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标准

什么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是什么？这是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已经迈进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在前进的征程上不再出现反复，不仅仅是决策人物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深思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与否，决定因素当然是权力人物，但中国公民的自身素质也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

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成败和进程的快慢，除了权力人物拥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决策理性科学外；国民素质的现代化程度是确保现代化循着健康理性的轨道向前发展，不因权力人物的更替而出现反复的关键因素。总之一个国家的国民必须是“现代公民”，现代化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反之则会出现反复甚至半途而废。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是锐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但那时的中国公民极少拥有现代公民的素质，所以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反攻倒算时，维新变法人士在朝中找不到坚定的支持力量，民间也没有形成支持光绪皇帝的合力（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平民百性站在慈禧那一边），结果使那场足以使中国赶超日本的伟大变法运动半途而废。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成年人则有九个亿！但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是“现代公民”。在九亿成年人中，现代公民所占的比例甚至不是很高。因此，中国公民素质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什么样的国民才算是“现代公民”？我认为衡量“现代公民”的标准应该有下面六个：



一、理性的思维

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是“不爱思索”，具有“理性思维”的国民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人“珠海集体买春”事件在媒体曝光后，中国人怒火冲天，恨不能把丑恶的日本人一刀一个通通宰啦！如果“买春”的来自欧美甚至中非的黑人，中国人的不快也许要好一些，唯独日本人“买春”会激发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原因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象禽兽一样野蛮****过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用“理性思维”手段支、去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我们的这把无名之火其实烧得没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来中国“买春”并没采取****手段，中国“小姐”全是自动送上门的，并且由中国人在中间“拉皮条”并获取巨额“回扣”，日本人如数交付了“服务费”。中国“小姐”和“皮条客”都知道她们的服务对象是日本人，难道她们不知道这帮人曾经用极为野蛮的手段****过她们的同胞？因何还要为了几个小钱在出买自己的尊严的同时也出买民族的尊严！如果说日本嫖客的行为可耻可恨，中国“小姐”和“皮条客”的行为则可剐可杀。有这样的国民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只恨外国人！

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最容易在职业革命家的鼓动下酿成“群体式的盲动”，对国家民族造成深重的伤害。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的****统治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但给法国制造了百年难以愈合的伤痕。之所以如此，就是罗伯斯庇尔充分利用非理性法国国民的群体式盲动所造成的破坏力量，在扫除法国的封建贵族势力时，也把法国的精英阶层几乎扫荡净尽。罗伯斯庇尔说所有的贵族都是******，是“人民的敌人”，都应该上断头台，巴黎市民也跟着起哄说凡是贵族都应格杀无论，结果许多留在法国效忠革命的贵族一夜间被屠杀磬尽。当罗伯斯庇尔说法国的“革命英雄”拉法叶特（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鼓动者，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人民的敌人”并要逮他上断头台时，巴黎市民就即刻行动起来带上“断头机”搜捕昨天的“同志”。拉法叶特只好逃亡国外。当留在国内的贵族杀完时，罗伯斯庇尔又指责那些忠告他“不要无限止地执行屠杀政策，要珍惜法国人民鲜血”的“雅各宾党人”（以罗件斯庇尔为领袖的政党）为“人民的敌人”，巴黎市民又大规模地屠杀起昨天的“同志”。断头机似乎要永远转动下去，不把法国人杀光不肯自动停下来，直到把罗伯斯庇尔自己送到断头台下为止。

