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
只要是在阳光之下，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暗影，只是深度和广度的问题。
——题记
杀，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使人或动物失去生命。”朋友批评说：“哦，把人和动物等同，怕是不妥当吧！动物的被杀有个专用的动词，就是宰。”我笑着反问他：“难道人就不是动物了吗？只不过是从树上下地坐办公室久了，把尾巴磨掉了。”其实，很多时候，杀人的残忍程度和频繁程度要大大超过“宰”动物；并且，往往在情绪失控的情形下，就会有人大骂：“他妈的，老子今天宰了你！”可见，杀和宰也是同义的。
一技回马枪，杀归正传。看这世界上，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了如许多的天灾，有了更多的****，一个人便很不幸的、并且是经常的要面临杀与被杀的尴尬境地。
我们的祖辈：肉杀
之于我，80后的一代，祖辈们大约就出生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他们一出生就奔向了死亡。（虽然人一出生都是处在正死的状态，但长度的不同往往导致了认识的质变。）他们的出现正巧撞上了世纪初的战争高潮，波及全球的硝烟绝没有理由放过1840年后就人人得而欺之的老大帝国，更何况还有一个“狗日的”一衣带水。
祖辈们的命运就悬系在战争的烟火之间。
这场战争中，有光天化日下的日本鬼子，也有羞羞答答的美国佬们，甚至还有为吃“杆子饭”而身披不同国旗的自家爷们。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就多了一条含义：用我们的骨肉磨钝对手的刀枪，并且我们最终如愿以偿。经历久了，鬼子们——西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统统被我们赶跑了，祖辈们也付出了比之更大的代价。单是如今早已樱花遍地的南京街头，单是与伦敦同样遭遇大轰炸的山城重庆，单是共有国民7000万的日本便杀戮了我们3500万的同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或是如今追认的烈士，或是如影湮灭的死敌，更或是只留黄沙不留姓的无名者们，在那个红的炮火与蓝的硝烟的战场上，同为尘土。有人说，我们许诺他们一个未来，可拿什么给了他们？
现在回顾，越是革命老区，越是盛产革命者的地方，其发展程度往往不容乐观。当年高呼了一句“农村包围城市”，而今城市早已远远地抛弃了过去的、现在的、或许还有将来很长时间里的农村和农村人。城市依然是城市人的城市，与农村无关。
我们的父辈：神杀
很多事情都与命运有关。
我们的父亲们就出生在那个火红而昏暗的年代。在这片罕见的人造的精神荒原上，刚刚站起来的奴隶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这是个破坏与重建的年代，人们****了一个又一个或崇高或卑微的偶像，重新树立一批又一批或新派或老旧的精神。他们重又听到了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声音，不同的是，“五四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第一批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新风的时代英雄，文革所造成的却是文化凋敝、白花凋零”（《1993，世纪末的喧哗》张自忠著）。新式的国家为了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理想，毫不犹豫地导引了社会的主流，激进的浪潮席卷了一切敢于逆流的鱼。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变异时期，除了同志，就都是阶级敌人，虐杀也就变成了“斗”——更何况他们早已沦为牛鬼蛇神一般的畜类。斗争大会上，文斗武斗一应俱全，每每揪出一头牛或是一条蛇，便有群情激愤，便有横眉冷对，便有千夫所指。更有甚者，用亲人告发亲人，用朋友揭穿朋友，之于人情脉脉的传统下的国人，不失为绝命一击。
这个时代，尤其以知识分子为矢的，因而文革也被称为“大革文化命”。知识非但不再是力量，反而成为反动的代名词，成为一种精神陷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底子，故而多愁善感，故而于社会多了责任感，有义务去抒发“可诛之心”，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群众的斗争目标。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有知识分子而不知珍惜的民族是可怕的。知识分子层在这一时期轰然崩塌，精神的上层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
现在想来，我们要批斗的不应是那个手捧“坚硬的稀粥”到新疆改造的老人，而是那个叫嚣着上交白卷的“英雄”；我们要感激的不应是那个高喊“敢叫三山五岳开道”的造反者，而实在要感激那根救起猜想哥德巴赫的思想者的绳索。物尤如此，人何以堪？幸而这个阶层“禁洗又禁晒，禁铺又禁盖，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相声《卖布头》里调侃知识分子），顽强的残喘下来。至于80年代中国文坛突然爆发的艺术盛世，便是压抑久了的灵魂骤然出壳的欢欣鼓舞所致，由此可见一斑。
精神不怕荒原，往往还乐于追求真正的荒原，它怕的是精神的人造，而这些人中往往有很多是只许信仰，不许批判的权威。
我们的一辈：自杀
避开了祖辈们被动肉杀的时代，又躲开了父辈们被动神杀的日子，如今的我们——80后的一代——却选择主动地自杀。
较之于色彩鲜明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杀伤，这种伤害似乎不伦不类。其实，它却道理十足。试想，一群不伦不类的孩子，面对着此番不伦不类的世界，难免要做出些不伦不类的事情来（这种“伦”和“类”与传统无关）。虽然有人大喊：“你们多么幸运啊，在蜜罐里长大，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殊不知，蜜罐里杀死的苍蝇往往要远多于毒罐。
