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无监督时代的抉择

王跃文先生的《国画》，世称官场小说，究其因，无非此书揭示的，是官场中人的游戏规则；刻画的，是人在官场中的生活状态。但王跃文先生本人多次指出自己并不承认自己写的是官场小说。读罢《国画》，浮现在我脑海里久久不去的，是两个字：权力。《国画》所展示的，正是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或边缘地带的人，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争取更大的权力，以及如何以权力谋取利益、当手中的权力受到挑战时又如何维护这权力的稳定。如此说未免抽象，我们还是带着几个问题回到《国画》：面对这样一幅众生百态图，我们是否感到不正常？权、利，与良知之间，如何抉择？书中所展示的绝望境地，我们如何摆脱？



我们还有没有希望？——****与丑恶丛生的时代



在《国画》中，我们接触到的，是一个****与丑恶丛生的时代：主人公朱怀镜的表弟四毛给人误打了，凭自己副处级的职位略施手段，便攫取了八万五千块赔偿（五千给了四毛，自己吞了八万）；四毛本来在乡下做泥工，穷得叮当响，凭朱怀镜的关系承包了几项工程，一下子顺水顺风发了大财，——当然也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送钱，那里送钱，仅网球场工程一项，便送了朱怀镜六万、黄达洪五万、老干所刘所长一万、皮市长情妇记者陈雁两万；乌县县长张天奇为了筹“活动费”（打点上级的必要开支），让下级想办法，结果城关税务所所长向吉富想的办法却是收税时大头小尾，侵吞税款，捞了两百多万，事发后向吉富一个人给枪决了，捞了一百三十五万的张天奇却鸟事没有，反而步步高升；张天奇为了打点上级，专门培训了一批美女送到各上级家做“保姆”，同时附赠春药“秦宫春”，后来“保姆”之一的柳洁给柳秘书长认做义女，父女通奸；表面公正廉明、兢兢业业、大受下级赞誉、并自己摆出一副不爱名利之姿态的市长皮德求，因小儿子出国留学请人吃饭，收人数万元的红包（仅朱怀镜便给了两万，又与皮德求的秘书方明远和出了一万），又借打麻将为名，攫取额外收入（五百块一炮，方明远居其身后，他要什么子，便示意赔赌的私营企业家打什么子）；皮德求的大儿子皮杰凭借父亲的招牌以低价征地开了家淫窝——天马娱乐城，然后以两千八百万的价格卖给隔壁的天元大酒店，最后以天马公司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携几个亿的巨款出了国（皮德求言只有四千多万）；天马娱乐城充其量值一千八百万，但朱怀镜的情妇梅玉琴居然收了皮杰二十万，答应了其两千八百万的要价，使国家百百损失一千万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外面包养情妇，在家里与义女通奸并致使义女怀孕的柳秘书长，居然和他老婆一起被评为“模范夫妇”；在外面嫖娼、保养情妇的朱怀镜，家里给推选为“五好家庭”；自诩为“国家干部就是怪，躲进包厢吃小菜”的“人民公仆”，整天花天酒地，奢侈荒淫；整天标榜唯物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度，居然造出一位会各种各样“神功”的“大仙”袁小奇，太子们又整天拿着钱逃到资本主义国家去……

总之，在《国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丑恶无所不至的国度，除了不谙俗世的画家李明溪，记者、斗士、社会良心曾俚，以及一位老裱画匠卜老先生，几乎找不什么与****丑恶不沾边的人。而这三位，都是与权力不沾边的人。换而言之，凡身居权力场中的人，不得不****，不得不丑恶。在那套令人唾弃的游戏规则里，权力就代表着利益，为了维护和获取更大的权力，你又不得不四处打点，讨好巴结；你不得不落入一项项权钱交易里，不能拒绝，不能自拔，——除非你不能不干；你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演员，你找不到自己，只能诠释好已经谱写好的角色。满是欺诈，满是虚伪……

那么，我们降低标准吧。只要你真为民生做出了尽可能大的努力，只要你干了坏事能够承认、并勇于负责，你吃点喝点，就算了吧；你收几个红包，只要不太离谱，也算了吧；你那怕贪个几百万，我们都先抛在一边。遗憾的是，就这两点小小的要求，都只是奢望。