中国公民缺乏理性思维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近代史时期每逢中国和列强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签约的外交官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承担百年之久的骂名。似乎中国战败的责任就在那几个卖国的外交官身上，如果他们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就会站在胜利一边。最典型的例子是受政府指令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中国人骂了他整整一百年还不肯甘休，似乎还要继续骂下去。我先前一直很推崇“五四运动”，认为那是中国人民真正觉醒的开始。前几天又重新翻开“五四运动”的历史，看到激动的青年学生痛打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并放火烧他们的房子时，才发现“五四运动”并非全是“觉醒”。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具备现代公民素质时，就会因为感情上的偏爱对某些国家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同时又对另一些国家抱有莫名其妙的同情。中国曾是万帮敬仰的“天朝大国”，中国人的骨子深层有一种“老大哥”的心理，对那些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小国和穷国等发展中国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而对那些文明程度胜过中国的富国和大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则存在根深蒂固的敌意。其实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应该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小国和穷国在得到中国无私的援助后不一定就有感恩心理，对中国“恩将仇报”和“过河拆桥”的故事并非只是冬天里的童话。越南的忘恩负义人所共知；北朝鲜似乎在制造下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中国人最讨厌美国，其实美国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就是美国出资建立的，至于美国和中国并肩对日作战则在生死关头拯救了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态度：以色列是中东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巴勒斯坦对中国即使没有敌意也谈不上友好。以色列的文明程度比巴勒斯坦要高得多，看看电视屏幕上那些整天不干正经事专在道旁向以色列军车投掷石块来表现自己“爱国”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我总奇怪这些貌似爱国的青年干吗不去认真学习或工作，为巴勒斯坦制造能够真正打败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呢？），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明天不见得会更美好，因此同以色列交往对中国的益处远远大于和巴勒斯坦作朋友。可是中国人有多么仇视以色列；就有多么热爱巴勒斯坦。美国人对中国作了九十九件好事，哪怕只作了一件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我们就会只记得那一件事。北朝鲜伤害了中国九十九次；但只要有一次对中国表示友好，我们就可以对九十九次不予计较。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有时就会产生没来由的热爱和憎恶。

我们一旦缺乏理性思维，在国际交往上就不容易做到“换位思考”，人为增加不必要的国际摩擦。我们一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从没掉换位置想一下：小泉是日本人的首相，他只能按日本人而不能按中国人的价值观来行事，否则他就是真正的“卖国贼”。“靖国神社”里死难的日本军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但不一定是大和民族的罪人；就象黄继光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不是美国人的英雄一样。如果美国人因中国悼念黄继光而提出外交抗议，中国人一定会认为美国人不讲道理。二月十九日，我看到一则电视新闻，说日本纪念日俄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没有愤怒，心平气和地说那是俄罗斯人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打算派员参加这一盛典。日俄战争俄国惨败，俄罗斯今天的军力比日本强大得多，日本人重提令俄罗斯难堪的往事，俄罗斯应该愤怒并作出强烈反应（他们有愤怒和反应的能力）才是。但俄罗斯没有，因为他们的国民大多拥有理性思维，认为此事尽管令俄罗斯难堪，但那是真实的历史，不应该回避。如果日本纪念“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邀请中国参加，我们会怎样反应？

去年看过一部老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场的观众无不对抛妻再娶的张忠良满腔义愤。把张忠良拿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坏不到哪里去。如果在场的观众经历他那样的遭遇，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作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其实我们看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不是愤怒而是从中得到教益，警惕自己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那些痛恨张忠良的观众很少从这部影片中得到教益和警醒，缺乏理性思维的国民难得有“推己及人”的智慧。

欧洲文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都曾经历过波澜壮阔的“理性运动”，法国就曾在“理性”的棋帜下涌现出一大批享誉全球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思鸠等文化思想界的巨人都是“理性运动”的伟大实践者。可见“理性”对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何等重要。中国因为“儒家文明”根深蒂固，没有经历过“理性运动”，导致全球现代化时期的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中国人一旦拥有“理性思维”，就会象唐帝国那样再度成为人类文明的“统帅”。



二、独立判断力

中国人有“比较力”但缺少“判断力”，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则更少。把西瓜和哈密瓜同时让一个东部的中国人品尝，他能比较出哈密瓜比西瓜甜。但如果他从未尝过哈密瓜，就会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是世界上最甜的瓜了。前者靠“比较力”，后者则靠“判断力”。因为缺少判断力，所以在没尝过哈密瓜时就认为他吃过的西瓜最甜。

