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不知返的王安忆

从此前接触到的王安忆的文字看，王安忆是写儿童文学作品起家。曾有一批被称作“系列”的小说，因以“自我抒发”的笔触，描写了一个纯真善良而又幼稚的女孩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以及渴望温情、理解的心理活动而受到文坛关注。这是发生在王安忆27岁时的事情。

此后的王安忆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目光从纯真幼稚的小女孩身上一下子转移到了成人身上，写出了《本次列车终点》、《野菊花，野菊花》、《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庸常之辈》、《尾声》、《流逝》、《归去来兮》等以自身生活体验为源体的小说，表述主题落到普通人心目中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上。这应该是王安忆创作方向的第一次转移。

王安忆29岁的时候曾随其母亲茹志鹃赴美参加过一次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活动。这次的国外经历使回国后的王安忆对眼前的平常生活有了不平常的看法，从其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里就可看到，像《小鲍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等作品，王安忆已是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如在试验室里做试验一样，设置一个封闭的环境来探讨种种人性。这应该是王安忆创作方向的第二次转移。

王安忆创作方向的第一次转移历时两年，到第二次转移则用去了近六年的时间。王安忆的年龄也从27岁增长到36岁。若从成长的意义上讲，此时的王安忆可谓一个熟透了的女人。因而在其第二次的转移过程中，王安忆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了情与性上。王安忆说：“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须涉及性爱。”（《两个69届初中生的对话》）继《小城之恋》、《荒山这恋》、《锦绣谷之恋》后，王安忆又创作了《岗上的世纪》、《神圣的祭坛》等小说，主要从情和性两方面探讨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在相互交往中体现的人性。

可以说王安忆是和她的小说一起长大成熟起来的。所谓创作方向上的一次又一次的转移，其实就是其肉体生命必然遭遇的一个又一个的成长阶段。从一开始的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以及对温情和理解的渴望，到心目中诞生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再到关注男女之间的情与性，正符合了生命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诸多成长阶段内的具体体验。因此，王安忆在36岁之前其人其文应该都是真实的。

可怕的是36岁后的王安忆以一篇《叔叔的故事》再一次迎来了其创作方向上的第三次转移。此时的王安忆叙述意识更加自觉，故事中的“我”也成了叙述的主角之一。主题意义上不再关注情和性，而是在考察人物命运和环境因素、历史进程的关系时，流露出了宿命感和失落感。

什么是宿命感和失落感？其实就是生命行将被时代淘汰掉时的感觉，说白了就是一种死亡的预知。一般上了四十岁的人都会有的。这种感觉对于生命来说是一种难以解脱的痛苦。王安忆让“我”在小说中彻底解构了叔叔的叙述后，突然发现曾是自己昔日生活目标的叔叔的不幸，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失去了依托，“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这就是说“我”因了“叔叔”的落伍而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我”不是快乐的孩子已成事实，但“我”是什么？又能是什么？这应该算是王安忆在第三次转移创作方向时遇到的一个大问题。

王安忆因无法找到这个大问题的答案而焦虑而孤独而惶惶不可终日。王安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白日做梦的。其小说也自此有了诡异的味道。

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里，王安忆在真实地表述自己作为一个城市外来户所特有的无根的孤独感以及为摆脱这种孤独感而日渐强烈的焦虑的同时，开始依据各种史料文献提供的蛛丝马迹大胆地想象勾画所谓母系血脉的发展史，以期用这种白日梦的叙述语体来为自己心头的焦虑寻到一个缓解的出口。结果却是：入梦贪得春风意，醒来空余百丈冰。

王安忆没有找到出口，只是无端生出了一些绵绵之恨。于是，便有了《长恨歌》。王安忆以细腻委婉的笔调在《长恨歌》里编织了一个美女因傍高官而迷失自我的恶欲故事。王安忆让主人公王琦瑶最后因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身心皆死，说明走到这里的王安忆已有了放弃寻找答案的想法。这就注定了以后的王安忆不能知道自己是什么、更不能知道自己能是什么的结局。

而从一次次转移自己的创作方向上来看，王安忆绝非一个骨子里能守得住安分的女人。果然就见到了《遍地枭雄》。这是文汇出版社推出的王安忆新写的长篇小说。据说此书是文汇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联合打造的“王安忆作品系列”的首部。这等于说接下来还会有第二部、第三部以致更多。

我不怀疑已是51岁高龄的王安忆能完成这一被人“打造”的系列文字工程，只是担心一个连自己是什么以及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女人居然要如此系列化的产出，到头来若是其作品被贯以不伦不类的怪物之名号又该如何是好呢？正如有人对王安忆的最新力作认为的“题材选择与文学视角跟她以往的作品又有不同，再一次显示了王安忆在创作上的再生能力，其动力机制与小说走向令人关注。”一样，小说本身的成功与否似乎已不重要，倒是创作上的再生能力、动力机制与小说走向成了最值得关注的对象，这无异于说王安忆是女性作家里的作秀高手。