我们只要看《国画》里的一件案子，——乌县皇桃案。张天奇在乌县当县长时，规划农民种了五万亩皇桃。该挂果时，却发现果园里没有一颗皇桃，原来是让人在桃种上做了手脚，——假种。于是农民被惹怒了，县政府门口常有上百农民在那请愿。可乌县政府是怎么做的？三个字，骗、瞒、拖！骗者，骗农民说是负责桃种采购的人给外省人骗了，正在交涉中，由于是跨省案件，不能急；瞒者，把案件瞒得铁桶一只，不让上面知道，只在乌县流传；拖者，一个涉及五万农户两千万血汗钱的大案子，两年多没能解决，不是拖是什么？

当然，《国画》只是一部小说，乌县皇桃案也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但真实的世界里如果真发生乌县皇桃案，又会如何处理？是三个字骗、瞒、拖，还是立即彻查，给人民补偿、还社会公道？对于后者，我始终保持怀疑。而小说中后来发生的事，我敢打包票，——现实中也会如此发生：

记者、斗士、社会良心曾俚经过周密的调查后，撰文在市政协机关报叙述了乌县皇桃案的始末，并评论道：

“乌县有关领导向农民解释说，县里采购桃种的人员被外省人骗了，县里正在同外省有关单位打官司。可是事情过去两年多了，官司没有任何结果。农民不上访，就没有人会再提起这件事。这就不能不让人纳闷了。据记者了解，那位负责桃种采购的人是乌县有名的水果专家，高级农艺师，并不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

农民赔了投资，赔了心血，赔了那片土地上应有的收成，也赔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希望。农民们赔了，可绝对有人赚了，而且肯定赚得不小。”

随后，曾俚又给《中国法制报》等全面性报纸投了稿，披露此事。按常理说，将此事暴光，让更多人及相关部门知情，是有利于此案件之解决的。遗憾的是，乌县立即派人阻止曾俚插手此事，并让他打电话要求《中国法制报》等报刊退下此稿，说词无非是“稳定”之类的大道理。我们悲哀地发现，当权者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当地百姓的利益之间，卑鄙地选择了前者。所谓的“稳定”，只是当权者权力的稳定而已。当真正的崇高早已不在，虚伪的崇高却四处横行时，公仆们还要将踩在脚下的小民们无耻地榨干，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希望何在？我们的出路何在？



在体制中奴化、堕落，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人——身不由己的朱怀镜



主人公朱怀镜的行止是全书的线索，全书所描述的，正是朱怀镜的宦海沉浮。但在我看来，《国画》对朱怀镜官场生活的周严叙述与深微刻画的背后，深藏着一个有关人如何抉择的问题。即：你是为了保住并争取更大的权、利而不择手段、放弃良知呢，还是恪守起码的良知、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几件事？在现今中国，权力就代表着利益，更大的权力就代表着更大的利益。遗憾的是，你获得更大权力的资本，并不在于你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办了多少事，而在于：你能否讨上级欢心，你能否帮助上级维持稳定的权力和争取更大的利益。王跃文先生曾混迹官场，但他秉着知识分子起码的良知，退出了官场，并秉笔直书，揭露了这一游戏规则：朱怀镜刚出场时，只是个无实权的副处级干部，可自从他送了副市长皮德求两万块并逐渐被纳入皮德求的私人体系后，立刻顺风顺水，连连升任，一下子爬到了财贸厅副厅长的高位；龙文本有张天奇挪用税款的证据，张天奇托朱怀镜做说客，龙文答应不揭发此事并把证据交给朱怀镜后，调职请求立刻获得批准；市长皮德求因****问题调至政协后，朱怀镜失去靠山，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以上述证据要挟张天奇后，调职请求又获批准，从此又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更可笑的是，所谓反腐，也不过是司马副市长集团与皮市长之间围绕权力相互倾轧的工具而已，——书末，皮德求倒了，司马副市长升任市长，与司马集团有利益联系的，都没事，只傍着皮德求一枝的，或者坐牢，或者出国。