所谓“独立判断力”是指一个人不受舆论和媒体宣传的影响，自已用学到的知识和个人阅历对某事某人独立分析然后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中国人极少具有“独立判断力”，最容易跟着舆论或媒体起哄，所以媒体一直是中国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媒体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判徒、内奸、工贼”时，极少有人会质疑国家主席当叛徒为了啥？他能去敌国当国家主席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如果一个人叛变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地位和待遇降低，并要承担千古骂名，这样的叛变还有什么意义，只有傻子才会作此亏本营生，但国家主席显然不是傻子，广播电台不是说刘少奇是最阴险凶恶的敌人吗，傻子怎有能力“阴险凶恶”呢？如果中国人拥有独立判断力，当年的这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缺少“独立判断力”的原故，从古至今，“流言蜚语”在中国一直有强大的杀伤力，因为普通中国人懒得思考，对道听途说的信息从不用自己的大脑进行分析甄别，往往人云亦云，结果最荒诞的流言也有广阔的市场。当村里的一个漂亮少妇突然成了寡妇后，如果有一个村民煞有介事地对众人说：他昨天深夜看见某某男人进入此寡妇的房间，十分钟后房间的灯灭了。听众没有一个人会怀疑此话的真实性，尽管该少妇平时的德行一直很不错，一旦成了寡妇“门前自然是非多”了；也极少有人会推测此人传播此消息的动机，因为说不准他就是那个企图进入寡妇房间结果被赶出来的无耻男人，否则他怎会无缘无故地在大庭广众之下中伤另一个和他无冤无仇的邻居呢？

“理性思维”是“独立判断力”的前提，没有“理性思维”就不可能有“独立判断力”。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独立判断力”时，宣传媒体的客观公正就显得至关重要。对国家民族有责任心的媒体会培养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当媒体有意误导听众时，国民的“独立判断力”就会受到伤害。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国民和偏爱说谎的媒体会形成不利于国家民族进步的恶性循环。



三、开放的视野

一个民族的“视野”决定这个民族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现代公民应该拥有“开放的视野”，他不应只从自身、局部和眼前利益出发为人处事；应该站在国家富强民族进步的高度，站在提升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思想和行动。

中国人有不少貌似精明的“处世哲学”，其是有很多是不利于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的。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哲学”就大有问题。这些明哲保身的“哲学”其实潜伏着极大的隐忧，因为它助长了民族的“孤立”、“冷血”和漠视人间悲剧，且难得有热情为消灭这些悲剧作艰苦的努力。在漫长的华厦文明中，之所以“恶人”和“暴政”大有市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拥有这种思维的结果。当他人在“恶人”和“暴政”的淫威下受苦受难时，因为暂时与己无关（说不准不久就有关）就作“壁上观”。等到他自己遭遇同样的悲剧时，别人也因与己无关而“隔岸观火”。所以中国的正义和善良的力量难得团结起来，“恶人”和“暴政”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抗衡而恣意蔓延。

从上述的“处世哲学”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缺乏“开放的视野”，国民的眼界是“封闭”和“本位”的，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起步维艰且出现多次反复。在世界人民眼中，中国人是异常精明的，但因缺乏“开放视野”的缘故导致“聪明反被聪明误”，使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文明成果与中国失之交臂。

去年美国军人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曾经引起世人的震惊，尤其令发展中国家震惊的是虐囚事件竟然是美国人自己揭露的，这类近乎“卖国”的自曝家丑是缺乏开放视野的民族无法理解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拥有“现代公民”素质，也因此拥有“开放的视野”。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战俘是不能容忍的。咋看上去此类的“不容忍”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一则伊拉克军人是美国的敌人，对待敌人可以暂把“人道”抛在一边；二则这些战俘大多是曾经残害过伊拉克人民的“复兴党”成员，虐待一下他们不会引起良心的不安；三则伊拉克人对落到他们手里的美国军人备极残酷，在施加惨无人道的折磨之后还要毁尸焚尸，伊拉克人作“初一”，美国人当然可以作“初二”……但美国人不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美国人既然自诩为文明世界的领袖，美国人的的道德准则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美国军人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咋看上去不是伤害美国人，但虐囚行径会毒害美国军人的品格。一个品格被毒害的武装部队今天也许只残害外国公民，但谁能保证明天他们不会残害美国公民呢，因为毒蛇总是会咬人的……正如父母如对在外为非作歹的儿子不闻不问，这个儿子的品格就会被毒害，会成为“恶人”，总有一天会回过头来伤害自己的家人，甚至伤害养育他且对他百般溺爱宽容的父母。

中国留学生初到美国时，最难理解的就是有些看上去并不怎么富裕的美国青年自发站在街头为与自己命运一点也不相干的非洲穷困儿童募捐，并如实把募得的捐款交付上去。这些貌似愚蠢无聊的行径，恰恰显示了美国人的开放视野，使他们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袖。旅美华人还奇怪美国人为何那么“诚实”，并经常利用他们的“诚实”耍点小聪明，占点小便宜，殊不知此类“诚实”恰恰是深谋远虑的精明。因为诚实的美国人比小聪明的中国人文明富强。

