看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不少农民家庭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也创造了一定的财富。
农民以自家财产入股，有股金证为凭，按说人民公社解体时，政府就应该将公有财产按入股比例返还给农民，但是如果真的那样就不称其为掠夺了。
事实上，人民公社解体时，都将所有公有财产做价，农民谁要什么就必须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去买，结果大多数的农民都自己花钱买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当初的股金证怎么办呢？中共拿着变卖人民公社财产获得的一大笔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为民间的新的部门——经济管理站。农民的股金证，依然有效，只不过已经不是人民公社的股金证了，而是改为“经管站”的股金证！
再来看看经管站，一提到经管站，我就禁不住忿忿不平，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因为那是共产党一手炮制的最为****的一个部门。
在经管站一存一贷的过程中，成就了多少顽劣之徒的飞黄腾达，造就了多少贪官污吏的脑满肠肥，全国80%，甚至100%的经管站都是彻底的亏损！借出去的钱多半成了累账、死帐！经管站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农民的血汗钱经管一空！
如今经管站已被划入国家财政部门，就是这样一个严重亏损的站门，还依然存在着！它存在着是因为一部分怀揣着股金证的农民对政府还报有一丝的阿Q式的幻想。因为经管站还在，他们股金证还讨要有门！等到这些农民死掉或者老迈得无所作为的时候，经管站也必将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我奉劝那些还保存着股金证的农民朋友，一定要把手里的股金证保存好！万一哪一天，哪位英明的领导人，立志要解决经管站问题的时候，要把股金返还给农民的时候，千万别自己拿不出证据来。不过，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某县某某镇的供销社解体，供销社的财产被拍卖后，领导者将钱分配给了单位职工。当地农民得知后纷纷拿着当年的供销合作社的股金证，去讨要本金，甚至去上市里上访，此事也不了了之。
一代伟人，他曾经创造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奇功，同时他也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如果上天再给他足够的时间，我相信他会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精力去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人毕竟不是政党，一个政党可以在不断的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和过程中走向成熟，人的生命毕竟太短暂了，一旦犯下大错就很难再有更多的机会去改正，伟人也不能例外！
一代伟人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留下了他的丰功伟业，也留下了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留下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深深的思索。
伟人的离去，也意味着另一个时机的成熟，伟人的错误也只能由另一个位人上去纠正。1978年，又一个25年的历史被掀了过去，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邓小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纠正了另一个伟人的错误，并且再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
历史的转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自1978年至今，如果准确地说，应该至20世纪90年代末，“三农”观念被正式提出和落实之前，大约也是二十五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大包干”和“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颇有些悲剧的色彩，那是中国农民在走投无路下的一种无声的反抗。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曾使农民在劳动和分配上都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甚至，吃饭都是大伙儿一块吃，这就是所谓“大锅饭”的由来。“大锅饭”的结果是越吃越少，人越过越穷。
建国近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竟然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生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的境地甚至还赶不上公元七、八世纪的开元盛世。这对于一惯强烈抨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
我不禁想起了戊戌变法时的一个响亮口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也确实到了一个该变，不得不变的时刻。然而，高高在上的中共高层却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变！于是，又一个小地方，又一个小人物的名字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这个小地方叫小岗村，这个小人物叫严宏昌。
严宏昌以其惊人的气魄，带领着小岗村的18位农民毅然地扳动了中国历史的岔道。
安徽省凤阳县是中国历史赫赫有名的地方。它的出名有两大原：一是因为这里曾出了一个叫朱元璋的混混儿，后来竟坐了中国的皇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历代都不乏讨饭的大军。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凤阳人就是这样一边唱着“凤阳花鼓”，一边将乞讨的脚步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
或许就是因为这里太贫穷了吧，所以上天才将改变中国命运的地点选择了这里。
1978年冬，一个叫严宏昌的村干部和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了一份极其秘密的协议，偷偷地把村子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了这18户农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极其严重的行为，。这要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这要承担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如果不是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严宏昌也决不会昌如此风险，这18户农民也决不敢签下这份危险的协议。
今天我们翻开那段陈封的历史仍不得不佩服严宏昌的魄力和视死如归的勇气。他当时对可能承担的后果是想得很清楚的，因此，协议中除了承包土地之外，还加入了如下的内容：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其它农户保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看着一个个鲜红的手印，我欲哭无泪！我震憾于严宏昌当年那份为民的情怀，同是又感慨于今日村干部搜刮民脂民膏的种种做为！
小岗村当年的喜获丰收，比起周围各村庄稼倒伏一片的状况，无疑是个奇迹。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引起了领导的注意。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任何异乎寻常的现象都会引起各级领导的关注。尽管严宏昌和18户农民对此守口如瓶，但调查组还是想办法查到了实情。于是一份沉重的调查报告放到了当时主抓安徽省工作的万里同志的桌面上。万里也深感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立刻上报到了中央。
小岗村事件在整个中共高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小岗村的行为得到了认可，并得以试点推广，这是中共历史上伟大的会议！主持这次伟大会议的人是邓小平，他也由此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又一位伟人！
严宏昌想象中坐牢杀头的事终于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历史的车轮却因他的壮举而获得新的加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因此在全国迅速地推广试行。
当时，同时被批准进行试点的地区还有：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及广州全省，经过一年的试行各地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四川和安徽更为突出，当时主持四川省工作的是赵紫阳、主持安徽工作的是万里。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吃粮靠紫阳，要吃米靠万里。”