那么，我们能不能又第二种抉择？难道我们非得不择手段下去、堕落腐化下去？从《国画》里权力场中一些人物内心的真实表白，我们可以得知答案。

一是朱怀镜打算送皮德求两万块钱，劝老婆香妹把钱拿出来时的说词：

“……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从不曾在谁面前低三下四过，从没有去拍过谁的马屁。这刚三十岁就当上副县长，一是运气，二是自己的能耐。这会儿不同，那是在乌县那个小地方，……再说那是过去几年的事，可如今世风变化太快，你在官场上就不能再是全靠本事吃饭了。可是现在的乌县也不再是那时的乌县了。我来这里三年多了，我忍耐了三年，等待了三年，观察了三年，也痛苦和矛盾了三年。三年啊，人生的盛年能有几个三年？这三年中我越看越清楚，再也不能抱着自己过去认定的那一套处世方法了，那样只能毁掉自己的一生。我也想过，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我不去同领导套近乎也不是我目无官长，而是长官无目。……”

“……说白了，你得有投资。现在玩得活的，是那些手中有权支配国家钱财的人。他们用国家的钱，结私人的缘；靠私人的缘，挣手中的权；再又用手中的权，捞国家的钱。如此循环，权钱双收。可我处于这个位置，就只好忍痛舍财，用自己的血本去投资了。”

香妹担心人家拒礼不收时，朱怀镜又说：

“平时我看到那些廉政建设的总结材料，说什么领导干部拒礼好多次，拒收金额好多万，上交礼金礼品好多好多，真是滑稽。既然如此，为什么每发一个案件，都说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呢？还有，你到上面有些部门去办事，送钱是习以为常的事。他们办公桌的抽屉通常是半拉开着，你只用把票子往里一丢，什么话也不可以说，再把报告往桌上一放，走人就是了。”

从朱怀镜的内心表白里，我们可以看出，朱怀镜本身并非一个品质卑劣的人。他也有才干，也有起码的良知。可结果呢？在副处级一介闲职上，白干了三年，白白浪费了三年。他苦闷，他彷徨，他忍耐了三年，等待了三年，观察了三年，也痛苦和矛盾了三年。“越是在热闹的地方，我越是感到寂寞难耐；睡着了，在梦境里似乎还清醒些，一醒来就浑浑噩噩懵懵懂懂了。”于是，他终于向现实低头了，他终于抛弃以前那一套处世原则了，在权、利与良知之间，他终于抛弃了良知。他终于堕落了，腐化了，甚至完全成了一个奴才，——他从画家朋友李明溪那拿了一幅价值二十八万人民币的《寒林图》，马上送给了市长皮德求，居然根本想都没想过要自己留下来，完全是一门心思想着送人！

凭心而论，我们不能苛责朱怀镜，甚至还应该对之报以同情。如果我们相信人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那么我们应当肯定人对利益的渴望。但是，如果游戏规则确定：权、利与良知，二者只能选一，我们如何抉择？拍着胸膛信誓旦旦并不能代表什么，我想说的是，那些真正勤勤恳恳为百姓做了点事的人，其处境如何？我们看看书末宋达清给朱怀镜送行时说的话：

“怀镜，这个社会有股看不见的魔力，总想把人变成鬼。就说我自己吧，我知道有很多人恨不得把我煮了吃了。有人说我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我承认我就是靠这点狠劲儿在世上混。可我并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刚从警官学校毕业，分配在一个基层派出所。因为我的业务能力不错，没两年就当了所长。我想好好干，保一方平安。哪里有案子我就带着兄弟往哪里跑，一年到头忙得晕头转向。我自以为工作出色，很有成就感。哪知道，年底上面一查，说我的辖区发案率最高，属于整改对象。所里所有人员全年的奖金都没了，兄弟们恨死了我。原来，别的所对一般案件根本不受理。一年到头专门抓嫖抓赌，收取罚款，结果经济收入上去了，社会治安好了。这还只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社会给我上的第一课。以后碰上的事情，说起来就有本书了。我得在社会上生存下去，而且还想比别人生存得还一些，我能怎样做？我没办法改变环境，只好适应环境。现在，我耀武扬威地从我的管区内走过去，明知道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我也只好这样忘乎所以了，头都不能回一下。”