瑞士是当今世界上最文明富裕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一流的的社会福利制度。我曾经研究过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发现这个国家的国立幼儿园是一个纯福利机构，是专为单亲家庭和处在社会平均收入以下的下层人民设立的。瑞士体面人物的孩子是没资格进国立幼儿园的（这种状况与中国相反）。有一点可以让中国人大开眼界：那就是外国的暂居者尤其是难民可以享受瑞士的上层人士无法享受的待遇，把小孩送进国立幼儿园而无需交付任何额外费用。联想到深圳珠海等城市的国立幼儿园，来自国内的打工簇除非交付巨额的“借读费”，否则便不能把孩子送进去，就可知道两个国家的国民视野存在多大的差距。

当拥有开放视野的民族对外交往时，他们的外交准则就不单是某个国家是否对他们有利，是否听他们的话，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不是代表人民，政治是否修明，国民是否具备最基本的文明水准，以及这个国家是否有希望，明天是否会更好……



四、平和的心态

我在医科大学有一个同窗好友。我俩都来自偏远的山区，是班上最贫困的学生。那时我们对未来的最高奢望就是拥有自己的私人住宅，有一笔能供给儿女念完大学的存款。上世纪末我们都达到了这个“最高目标”，他老兄因为机灵勤勉的原因，三十出头就晋升为正科级干部，挤身上流社会，在省城有了两幢私人住房。本世纪初我去拜访他，还发现他有上百万的存款。我说你有那么多钱，为何还说拿不出钱来和我一道去旅行？你存许多钱干吗？他说这点钱算什么，如今千万元多的是，在省城的体面人物中他只能算 穷人，他的目标是五百万。我说你还想继续在仕途上混吗？你的特长好象在做学问方面，作官似乎不是你的长项？他说官场没有回头路，你想中途退出不成，别人会说你没用，你只有继续向上爬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说你是为别人活还是为自己活？干吗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他说这是没法子的，他的目标是正厅级，结果去年在正处级任上犯了事，进了班房……

上面这位老兄一不缺才能；二不缺勤奋；他缺少的是现代公民应该拥有的别一基本素质——“平和的心态”。中国的上流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士缺乏“平和的心态”，因为缺少“平和的心态”才不能放开心胸享受自已辛苦努力的成果。尤其是那些挤身政界的人士，极少有人满足自己眼前的官位和权力，不想继续挖空心思向上爬。相当一部分人当了科长望处长；当了处长望厅长；当了厅长又想在副省级任上退休……还有那些自认为很聪明的贪官，刚入官场上也许只想贪十万就缩手；贪了十万又决定攒足一百万再缩手；等到有了一百万又想一千万，有了一千万则想一个亿，贪污受贿的胃口越来越大，不到犯了事就不会自动停止……

中国的官员到了“退二线”时，有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品味“失落感”内心苦不堪言，并对现任官员愤愤不平，部分还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现状和英美等西方文明国家大想径庭。英美的政务官在离任之后才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并相当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活，努力发掘在任上曾经被压抑或忽视的“特长”，用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自我，很多人取得了在任上不可能取得的成就。丘吉尔如果不是被英国人民过早地“落选”，他也许没时间和精力写完那部享誉世界的伟大巨著《战争回忆录》，也不可能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对部分西方政务官来说，“离任”（不是退休，西方终身在政界混的人不多）是“有意义的生命真正开始”。

上世纪末我在报刊上看了一则新闻，说的是退休的美国总统布什（老布什）在街头上推销“防弹背心”的场面：布什象一位很“称职”的推销员，向围观的市民夸耀他推销的防弹背心是如何坚实合体，且价格公道，比同类产品拥有更多的优势，并撺掇围观者掏钱购买他推销的背心。看到观众依旧无动于衷，他老兄居然自己穿上防弹背心，让合伙人拿手枪对他的胸部进行“实弹射击”。一声枪响和一缕销烟过后，布什总统还结结实实地活着，脸上洋溢着成功后无限幸福的快乐表情……