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并不是一促而就的，中共及广大农民对它都需要个转变认识的过程。
1979年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是《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上述地区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成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有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出产量的予以奖励。这就是“五定一奖”。“五定一奖，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生产热情也空前高涨。
1979年1月1日，中央经十一届三中全全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并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治措施。同时，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但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仍不允许“包产到户”。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不拐弯，交够国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从而使农民真正拥有了自主权。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推广。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号”文件，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至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正式展开。
通过上述几个文件及会议精神的逐步演变，我们不难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演化和成熟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单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给农业、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生机活力，它更标志着一位伟人，一个政党乃至整个中国都已经从另一位伟人留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告别了军事和政治巨人时代的中国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济建设时期。
在此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迈上富裕之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也是中国共产党又一个丰伟的功绩。它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在短短几年之内增长了10倍！小岗村也在一年之内就砸碎了捧了多年的“讨饭碗”。
然而成功的背后总有不和谐的音符，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必然伴随着阵痛。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最初的几年里确实给农民带来了莫大的实惠，但它本身也一样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推的地方。
比如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是在建国前的土地革命中就已提出的一个纲领，共产党却始终都没兑现自己的承诺。世界上或许只有中国的农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吧！但这毕竟是个小问题，因为中国农民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却拥有比较稳定的土地使用权。能够拥有比较稳固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让本来要求就不高的农民阶级很感满足了。
从中国历史来看，农民阶级即使拥有了土地所有权那也是极不稳定的。尽管农民阶级拥有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力量，但他们同时又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弱势群体。一旦强权势力宣布土地归某某所有，农民还不是一样要两手空空。给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还不如给他们稳固的土地使用权来得实际。
经历了几年的休养生息，中国农民的境地确实有了显著的改善，然而这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历史还有这样一条规律：农民富裕了往往就会给各级官员提供****的温床，而各级官员****之后又会直接加重农民的负担，以搜括民脂民膏。回想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二十多年，历史似乎又在重复着这一规律。
毛泽东时代，虽然国家贫穷落后，但是却没有****，也没有人敢****。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两位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因为利用职权侵吞国家救灾粮，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治河之款等合计170亿（旧币），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当时，老百姓都说：“这两个人的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可是如今呢?一个大队书记贪污的财产怕也不止这些吧。别说两颗人头，就是20颗，200颗人头也未必会换得官场上的片刻安定。
我不想夸张或掩盖中国的****现象，只能说中国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每年有多少高官落马，而在于中国的****是从社会的最基层开始的。
当年一心一意领着农民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奋斗的村干部，如今却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村干部****了，就到乡里镇里去寻求保护伞；乡镇干部****了，就到县里市里去寻求保护伞；县市干部****了，就到省里去寻求保护伞；省级干部****了，就试图到中央去寻求保护伞。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逐步演变的****过程。“千里之堤堰于蚁穴”，如再不采取措施制止，中国的千里长堤怕也要从蚁穴开始崩堰了。这不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当今查处的****大案，哪一个高官落马后不是牵出一大串低的和更高的官！
我走访过农村的不少地方，哪一村、哪一屯最好的房子几乎不用问就知道是村干部的。
某某村有一座大宅。那是名符其实的大宅，不单房舍建筑得富丽堂皇，院套儿也是大得几乎可以开个规模不小的工厂。当地农民有一句话：“某书记的院墙要是没有一条公路隔着能套到后边的某某村去”。
还有个村书记，有一年高速公路从他所管的村中穿过，占用不少耕地，该书记第二年就在镇中心盖了幢小洋楼。内情如何，不得而知了。
某某镇以修路为名向农民征收修路款，每户300元，钱收上来了，路却迟迟没有动静。据说是因为该路恰好是一条计划中的省级公路的一段，省里将出资修建，这样农民就可以省下这笔钱了。结果省级公路是修了，却没有从那段经过。镇里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原来的路依然凹凸不平，当年的修路款早已不知去向。
下面是我随手在网上摘录的几则关于****的报道：
陈志清，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库处任干部，侵吞国库资金1549.30万元。
郑大平，延边丰源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运输部主任，贪污数百万元，包养情妇38人。
余小唐，温州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温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贪污1.16亿元。
李树彪，湖南省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挪用公积金11801.50万元，用于澳门豪赌。
……
上述的案件，在贪污****大案中，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而官场****的直接后果就是巧立名目，乱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
