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以载道”

一

一部２０世纪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似乎已经雄辩地将＂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到陈腐的观念垃圾场去了，何况到了世纪的门外，我们面对的是更加无垠更加宽阔的天空，我们拥有的是无穷无尽的创造的自由——没有了框框，没有了教条，更没有沉重的使命。

同时我们还拥有无比强大的解构能力，一切崇高的事物都在解构的手术刀面前纷纷瓦解，化为卑微的碎片。经典的美学体系和文学大厦也一样地遭受严重的质疑和否定。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还得感谢真正的解构主义的先驱——弗洛伊德，他的精神分析法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构模式：将爱情解构为性欲，将花朵解构为种子和泥土，将本自“超我”的艺术努力，他把它归之于“本我”的升华，即性欲化为文字图景后的变体。一句话，无非就是，把人解构成动物，把人性解构为物性。于是，人性轰然倒塌，化成了一片废墟。到了２０世纪末，这种废墟已经延伸到人类所创造的几乎所有原先引以自豪的领域，人们自愿与古老的伟大的经典斩断了联系，很快地，一部艺术通史被化为了一部艺术断代史，一部道德通史也被化为一部道德断代史。每一个人都愿意沉溺于自由创造的幻觉之中，对一脉相承的经典进行了肆意的个人阅读和解构。

同时，“艺术就是自由”成了纯粹自明性的真理，我们在无边的原野上自由地飞翔。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将文学道路的第一条途径确认为“轻逸”，几乎让那些所谓“纯艺术”的信徒们顶礼膜拜，虔诚感恩。一切思想、精神和道德义务都由之得以消减，文学艺术回归到了赤子的状态，玲珑妙曼的无邪状态。任何固有观念的模子都被打碎，自然，首当其冲的就是＂文以载道＂。于是我们的耳边没有了号角的鸣响，只有内心涌上来的一阵阵自由的狂喜。于是文学成了全新的未被开拓的庞大原野。没有任何的禁区，精神领域成了快感和冲动的野马奔驰的地方。

按说，这既是思想高度解放的时代，应该是文学与艺术合唱的繁荣的先声。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冲动受到了审美规律的惩罚，轻逸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的压力。而游戏精神在亵渎了文学的同时，也亵渎了每一个作家的“自我”，放纵成了深刻的现实，羞耻感已经逃逸出生命之外。一切借艺术名义而获得的价值感荡然无存，因为此时，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已经混沌一片。文学的审美需求已经告别了康德式的纯粹，美感已经完全被快感所替代。

而文学艺术的悲哀在于：与永恒握手言欢的大作品没有了，即大师没有了，曾经象神祗一样地照亮人类内心黑暗和前行道路的巨人没有了。我们变得那么地空空荡荡，文学的原野成了真正地不生乔木的荒原，文学的赤子也成了真正的文学侏儒。

文学肌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曾经严重信奉的自由精神成了戕害人性，复归物性的路途。自由的光辉渐渐淡去，成了虚妄无比的一阵烟雾。其实，真正的自由是真实的，但那决非文学先天性的拥有，而是逐渐赢得的，它是人类与上帝摔跤而赢回来的奖励和荣誉。反之，当自由成了宿命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自由，就象到处都是你的方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了方向。

所以，我们面临的事实是：文学已经蜕变为娱人耳目的文化消费。文学已经失去了为我们提供精神信仰的责任和能力。一切心灵之美和深层之美都让位于感官之美和浅层之美。



二

人性是弱的。

每一代人的文化自信必须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化继承带来的充盈感；二是文化创造带来的满足感。但后者必须有赖于前者，创造必须有赖于继承。而我们对古代典籍的阅读，其实就是对创造、甚至是对自由的某种保障。经典文本携带着某些重要的文化信息，它是人类智慧的见证，从中我们可以寻索到自我的道路和文学创造的道路。说白了，这也是对“文以载道”这一观念的信赖。而且我们也很少有比文字更好的亲近古人的方式了。这是“文以载道”这一观念在继承的层面上产生的意义。而更重要的，自然是如何在创造的层面上确立它的意义。