宋达清的经历，是另一个由人蜕变为鬼的故事。如果说朱怀镜的蜕变是受利益驱使，则宋达清的蜕变源于不公正的社会给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强烈的失落与不平衡。一方面是全年东奔西跑，保一方平安，奖金全无；一方面是一般案件不受理，专抓嫖赌，钱财丰收。这样的社会现实，能给人造成多大的心灵撞击、又会给人的价值体系造成怎样的颠覆？

的确，展开《国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近乎绝望的世界。****与丑恶四处横行已是其次，更令人沮丧的是，本来恪守良知的人、不愿腐化堕落的人，也不得不腐化堕落，向现实低头。在上述的抉择中，几乎只存在着一种选择：追逐权、利，抛弃良知！如果你一定要恪守良知呢？那么，你的成绩将得不到认可，永远默默地承受孤独的滋味。或者，抽身退出。可是，又有几个人愿意承受孤独的滋味，又有几个人勇于退出？



斗不过强权的个人——社会良知曾俚的痛苦



在《国画》中，我们看到了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有着起码的良知，他们都不愿意腐化、堕落，可最终他们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并且无法自拔。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甚至连张天奇在挪用税款事发后，也掏出心底话说出了自己的愤懑与无可奈何，并表示出了退隐的心思：

“怀镜，你在市里工作，接触的层次更高，知道的事情更多。我们到上面办事，哪一处不要打点？而且越到上面越不得了。有的人开口要钱连弯子都不绕，就连我们送礼的人听着都难为情，只觉得脸上发热。有回我给北京一为领导的秘书送了四万，他客气话都不说一句，还冷冷地说，给我几条烟钱，我就拿了。听那口气，他妈的还嫌少！我被弄得面红耳赤，那小子却没事似的同我京腔京韵打官腔，我真佩服他们这些人能修炼到这一步。那小子把京片子说得字正腔圆，就酱嘴里衔着猪卵子，说，首长对你们很关心，你是乌县吗？对对，他老人家知道荆都有那么个地方。怀镜你看，他妈的我当时也是个县委书记，好歹也管着百把万人，可到了那帮王八蛋眼里，简直就是个上访的老百姓！”

“难怪古人做官总有中途退隐的啊！同你老弟说实话，要是能够自由进退，我倒真想回老家算了。只可惜如今你想归隐也无处可归了。”

行文至此，读者可以得知，《国画》中揭露的****与丑恶，靠权力场中的人自救，已经绝无可能。既然权力场中的人自救绝无可能，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

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国画》所揭露的****与丑恶，是否符合现实？倘若其纯属捏造，则吾等不必为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大费周折。如果我们还有一点起码的诚实，我们应当承认：现实正如《国画》所书。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使不承认这一点的人陷入不诚实的境地，而是因为，我自认是一个诚实的人，并且愿意相信王跃文先生也是一个诚实的人，——曾混迹官场的王跃文先生说过，他不但没有过于渲染、夸大官场的黑暗，相反，他已经笔下留情，——中国官场的****黑幕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愿意更诚实一些，我们要说，《国画》所揭露的****与丑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正如书中人物宋达清所说，他并不是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个坏人，是这个社会，将他变成了鬼。他没办法改变环境，只好适应环境。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去适应环境，我们要去改变环境！我们不要做适应环境的鬼，我们要做改变环境的人！

令人欣慰的是，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么一些耻于适应环境、勇于改变环境的人。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社会的良知，国家前途的真正指引者，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言人。对于这些人，我愿意将一切溢美之辞献给他们。我尊敬他们，我爱他们。此意此情，也可献给《国画》中的一位虚拟人物，——曾俚。

曾俚的存在，是全书的最大亮点，给《国画》中令人绝望的局面注入了些许希望。曾俚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难掩王跃文先生一颗真挚的忧患之心。

先看曾俚出场时的一段叙述：

“……曾俚上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朱怀镜上的是荆都财经学院。从第一个寒假开始，朱怀镜就发现曾俚像变了一个人，总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样子。……曾俚却正经说，五四运动的使命并没有完结。……曾俚毕业后，先是分在北京一家报社，后来就常换地方。他不知去过多少家报社和杂志社，但每到一家都干不了多久，就呆不下去了。……同学们只要聚到一起，自然就会说起曾俚。一会儿说他的文章得罪了什么恶势力，叫人雇杀手谋杀了；一会儿又说他不听领导打招呼，文章捅出了什么娄子，被开除了；一会儿又有更离奇的说法，讲他因叛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现正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可就在大伙儿弄不清他到底怎么了的时候，他突然给你打了个电话来，告诉你他现在在哪里做事，给你留下电话号码。下次你想起他了，按这个号码挂个电话去，接电话的人会很不客气地说早就没这个人了。……”