农民负担居高不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国家三令五申，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集资、罚款和摊派项目多，数额大；有些地方甚至虚报农民收入，超标准提取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有些基层干部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向农民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1999年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总额约为1200多亿元，农民人均负担税费为130多元。其中，农民缴纳的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各项税收近300亿元；农民直接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约为600亿元；“两工”中的以资代劳及其他各种税收为300亿元。
近2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64%，下降到了2003年的47.8%。2002年上半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有2001年的2.9：1增加到3.5：1。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福利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至少在5：1以上。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有些地方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7%，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警戒线。
一人种地，百人吃粮，一人挣钱，百人伸手。在一个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不足0.2公地）的农业古国的农民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农民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了。好在，我们的党已经重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正在努力地去解决这一问题。******总理承诺5年内取消农业税，有的地方提出两三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正逐步的实施；反****的斗争也不是仅仅流于形式，而是直接指向了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两年粮食直补款的发放，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粮食直补款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扣留！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和以往层层下放，经村干部之手再发到农民手里的惯例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这说明村干部在中央高层眼中，已经没有了一丝的可信任度。在中央一系列措施的打击下，村干部搜刮民脂民膏的财路正一一被阻死。
昔日趾高气扬的村干部，如今的日子也确实难过。有多少村因为陈欠吃喝款而被告上了法庭，村委会财产被拍卖抵债。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酒店、饭店不再这群昔日的土霸王、屯大爷儿！
中央和这种做法，确实大快人心！狠狠地杀了****分子的威风。但是，法院的判决，似乎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村委会的财产是集体财产，属于全体村民所有。将这部分集体的财产拍卖，去为少数****的村干部抵债，这是不是有些“冤大头”的意味呢？
说白了，这还是农业全作化时代的遗留问题吧，如何解决好这些遗留问题，我们将试目以待。好在中国农民阶级的心胸是广阔的，不会因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而动摇了对共产党的信心，毕竟他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深远的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时期，这一时期具体从哪年开始似乎很难界定。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定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到2001年时三农问题的提法被正式定入文件，个人认为或许要从这个时候算正式开始吧。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口号是“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其实三农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89到1991年，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增长幅度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个县，了解农村问题及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回来后，他向当时农业部长刘中一做了汇报，认为现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是影响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或者说是影响党和农民的关系的大问题，亟待解决。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之前，农业部把调查的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三农问题就已经有过一次讨论，当时，有些同志也提出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1993年时任农业部长刘江同志组织农业部及所属单位开展蹲点调查。那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震带领一批搞农村调研的同志到安徽，对其农村开展调查。安徽是全国第一批实行农改试点的省份。自1978年大包干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安徽农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此次蹲点历时三个月，涉及到了财政、金融、税收、工商等宏观部门，最后经大家讨论，形成《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指出象安徽这样的中部农业大省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宏观问题。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了农业部及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正式在报刊上出现，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下式形成了一个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1999年前后，中央的政策讨论中就明确讲了结构调整是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而不是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
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被正式写入文件。
2004年“两办”文件强调了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了就摘谁的乌纱帽。而且2005年在久违了18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又重新回到了农村问题上。
2005年1月31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了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要求，特别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这是中共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上述所载，就是“三农”问题提出到落实的始末。通过对中央，多年来农村政策、文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中共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方法还是停留在“农”这个初级阶段，这似乎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但中国是个农业古国，解决农民问题，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我们的政党也毕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三家”问题的根本，就是对农业的过分重视;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不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农业，而是要把他们变成“城市人”.