由于我们太喜欢并且执著于怀疑，我们对前人文化观念的某种不信任感在使我们不断地失去了深层的根基。这种不信任感是致命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观念本身进行重新的定位和省察。

“文以载道”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北宋大儒周敦颐的《通书•文辞》当中，他说：“文，所以载道也。”强调了“道”的第一性，而“文”仅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大道信息的工具。这一说法被后人诟病至今，被贬为文学功利主义的代表学说。而“道学家”的称谓成了伪君子、伪道德的代名词，充满贬义，而“卫道士” 更是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人心的这种疑惑也是致命的，如果对真正的“道”的存在失去了信心，而对“道”充满信仰并加以维护的人又被我们一致地斥为异端，这种境况是可悲的。

在中国文艺史上，关于文道关系的讨论渊源流长，早在南朝梁代的著名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中就已经明确提及：“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唐朝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云：“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为能也。”于是，也提出类似的说法“文以明道”。

也许，这些说法并无所谓，重要的是对“文”与“道”本身的定位，以及如何去领会这两个重要词汇所包含的内涵。既然说“文以载道”，可以见出这种观念的起点是“文”——如何“载道”？答曰： “以文”！ “文”，就这样成了重要的出发点。“文”是什么呢？“文”就是艺术，是文学的本体，是形式美学的落脚点。

“文”，既然成了这个观念的始发之地，我们必须保证文学成其为艺术，首先是诗的，然后才能得以流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战国时候就已经在流传的古训。而一旦成其为艺术，语言本身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度——艺术的国度。在《摩西五经》的首章，大能的神就依靠语言而创造了宇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事就这样成了。

在文学中也一样，语言文字就象一道耀眼的光，能够瞬间劈开人类心灵的蒙昧，使人类的精神在创造的意义上得以复苏，从而在人类面前逐步展开林林总总万千富丽的道路，我们说了，这些道路大都得益于语言。

但文学有它的特殊性，它绝不能仅仅停留于语言这个本体，不能仅仅是形式的舞蹈。这是由于，如果仅仅以形式作为文学的全部价值所在的话，那么它将无法获得独立性。因为在艺术王国里边，最纯粹，形式感最强的艺术种类无疑是音乐，在这个王国里边，音乐是无可匹敌的，它是真正体现了至高形式的自由流动，同时拥有了至高的美感。所以，文学必须在本体之外开花，必须游离出纯粹的形式王国，必须有一次对自我的流放。以流放的形式来回归，来获得它独立的美学品格和精神价值。

这也许就是出路。

三

当文学一旦步出济济一堂的形式王国的大门，当它面前开始展出一片原原大野之时，一个神秘的身影——“道”的身影就凌空而降。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文学有希望解放了，从纯粹的艺术中解放，它有希望拥有自己真正的价值和独立性。一旦“道”一参与进去，它就超越了纯粹的艺术，它有了言说的依据和言说的方向。

关于“道”，《约翰福音》里有一段十分美妙的话：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道在这里具有了至尊的面容，那是神的面容。所以，文学只要与“道”建立了联系，它的道路说到底，就有些类似于朝圣了。但凡夫俗子，没有能力在一开始就抵达这一终极的涯岸。他必须展开无穷无尽的探索。但那形式大门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辽阔，他得骑上一匹什么样的骏马，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才能准确无误地抵达呢？这是每一个觉醒的写开始面临的深刻困惑。