在中国人看来，这也许太不成体统了，总统有那么多的退休金，不用自己吃苦挣钱，就算要挣钱，干什么不可以？干吗要去街头从事“下三滥”的差事丢人现眼呢？中国人无法理解的事，恰恰证明了布什总统拥有“平和的心态”，也证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美国总统。

今年我破例回故乡过春节，一进村子竟发现各家各户的门口全摆着一辆崭新的摩托，一问才得知全是外地回乡过年的打工仔买的。起初是一人买，然后其余的人跟着买，不买就证明你在外混得不怎么样。最后回来的那人听说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全买了摩托，竟从遥远的南方买了一部小车开回家，仅过境费就花了上千元！当村民看到我这个似乎最有资格坐小车回家过年的“国家干部”居然从公汽上下来时，投过来的疑惑眼光分明是在审视我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事”？我坐公汽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感觉到坐公汽比坐小车自由度大些，在路上的风险也小些。现在坐公汽不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那么涌挤，等待的时间也不长，又不是有急事需要赶时间，坐公汽的感觉自然比坐小车轻松些。那些打工仔一过完春节又要赶往千里之外的城市继续打工，买回的摩托只能在春节期间骑两天，其余的时间则呆在家里空占地盘，家中的老人和妇孺是不能骑摩托的。打工仔在外挣几个钱不容易，为了虚幻的面子观念把钱花在几乎没有使用价值的摩托上，进一步说明拥有“平和的心态”对中国公民是何等重要。



五、不卑不亢的外交节操

迈进现代化门槛的中国不可能不和外国打交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的频度和广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只有唐帝国时期例外），差不多每座大中城市和半数以上的县级小城都有外国人旅行或长驻，以至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免不了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外交”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部分中国公民必须面对的事情。中国人在“外交”上应该保持什么姿态？恐怕大部分人都能够用“不卑不亢”四个字来回答，但真正用这四个字来规范自己“外交”行动的公民却不是很多。

我经常看到网上有不少貌似爱国的“愤青”用“****小日本”、“打死美国佬”之类火药味十足的不卫生字眼作为自己的网名，并且发表一些充满攻击谩骂的挑衅性言论。我不知道这类行为算不算“爱国”，如果算的话“爱国”这个词的含义也未免太肤浅太危险了。这样的网名和言论对美国日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相反会减损中国人的文明水准，降低中国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份量，真正受害的还是中国人自己。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骂美国日本来表示自己“爱国”，可一看到真实的美国人或日本人又想法设法凑上去，表示自己和这个“外国人”很熟，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我在内地的城市旅行时，经常看到一些看上去很不错的青年学生诚惶诚恐地跟在外国人身后，那情形与主人跟在仆人身后没什么差别。如果说外国人在中国不熟，出于礼貌和善意为他们作向导翻译或经纪人自属情理之中，但也没必要摆出如此谦恭的肉麻姿态。比方说你的中国朋友来访，他也从未来过你居住的城市，你带他到处走走，难道也会摆出跟在外国人身后的那幅“谦恭”吗？当然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形：看见外国人就故意表示出高傲、不满和愤恨状，甚至在外国人身后指指点点，用外国人听不懂的中国脏话操上几名娘……如果单个外国人的言行不怎么顺他们的眼，在条件允许时招集一帮人涌上去谩骂动粗。这两种情形都是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后面一种情形看上去似乎很“自信”，但那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比前一种情况还要心虚气短。缺乏自信心的国民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卑不亢”的，而“不卑不亢”是现代公民应该拥有的外交节操。

我所在的小城有一位大学生，每逢寒暑假回家，总是要把他和美国留学生的合影拿到亲戚朋友中炫耀一番。可一提起美国人又表现出怒不可遏状，扬言美国佬坏得很，专门找中国的岔子，还指责现政府软弱，不向美国佬宣战……具有如此分裂人格的人居然是“大学生”，进一步说明我们真的应该补上“现代公民”教育这一课。



六、一定的社会责任心

这一条不需要我在此多阐述，相信每个国民都认同这一观点，但并不是每个国民都拥有这一素质。“社会责任心”是区分一个人为“文明人”还是“野蛮人”的试金石。缺乏“社会责任心”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显赫，拥有多少财富，受过多么高的正规教育，多么精明能干，实际上仍和“野蛮人”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强烈的震憾力量，就是因为结尾的两句话：

“不要总是问社会为你作了什么；多问一下你为社会作了什么！”



二00五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