美国农民占总人口中的3%，却有97%的人在吃他们的产品。中国呢？截至2001年底，除港、澳、台外中国有12亿人口，农民人口就达到9.35亿，占总人口的73%。即使加上县城和小镇，全国城镇化的比重只有37%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0个百分点。
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亩，而2003年耕地面积却下降到18.51亿亩。一方面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涨，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而农业机械化程度却越来越强，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2001年的73%农业人口计算，十几年后或许只有20%的农民就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那么剩下的53%的农民将何去何从？
如何安置这剩余的53%的农民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四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而农民工才是“四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按照2050年将我国的城市化从目前的38%提高到70%左右的设想，这就意味着每年城市化水平要增加近1个百分点，等于每年约有1200万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了每年要转移农民工进城的目标是1500万。
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并显得日益突出和重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首达到1.36亿人，比1978年时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增加了1亿以上。1997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其自身也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因此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2000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28亿，占农村劳动力的27%。90年代初时，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日益活跃，并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就四川省而言，到2001年底，全省农村共有劳动力3948万人，外出流动就业人员123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1%，而在中西部一些地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
全国总工会会同国家统计局历时一年，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状况，到2003年底，中国的就业人数达到74423万人，其中三个产业的构成分别为49.1%21.6%和29.3%.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达37886万人，其中国有和集体单位和职工已分别下降为6621万人和950万人。这就意味着，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目前为止，全国有2.5亿民工，去除在乡镇企业务工的产业工人外，进城打工的农民还约有9400万人，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总数。
进城的农民工已经崛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然而，政府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保障滞后，老板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农民工劳动条件，福利待遇很差，等等，这些，都成为当前或未来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安全隐患。而按照了“十五”规划，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1500万人的目标计算，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安全隐患将越来越严峻！
那么国家多年来倡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究竟给农民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呢！据黑龙江省政府统计，去年全省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57万人，创造劳务收入106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8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的19.2%。客观地说，这一比例还是喜人的，外出务工确实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是农民外出务工路上的辛酸，又有谁能体会呢？他们的权利又有谁来保证呢？
2005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参与华南理工大学二期工程和9名工人在与工头协商“误工费”时，被一群保安关上铁门殴打。
2005年4月1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湖北赤壁农村妇女55岁的鲍首音为儿子筹钱结婚，去量都狮岭镇一家皮具厂讨薪时被老板当场打晕。
2005年4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来自安徽的施工队长路彪和他手下的6名工人，在顺义区北务镇上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工地讨薪时被人砍伤，其中伤势最重的一名民工鼻子被砍掉。
家住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绍文乡沿江村老汉54岁的王明国，在齐齐哈尔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份活，每月750元工资，可是老汉进入工地后，发现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并不象想象中的那样，每天除了没日没夜的干活外，还要遭受毒打和折磨，他亲眼见到一个工人被工头扒光衣服后，抓来虱子，然后放进工人的生殖器里，工头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四个月过去了，一明国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到，他想不干了，可是这时他才了现自己已成了遭人虐待，失去自由的“包身工”，他们已经被人完全控制起来，每天出入工地都有人严密看管。
一位山东籍包工头在北京工地上自曝行业内幕，许多施工企业事实上已将拖欠部分民工工资当成了一种经营策略，他曾参与一家施工企业在山东承揽的工程，在企业内部掌握的工程施工预算书上说明：按预算业主最终支付70%的工程款计算，民工工资支付比例按60%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的有些企业和俱甚至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要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高昂的维权成本，使许多农民不愿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争议，这也许就是欠薪者有恃无恐的原因吧。