看了王安忆的《遍地枭雄》，应该承认其创作方向在这里出现了第四次转移。和其以前的作品一样，小说在结构上并无多少新意，依然延续了一种通俗的壳子，只是在壳子里的内容与立意上，王安忆似在努力营造着创作方向上的第四次转移。

王安忆在小说后记里说：“由来已久，我想写一个出游的故事，就是说将一个人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然后，要让他目睹种种奇情怪景，好像‘镜花缘’似的。我还进一步设想过，一名老实的职员，忽被前来索讨债务的债主劫持，当作人质，带他离开从未走出过的城市，踏入另一个世界。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壳，壳里面盛什么，心中却是茫然的。后来，看了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小说‘砂女’，也是被引入异样境地的遭遇，差不多是同种类型的壳，虽然壳里的东西不尽相同，可因为壳的外部特征太过鲜明，不禁有熟腻的厌倦，便没了尝试的兴味。其实，故事的壳多是大同小异，有些壳可说一二百年地使用着，却并没有磨蚀光泽。比如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像亚当和夏娃；比如说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像‘奥塞罗’；再比如说一个人要从死亡里逃生，像‘舍赫拉查德如是说’，这些模式演绎出多少故事，至今不使人生厌。那就是说，这些壳容量大，虽然器型简约，可惟是简约才可纳入丰富多样的内容。而器型太过复杂精巧，所容纳的物体反要受限制。于是，我便把那个‘出游’的壳放弃了。然而，壳里面却似乎有一种物质依然兀自生长着，而且有壮大的趋势，那就是‘遍地’的景象。”

王安忆如此绕来绕去，不知是故意玩文字游戏还是年龄大了的缘故，不就是弃“出游”而改为“抢劫杀人”嘛，“壳子”重要不重要肯定要依具体内容而定，并非你说重要就重要的。

王安忆在“抢劫杀人”的壳子里塑造了一个老实本分骨子里弥漫着女性气息的男孩形象。这个男孩叫韩燕来，也叫毛豆，是父母中年时所生，人称“奶末头”，属家中的娇宝宝。他从小生活在一种阴盛阳衰的家庭环境里，高中毕业后在大他八岁的姐姐的资助下开上了出租车，后在一个圣诞夜里遭遇劫匪，车子被卖掉，毛豆本人稀里糊涂跟上劫匪过起了黑道生活，直至被抓。整篇小说读下来，我只感觉到这不过又是王安忆编织的一个主题意义有别于以往的白日梦而已。要说王安忆以往的白日梦是在寻找一个摆脱心头焦虑的出口的话，那么到《遍地枭雄》就是在期待一种犯罪意义上的****了。这可能与其无法摆脱心头的焦虑或者说找不到答案有关，性质上等同于急了的兔子的。看样子，51岁的王安忆真的是急了，急到了要以钟情暴力来求证自己的意义了。

正如伊沙说一部《废都》写废了贾平凹一样，一部《遍地枭雄》也将写废王安忆。就说这书名，若与内容联系起来看，总给人一种挂狗头卖羊肉的感觉。王安忆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她在后记中写道：“倘若多年前，阿城的小说《遍地风流》不那么著名的话，我的这个长篇，就要叫做《遍地风流》了，当然，此‘风流’不是彼‘风流’。‘枭雄’的意思多少要狭隘一些，也直露了一些，但还切我的本意。我本意不止是指那四个‘游侠’--‘遍地枭雄’这名字真有些像武侠小说，其实我并不热情武侠，总觉得武侠是另一路数，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属神仙志怪；但要是从现实出发，想象武侠的前世，也当是在你我他的世界里，不知怎么一脚踩空，跌进异度空间，比如那个叫做‘江湖’的地方--我本意却不仅在此，更在‘遍地’这二字，就是说处处英雄业绩。当然，这‘英雄’也不是那‘英雄’，这‘英雄’大约可用‘大王’这个人作说明。”我不知道王安忆这样说话累不累，总之我看着都累。什么“此”不是“彼”、“这”不是“那”，絮絮叨叨绕来绕去没完没了的，其实她根本就没搞清楚她在说什么。若是从了某些人认为的这正是王安忆作品的诡异所在，我倒觉得此“诡异”不是彼“诡异”，反而说其是装神弄鬼似乎更恰如其分些。

