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女人的小脚与文人的妾妇之道

在海禁初开的清朝，纷至沓来的洋鬼子与我大清子民甫一照面，双方都是惊诧莫名，大有非我族类之慨。洋夷给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隆鼻深目，红毛蓝眸，而我大清子民给人家强烈的视觉冲击，则是男人头上的辩子，女人细瘦尖弯的小脚。

其实，被洋人嘲讽为pig tail (猪尾巴)的辫子，历史不长，也并非汉人的发明，它是异族的统治者在砍了无数汉人的脑袋后，这才硬给种上的。相比而然，女人的三寸金莲才是地地道道的正宗国粹，与酷爱种辫子的爱新觉罗氏没什么关系。

据去年仙逝的牧惠老先生的考证，缠足，这一变态习俗的发明权，恐怕得归那风流倜傥的南唐李后主。他有一位宫嫔窅娘，特别善舞，一天，这位风流皇帝心血来潮，让她把脚缠得小小的，而且弓起来成新月状，足登金莲履，在莲中跳舞。如此一来，下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恰如鲁迅先生的推测——“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在中国的皇帝中，艺术细胞分外发达的有两位，一位是以“瘦金体”闻名于世的宋徽宗，另一位就是首创利屣风气的李后主。李煜的小词小令写得极好，意想巧妙，缠绵哀怨。但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治理国家，却总有点心不在焉——吹皱一池春水，干朕何事？在宋破金陵后，他肉袒出降，做了违命侯。而另一位不务正业的皇帝宋徽宗，下场也很糟糕，被金人掳往朔方，坐枯井以观天。看来，文艺与政治，那是南辕北辙的两岔道，伪皇帝，真文人，角色错位的下场也许只能如此了。

所以，这三寸金莲在历史中的闪亮登场，与其说是一个皇帝的心血来潮，倒不如说是一个有点权利的文人的隆重推出，它隐含着中国文人“君阳臣阴，夫阳妻阴”的封建道德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总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展才的强烈愿望，象一个永难磨损的原始胎记。古人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谚语，而一个“货”字，将文人们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兜售，叫卖而已。然而，僧多粥少，读书人如过江之鲫，买家却只有一个——君王。因此，假如未能卖身出仕而进入体制，则可能如孔子之“待贾”不得，而“惶惶如丧家之犬”也。记得一位伟人曾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话，来形容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说的也是同一道理。因此，既然是要“卖”，要“附”，就不得不削足适履，就不得不当人家的奴才，就不免奉妾妇之道，显妾妇之态。

屈子的《离骚》固然是一部伟大的爱国诗篇，但在不得帮忙的牢骚中，却常以美人香草而自喻，以妃嫔妾妇而自居，“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简直宛若深宫怨妇，遭弃丽人了。而更多的文人借感怀帝妃歌女，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身世飘零，象李白的《妾薄命》、《长门怨》，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等，就隐隐透露出那难以名状的潜意识。唐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则干脆以新娘妻室自喻，为自己的仕途投石问路。中国文人的这种阴柔之气，妾妇之道，曾让鲁迅先生感叹道，中国历来缺乏俄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但另一方面，文人们的唯一买家——君王帝皇们，则以焚书坑儒，以独尊儒术，以程朱理学，以文网酷狱，以枪杀活埋，以政治运动，来改造和规范中国文人，恰似那层层叠叠的裹脚布，重重裹缠，愈收愈紧，将文人的精神、思想打理成一只阴柔小巧的三寸金莲，成为统治者的玩物、附庸、跟班。司马迁在备受荣辱“戏弄”后，曾激奋地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一语道破了中国文人在君王眼中，近乎被“畜”之“倡优”的尴尬地位。

有人说，在外受气的男人，回家后极易成为一个暴君，老百姓称之为“炕头的汉子”，弗洛伊德、荣格辈对此有无“精神分析”，我们尚难查证。但中国文人在君王面前尽奴才之力，奉妾妇之道，回到家中，心里的酸楚、郁闷，甚至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

阿Q先生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后，转身就去调戏欺辱小尼姑，为遇到的“晦气”报仇，从而恢复自己“飘飘然”的心态。中国文人的办法与阿Q先生并不两样，也将目光转向比自己地位更低的女性。他们要刻意打造一个比自己更羸弱、更阴柔的标本，来反衬自己被君王们“戏弄”而所剩无几的阳刚之气。所以，中国文人眼中的标准美女，就成了弱态生姿，妍若无骨，善病工愁之相，就成了林黛玉式的“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之态。当这种变态心理发展到极致，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缠足，就闪亮登场了。从此，将女人的一双天足，硬给裹成“小瘦尖弯香软正”的三寸金莲，让她摇摇摆摆，弱柳扶风，不得不依附于男人，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玩偶，就成为中国文人所发明，所推崇，所赞美的“雅事”、“趣事”了。

自李煜首创缠足习俗以来，历代文人骚客对此多有赞美之词，如：宋代文人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的肉麻溢美；清朝遗老辜鸿铭，这位学贯中西的混血鸿儒，也曾为女人的小脚竭力辩护，鼓掌叫好；而在１９０４年， 竟然还有人将三寸金莲作为国粹，送往国际博览会，这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昏不可当，莫过如此矣。

然而，无论怎样的变态，对中国文人而言，阴与阳，施虐与受虐，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总算在自己的家里得到了颠覆，得到了反转。于是，在幽暗的私闱里，尽情把玩了女人的小脚后，中国的文人们戴上自己的假面具，委委屈屈地去做君王们的妾妇、倡优了。就这样，女人肉体的缠足与文人思想的缠足，虚实相合，阴阳依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道独特的文化影象。

今天，愚昧的封建王朝终于成为了历史，女人的小脚也总算离我们远去了。怀旧的人们只能到老谋子那些讨老外欢心的获奖电影中，去领略，去鉴赏其柔弱袅娜的风姿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文人思想上的缠足，精神上的妾妇之道，却得以余泽绵长，遗恩至今。人们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歌德”文学、“跟风”文学、“马屁”文学的昌盛不衰，从在各种运动中，许多文人们的奴颜媚骨、卑躬屈膝、自轻自贱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文人与其前辈的“妾妇之道”的一脉相承，香火延续。

而另一方面，对当今高举着“身体写作”、“下半身”的大旗，“性”趣盎然，内分泌亢奋的伪文人们来说，他们固然不再做哪个人的私脔“妾妇”了，但却一跃成为媚俗的大众情人，甚至是人尽可夫的“荡妇”、“淫妇”——其终极目标，仅仅是那优厚不菲的“嫖资”而已。

当然，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人,正是他们，撑起了古老中国的脊梁。特别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鲁迅、马寅初、陈寅恪的刚直不阿，到顾准、张志新、林昭的铮铮铁骨，再到今天正在崛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日益成为有良知、有抱负的一代学人的不懈追求。

看来，正如一个伟人所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女人的小脚已然成为历史，文人的妾妇之道亦当休矣。

（据说，《南方周末》去年推出了五十位中国最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当即受到某些“主流”的严厉斥责——“脚”欲放而“布”不止，亦可悲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