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温情有种痛

有种温情是民族的，有种痛也是民族的。民族的温情与痛都是纯正的，但并非世界的。属于世界的，愚以为定是美好的。一个民族一种温情一种痛，世界里的各民族，各自温情或痛着，一沙一世界。

一沙一世界，本民族的温情与痛是什么？世界太大时光不老，掌心的花、眼中的朵无量无边，惟有试着撷取一角，稍作感慨。

纷繁的一角里，上访、下访扬波击节，平平仄仄一唱三吟，一半是痛楚，一半是温情。如是韵脚。

韵脚里的上访，耳闻目睹的实在非鲜见，虚妄评判大抵可分两类：一类是伸冤叫屈维权的，一程风雨一程泪；一类是铺路搭桥打点的，万般手段开捷径。虽说皆为上访同为谋利，两类的心境却是大大地不同。前者负痛寻温情，后者带笑谋快乐。也因于此，求得的温情迥然。

温情不一，在所难免。自古以来，伸冤叫屈上访的，称心如愿的有是有，但多见其屈折艰辛一路泥泞。比如清末沸沸扬扬的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杀人案，当事双方因些许情色三四缠绵，几番过堂死去活来，犯罪“事实”好似板上钉钉。多亏当时著名的上访专业户杨淑英，披星戴月几次赴京，滚钉板告御状，加之举子呐喊、《申报》为民请命，这才乞求了一寸温情----蒙慈禧老佛爷开恩，当事人终于开脱了杀人的罪名，一时苟活。当然，这类上访者实属三生有幸，比之不及直接倒在上访泥潭中的人，非为个例并不少见。或正如此，温情难得故而倍加求索，上访路上多身影，乃至成了一道风景。

另一类的上访者，相比起杨淑英等的情形，不亚于天壤之别。指间滑落的时光中，上述一案里的余杭县令刘锡彤，只需青衣小帽递送些银票，便过五关斩六将获取了莫大的温情。此情之下，既庇护了元凶其孽子，又保住了自己在大堂内优雅地踱开八字步，一踱就是好几年……逝日不可追，而今的刘锡彤之流，或为头上顶戴或为腰间私藏或为其它便利，或电话或登门或金光闪闪莺歌燕舞，谈笑间十之总有六七能遂心。细究起来，这类上访不叫上访，曰跑路子，估计相去不远。不过，上访也好跑路子也罢，总是一景！

景色万千，亘古时新。数百年前，六下江南的乾隆爷，赏花赏月赏“春景”之余，也算得上是下访民情的标兵。其级别之高、次数之多，至少在称孤道朕的年代，比较少见。但其下访的成效如何呢？怕是寥寥。不说其前呼后拥一路招摇沿着满朝臣子划定的线路，圣步御览尽见歌舞升平，即便其有心微服私访了解一二民不聊生，自诩为“十全老人”且立德、立言、立功的他，想来不可能动了真格揭下贴在自己脸上的金……

百年沧桑事，弹指一挥间。恍恍惚惚的小康路，全民英姿飒爽往前奔。势不可当有力的冲刺中，下访之声喧喧腾腾。相较于平民百姓跋涉上访求温情，各级干部躬身下访察民生，无疑是福音。此番举措涉及的深度、广度、高度，与数千年来皇帝老儿的沽名钓誉之举比起来，绝非同日而语实为质的差异，一如天上人间。当下的下访，终究为亲民、为民、惠民。据诸多报载，不少地方为做实下访之功，推行领导责任制，深入基层一线与群众促膝长谈，由此“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的焦点问题，消除了一些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大大改善了干群关系……”一句话，下访建功，百姓欢呼，成效是明显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付出有了回报，当然是好事。这等白纸黑字面前，值得赞许并为之欣喜。至少，部分报道及报道的部分内容，是可信可喜的。毕竟，下访的主体与客体活动的范围，不是娱乐圈，因而不必泡制出假新闻来炒作。事实多少也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但凡实实在在搞干部下访的地方，温情真切缕缕袅升。然而，局部并不等同于全局，一斑尚不足以反映全貌，有的地方依旧是惯性地喊喊嗓子、做做样子，一番大张旗鼓的应景之后，仍是百姓呼天抢地的呻吟。所谓的温情，仿佛一张画饼。

这般地下访，还有一景不可略去。少数官员屈尊造访的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温情所及的也不是焦虑中苦苦渴盼其莅临调研的民，而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比如某某企业老总、某某业主等等。对此，倘若正面作认识，是助各类经济加快发展步伐，促进培育一批精英。若妄加猜度，怕是富贵之光竞相映辉。因而，倒底是下访还是某种意义上的互访走动，有待确认。

确认与否，其实无关紧要。就事论事，干部下访，是对应老百姓上访而生的，可谓信访制度的完善或说创新。通过下访，变被动为主动，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以此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而促进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从中，显而易见民本思想，可说是执政理念上的一大进步。对此，勿庸置疑。然而，干部下访包括由其构成的信访制度，是否就是遏止群众上访、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良方呢？

未必！

几千年来，老百姓之所以上访不止络绎不绝，愚以为其根源，委实是阴魂不散的人治之下的结果。正因人治，使得规则苍白而苦痛硕壮。这，即便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亦不例外。尘烟间的朝代不提也罢，就在当下的不少地方，依规则办事远不如找关系有效，领导批示远胜于法律条文有力，抽象的法律正义、公平、公正远比纸还白！权力在神圣的法律面前，依旧颐气指使、威风凌凌！

据经济分析法学认为，一个理性的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时，不外乎坚持三个原则，即投入较少、一举两得、成功率较高原则。换言之，即什么成本低而又收益高，即选择什么方式。在法制健全的社会，选择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选择国家强制力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不言而喻远比私力解决来得便捷、省力、有利。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不信依法能维权、不堪诉讼成本的普通老百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饮鸠止渴般把自己的满腔冀望系于某些绳索上。

而创新了的被寄予厚望的信访制度，又如何作为呢？众所周知，当下的信访制度，是作为老百姓权利救济的一种制度来加以设计的，实质上承载着政府秘书台的角色，依靠行政力推动实施是其显见的特征，并在事实上成了老百姓最后一种救济方式，且被视为优于其他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最后环节。也就是说，信访制度的坚实存在，带有浓浓淡淡的人治色彩。如果长期存依并依靠人治来解决问题，难免有消弭国家司法权威、从体制上动摇现代国家法治基础之虞。这样的状况之下，倒底是温情多些还是痛多一些，可想而知----拜人赐情，好比问天求雨！

说来可笑，在本民族中，有种景观颇具特色：只要惊动了高层，不论何事都会变得异常畅达，好办的很。这正是一些老百姓要穷尽己力、不惜一切代价越级上访的主要缘由之一。但偌大的一个民族，事事均指望高官亲力亲为解决之，可能吗？试问庞大的地方官员们又履何职？而依靠高官过问的现象，不也正说明现阶段人治状况的严重吗？这种勃发状或时令式的温情，岂不可悲令人忧心？

忧心仲仲，法治是条漫长的路。而欲要上求的温情下访的痛，必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伴随本民族风雨兼程。风雨兼程的一种温情一种痛，似海水疑火焰尽见光芒，却不能如伟人那般朗声吟哦：“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豪迈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