如果我们愿意保留自己起码的诚实，我们必须承认，曾俚是一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位以笔为武器，不断向****与丑恶挑战、不断与一切恶势力挑战的知识分子。令人悲哀和痛恨的是，在我们这个丑陋的国度，像曾俚这样的国家与民族的真正的优秀儿女，可能碰到的结局，是四处碰壁，是“被开除”，是民众的不理解，甚至是因“叛国罪”去秦程监狱服刑。民族败类们堂而遑之地身居高位，以权谋私，胸怀国家心系万民的优秀儿女却因“叛国罪”去蹲监狱……这还不是最悲哀最可怕的，最悲哀最可怕的在于，愚昧的民众们对真正的英雄并不理解，甚至憎恨。

对此，我们可从皇桃假种案之外的另一案件中得窥一二：皮市长下乌县视察，为搞好形象工程，乌县领导将街头的流浪者四十六名（瞎子、跛子、疯子、乞丐等）押上汽车，遣往外地，结果汽车在中途翻下悬崖，车上四十六名流浪者和两位副局长、司机全部遇难。乌县领导将此真相瞒得天紧，曾俚却又要将此事暴光。乌县领导便以帮曾俚那在煤矿工作、已经下岗的亲弟弟安排到房产局为条件，要他不要将此事暴光，被曾俚拒绝。于是家里人当曾俚是仇人，曾俚只好搬出来住。而后突发巨变，曾俚的母亲想不开，喝了毒药，幸亏抢救及时，挽回了性命。曾俚与朱怀镜走出医院时，不明真相的愚民们便在背后指指点点：

“听说是为她大儿子，大儿子不听话。”

“大儿子四十多岁了，还光棍一个。”

“自己找不到老婆，家里大人介绍的，他又不肯要。”

“哪一个是他大儿子？是那个高的还是矮的？”

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曾俚终于无可奈何地屈服了，答应不插手此事，并留下一封给朱怀镜的信，离开了荆都：

“怀镜：

你好！

不辞而别，请你原谅。荆都这地方我呆不下去了，还是走了的好。

我离开这里的具体原因，说起来无聊，就不说吧。这世道，像我这种人总会让人拿着一些我说老都觉得无聊的法子治得束手无策的。

我从来就不善于玩，那怕小时候别人玩游戏，我也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也许很宿命地决定了我这一辈子都只能看别人玩。满世界都在玩，玩权术、玩江湖、玩政治……玩！玩！玩！成功的就是玩家！玩，成了一个很轻薄的字眼，此皆轻薄世风所致。

岂止轻薄！

我不屑于玩，一本正经地想做些对得起良心的事，却偏偏在别人的眼里，我倒成了不通世事的老玩童。真是滑稽！

还是走了吧。

你是否还记得我说过的一位哲人的忧虑：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么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这作为我的赠言吧。

致

礼

曾 俚”

曾俚的痛苦与离开，告诉我们：一个不断与****与丑恶斗、不断与一切恶势力斗的英雄，也不得不宣告自己的失败，自己的束手无策了。个人，始终斗不过强权！



改变环境，改变这把人变成鬼的环境！——争我自由，还我自由！



《国画》写得好，“国画”这一书名也取得很好。《国画》正是这个丑陋的国度的写实图。我说过，《国画》所揭露的****与丑恶，其根源在于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权力的监督始终是个大问题。按照高一点的标准，权力是人民给的，由人民用选票选出一些人组成政府，掌握各种权力，人民不满意了可以把你换掉，——其情形好比雇人打工；按照低一点的标准，人民可以自由地说说话，以话语对政府的权力加以必要的监督，有什么丑陋黑暗，可以自由地揭露出来，永远不得以言治罪。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很遥远的事，但更大的文字狱，始终在中国上演着。这些情形让我趋向于悲观。高标准在现在看来，只是遥遥无期的梦；但低标准，我希望能够尽快实现。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这些似乎有些奢侈；但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