基于此，有的农民往往选择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农民工，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前些天看过一个报道，南方某民工来东北打工，因讨薪不成反被殴打，一怒之下竟连伤四命！血与泪的教训，实在不能不令人反思。
其实农民工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讨薪问题，还有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险福利问题……
据调查，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8.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了，分别只有2.9%、3.1%和5.6%。
目前中国有农民工总计2.5亿人，我们不敢想象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农民工会引发多大的社会问题。
中国是农业古国，更是个农业大国，千万年来是农民，撑起了中华文明璀璨的星空，是农民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自建国至今，已有56年的历程，在这56年农民民样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国之初，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产业政策，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52--1990年，通过税收从农业获取资金为1527.8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8707亿元，通过储蓄从农业获取资金为1404.8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达1万亿元！
一般认为，90年代初，我国工业化开始步入中期阶段，即工农自养平衡发展阶段，但是城乡资金流动格局并未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转变，1990--1998年间农村资金净流出19222·5亿元！
目前中国社会的结构依然是1/2社会劳动力和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还是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这就是中国社会根本性的症结所在！
今天，城市居民住着宽敞明亮的小区，走着整洁、宽广的街路，逛着琳琅满目的商场，可是有谁想到过，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凝聚着农民工的血泪！
农民盖起了崭新的住宅楼后，自己却再没有机会住过，农民工盖起了高档华丽的宾馆酒店之后，也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甚至，农民工在修完了高速公路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踏上过！
可悲的是，在宾馆、酒店门上，在小区门口拦住衣衫褴褛的农民工的保安，往往也正是农民的子弟。
这些穿着制服、挎着警棍、拿着低廉的工资，却又趾高气扬的保安，在拦住养活了他们的亲人的时候，我说不出，这到底是对农民的讽刺，还是对社会的讽刺。
畅销书《狼图腾》的姜戎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只有把农民人口的数量减少到一半时，中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我们的国家也正在朝着这一伟大的方向，艰难的迈进！
写到这里，我本想结束了这篇文章，但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小地方，一个小人物的名字涌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中国社会的变革总是离不开一些小地方和一些小人物。
土地革命时有井冈山，人民公社时有徐水县，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小岗村，而当代就有华西村。
一个原本村破地瘦，十年九荒的穷村，走的和小冈村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却成为年创得200亿元的中国第一村！
提到华西村，不能不提到吴仁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华西，吴仁宝却没有执行包产到户的做法，而是将“地下工厂”--小五金厂公告天下，并于1979年元旦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华西五金厂”的厂牌。早在二十七年前，吴仁宝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如何多打粮食而在于如何向工业、向工人、向城市转移。在他的努力下，华西村如今已拥有8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生产钢材、塑料管材、建材、棸酯产品和服装等。
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025美元，农村只有317美元，而华西村的“城市”农民单红利一项一年就有8000美元。而且家家都住别墅，家家都有私车。如今他们已订购了多架私人喷气式飞机，还计划建造一座飞机场。为了获取更多土地，华西村最近已将周边的26个兄弟村纳入“大华西”的版图。
看到了华西，我们便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出路，便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后记
每完成一篇作品，哪怕只是一首蹩脚的小诗，我都会感到放松，空虚及窃窃自喜，然而，写完了这部《七十八年中国农民沉浮录》却没有了以往的感觉。
农民问题实在是太沉重了，尤其是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更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话题。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农业也始终是国家的衣食之本。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政党已经走出了军事和政治巨人的时代，从光芒亦或是阴影中走出的政党才更成熟。在由诞生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它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国民的衣食问题，单凭这就足以使它在历史的功劳薄上写下重重的一笔。如今，它正试图努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
中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叫人震惊，叫人心寒，叫人畏惧。几千年来沉积在中国农民身上自私、狭隘、满足现状、胆小怕事的民族劣根如同他们勤劳、忍耐的优点同样的突出！如果能够将中国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合理的比例，那么，中国也就具备了领导世界的能力。
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都必然伴随着阵痛，尤其是要解决中国这么大的本质问题，阵痛必然存在！其实有痛未必就是坏事。因为有痛才使我们的神经不至于麻木，才使我们的大脑不至于浑沌。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关注中国，关注中国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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