总之，《遍地枭雄》这一书名与内容的风马牛不相及就已注定这部小说必是一部白日梦意义上的魂不附体之作。

说到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要说成功，那也是童话意义上的，若放到现实当中，无一不是臆造的幻影。

譬如毛豆在遭遇抢劫时不要命的反抗就非常突兀，此种性格特征与其身处的生活环境极不相符。反抗是有可能的，但他绝对做不到“不要命”的地步。从其后来的屈从再到欣赏劫匪的观念转变轨迹，也可证明他骨子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不要命”的基因。

譬如劫匪大王的不同寻常、读过很多书、很会思想，以及劫车后不但不放车主还要把卖车脏款分给车主一份，说是车主应该得的。这是从何说起？难道天下有这样的道理？更可笑的是，在放毛豆回去之前劫匪大王还叫二王、三王向毛豆敬酒，每人说一句临别赠言，其中三王将喝干的杯底朝毛豆照一照，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如此劫匪，实乃王安忆一手培育出来的作家意义上的虚伪到极点的怪物，就是把你抢了杀了，却忘不了说你是好人，让你入土为安。

在劫匪大王这一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王安忆可谓不惜笔墨情有独钟，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对一个劫匪形象的欣赏和迷恋。在二王丧心病狂地为一卷钱杀死热情留他们住宿的剃头铺子的主人后，王安忆让劫匪大王在浙西的一座山里跟二王、三王和毛豆说过这样一句古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我不能不认为，这劫匪大王的文化底蕴似乎应该是等同了作家王安忆的。就是在劫匪大王被抓的那个绵绵下着雪的夜里，王安忆从劫匪大王轻柔的鼻鼾里再一次感觉到了大与小的差异。她认为：“当真正的危险来临之际，那些巨型的兽类，全是沉默的，而小兽们则骚动不安。”很显然，这是说劫匪大王是个人物，是英雄，是可以做到置生死于不顾的巨型的东西。为了佐证这一点，王安忆在后记里还搬出了《史记》中崇尚“霸道”的秦孝公作类比，意即劫匪大王的身世虽比不了秦孝公，但其崇尚“霸道”的品质却是与秦孝公一脉相承的。一个以抢劫杀人为生的劫匪，纯粹就是一个早晚要被正义的子弹击碎脑壳的人渣，居然在王安忆的笔下成了人中龙、心中偶。我不能不怀疑，51岁的王安忆已是糊涂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

就像一只迷途不知返的羔羊，尽管王安忆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一而再地作出选择，终因不能找到切合自己的而在无知的地带越走越远。事实上，《遍地枭雄》里的毛豆就是本质意义上的王安忆。一直以主动行为寻找方向未果的王安忆，到这里干脆就开始以一个孩童般天真的心态期待突发的恶性事件带给她依靠或者安全感。她在小说简介里说：“毛豆想离开他们，但又鬼差神使地离不开他们。毛豆的家阴盛阳衰，父亲与哥哥都有退让的性格。毛豆从来没有领受过男性的权威，现在他从大王的眼光里感受到了。大王说，中国人有一句古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天经地义。什么人能成胜者？强者。天下山河，民生民心，理当归强者才是上策，难道还要归弱者不成？什么又是强？大王以为有两条：一为勇，一为谋。大王说话喜欢引经据典，有思想的威慑力，也有男人的从容不迫，还处处照顾他，这些都吸引着毛豆，也使失去生活目标的毛豆感到跟着大王有安全感。”这应该是王安忆当前心态的最真实表露。

但是，任这大王说话再喜欢引经据典，再有思想威慑力，再有男人的从容不迫，再懂得处处照顾他人，毕竟其身上劫匪的属性不能够有所改变，如果一个失去了生活目标的人只有跟着这样的“大王”才会有安全感，岂不等于说当前的社会里除了劫匪没有好人了吗？若真如此，那就非得到大海里把邓小平捞出来说道说道了。因为当前的社会运行的正是他所倡导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机制，应该是根源所在。不过，这似乎牵扯到了政治，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好事。

所以，我认为到今天已是第四次转移创作方向的王安忆仍然在茫然写字。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更不知道能写什么，只是写字而已。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就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如此下去，写废一个王安忆肯定是早晚的事情。

个人的生活经历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命运。王安忆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因为她的经历过于平淡。像《遍地枭雄》这类只题目就会给人带来波澜壮阔之意象的社会题材，王安忆缺少驾驭它的能力。我倒更希望看到王安忆能够迷途知返，回到其原点上去，将“系列”接续下来。我敢肯定，不管是从市场还是从社会，其效果都会好过眼下所谓要被人打造而出的“王安忆系列”。王安忆毕竟心有明月，若是只照沟渠，那就无药可救了。

2005-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