显然，对“道”的不同理解，将会收获不同的文学命运，我们必须认真思量的是这“道”是指向精神呢，还是指向肉身；指向快感呢，还是指向美感；指向酒神，还是指向阿波罗？

尼采曾将古希腊悲剧的魅惑之力归之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烂醉，他原本试图在《悲剧的诞生》中确立两个源头：一是酒神狄奥尼索斯（肉身性的）；一是太阳神阿波罗（精神性的）。一开始，也许还渴望在两者的平衡中获得稳定，甚至在稳定中上升，上升到艺术的圣洁之境。但最后他却无可挽回地降身为酒神的门徒，完全放弃了精神界面上的努力，不再相信无限超越的可能，于是重新坠落大地，成了一个艺术的叛徒，一个悲伤的犹大——在弃绝神的同时也被神所弃绝。

其实，肉身只能是桥梁，人是在无限当中行走的，前前后后也被无限所包围。他突然获得了有限的肉身，无非是为了保证某条无限的、神秘的道路的畅通。肉身的衰朽、毁坏是注定的。在这一点上，人是十分渺小的，时间就象大风一样地把人的肉身迅速吹老。这说明肉身不是我们真正可以信靠的对象，佛陀就毫不犹豫地把它视为“空”。当我们寻找绝对的信靠的时候，圣哲已经告诉我们：不能寻找必朽的、无常的，而必须寻找永恒的、不朽的事物。那是什么呢？那是阿波罗精神，一个真正伟大的神祗——艺术之神的精神，他在发散着迷人的宁静的光辉，在永恒地照亮着人心中的所有黑暗，同时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但当我们意识到精神界面的这种永恒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从此要放弃对肉身的依靠。我们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不断地成全这种依靠，但我们内心必须明白，这种依靠不是最后的。我们的依靠是为了完成一种指向：我们依靠肉身走向精神，依靠酒神的大地走向阿波罗的天空，依靠自然的快感走向艰辛而又充满创造的欢愉的美感。一句话，我们不能下坠而应该上升。有了这种自觉，人性的光辉才能得以呈现，在肉身必然老朽的前提下，我们能够重新获得对人性永恒的信仰。而检测文学品质的高下所持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能否传达出这种永恒。只有浅薄的人，才会将永恒化为时代，也只有庸俗的人，才会将时代进一步化为了蝇营狗苟的市场。真正的文学，即便是在永恒的冲突和无限的困惑之中，它也仍然能够供出永恒的和谐、精神的静美和人性的飞扬。

我们在文学里面所依赖的上升与飞扬，就是通过语言的形象，也就是形式艺术，也就是“文以载道”中的“文”来完成的。法国著名诗人圣－琼•佩斯曾经说过：

“通过中间形象的遥远的启迪，通过对应作用，还通过生命运动赖之以传播的语言的优美，赋予自己一种科学无法到达的超现实。”

这“超现实”就是“阿波罗的天空”，也就是我们所云的“道”。文学一旦指向了“道”，就在文学内部形成了一个空间，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涌出意义的空间，这样，在“文”抵达“道”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文字的速度和力量，它们与形式、时间等一同构成了美学上的秘密。当哲学家还在形而上学的门槛前徘徊不已的时侯，诗人已经在那儿迅速领取了自由出入的证件。



四

其实关于“道”，在《约翰福音》里还藏有另外一段重要的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道”——神的另外一个化身所具有的创世功能。

而在《创世纪》的开篇亦云：“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正是“文”——也就是神的话语所具备的神秘能力，当神的灵运行在虚空之上时，他以他的话语来创世。他的话语一泄露，形式就展现了出来，寂静的大地开始欢腾并且舞蹈了起来。

于是，我们突然意外地发现，“文”与“道”都是创造的神奇法门，神的话语（文）是形式之祖，神的道是质料之本。而它们却在创造的路上相遇，并合二为一了。这说明文学最终还是还乡了，回到了艺术的怀抱。从《创世纪》的开篇回到了《约翰福音》中关于神子的秘密。而这时候文学的面目是那么地不同，历尽沧桑，在寻“道”的过程中它已经历非凡，所以，它的还乡，我们可以将它唤做“悲壮的还乡”！

这就是“文以载道”。

神已经说过，事就这样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