本以为制造了机器就可以解放人，没想到机器反而变本加厉地束缚了人的自由，劳动的异化达到了残忍的程度，社会沦为大机器，于是出现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科技发达的现实社会中，固有的观念（尤其是男女观念）还在起着绝对的作用，因为前有B超投石问路，后有流产技术策应断后，生男孩的“成功率”在日益提高，于是又崛起了男女失调下的爱情压力。婚姻和事业，人生中的这两大主题，似乎都成了笑话。
反观笔者熟悉的大学校园和大学生活，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截取大学生生活的一个断面：爱情。这种东西总是和一种心情联系在一起：郁闷。有了爱情要郁闷，没有爱情更郁闷；爱情顺利了要郁闷，爱情挫折了也要郁闷；郁闷了要郁闷，大家都郁闷就你不郁闷岂不最郁闷？郁闷业也成为大学生口头的高频词。郁闷啊，郁闷，不在郁闷中爆发，就在郁闷中消亡，多逃不过一个“死”字。校园里频繁发生的自杀事件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有大批的人们准备自杀，正在自杀，或者自杀了。
据某网站的调查统计，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更有200万人自杀未遂。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有540个人自杀，而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幸运的实现自己的梦想，永远的离开我们，当然还有那200万人随时准备着。于是，在我国的一些大学里，今年开设了自杀学的硕士专业，由此又见一斑。
有个叫加缪的法国人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让人听了冷飕飕的。当远走不归路，被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奉为宗教般的神圣的时候，是否会有人从源头去解释自杀的前世今生呢？这些人的躬身示范让人难于理解，更有难于理解的就是，网络上竟然还出现了教你怎样自杀的网站，据说数量还很多，真是可怕。这个世界上，自杀也成了时尚？！
结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类人有一类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无权也无力去过多地开罪已经故去的和正在故去的人们。但我们也不能够指责那常常被人指责的虚无的历史。那一句句“都是历史造成的”、“都怪那个时代”，包含的更多的不是无知而是无奈。
其实，历史是无罪的，那又怪谁呢？
1冬夜暗香
2爸爸，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女儿
3读书，生命飞翔的羽翼
4美文分享——《静月思》
5读懂心尘，静赋生命
6梦潇湘，花蝶飞
7考验
8雨的味道
9我和堂姐
10催 眠
11校园生活的味道
12微风细雨般的思念
——题记
杀，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使人或动物失去生命。”朋友批评说：“哦，把人和动物等同，怕是不妥当吧！动物的被杀有个专用的动词，就是宰。”我笑着反问他：“难道人就不是动物了吗？只不过是从树上下地坐办公室久了，把尾巴磨掉了。”其实，很多时候，杀人的残忍程度和频繁程度要大大超过“宰”动物；并且，往往在情绪失控的情形下，就会有人大骂：“他妈的，老子今天宰了你！”可见，杀和宰也是同义的。
一技回马枪，杀归正传。看这世界上，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了如许多的天灾，有了更多的****，一个人便很不幸的、并且是经常的要面临杀与被杀的尴尬境地。
我们的祖辈：肉杀
之于我，80后的一代，祖辈们大约就出生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他们一出生就奔向了死亡。（虽然人一出生都是处在正死的状态，但长度的不同往往导致了认识的质变。）他们的出现正巧撞上了世纪初的战争高潮，波及全球的硝烟绝没有理由放过1840年后就人人得而欺之的老大帝国，更何况还有一个“狗日的”一衣带水。
祖辈们的命运就悬系在战争的烟火之间。
这场战争中，有光天化日下的日本鬼子，也有羞羞答答的美国佬们，甚至还有为吃“杆子饭”而身披不同国旗的自家爷们。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就多了一条含义：用我们的骨肉磨钝对手的刀枪，并且我们最终如愿以偿。经历久了，鬼子们——西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统统被我们赶跑了，祖辈们也付出了比之更大的代价。单是如今早已樱花遍地的南京街头，单是与伦敦同样遭遇大轰炸的山城重庆，单是共有国民7000万的日本便杀戮了我们3500万的同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或是如今追认的烈士，或是如影湮灭的死敌，更或是只留黄沙不留姓的无名者们，在那个红的炮火与蓝的硝烟的战场上，同为尘土。有人说，我们许诺他们一个未来，可拿什么给了他们？
现在回顾，越是革命老区，越是盛产革命者的地方，其发展程度往往不容乐观。当年高呼了一句“农村包围城市”，而今城市早已远远地抛弃了过去的、现在的、或许还有将来很长时间里的农村和农村人。城市依然是城市人的城市，与农村无关。
我们的父辈：神杀
很多事情都与命运有关。
我们的父亲们就出生在那个火红而昏暗的年代。在这片罕见的人造的精神荒原上，刚刚站起来的奴隶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这是个破坏与重建的年代，人们****了一个又一个或崇高或卑微的偶像，重新树立一批又一批或新派或老旧的精神。他们重又听到了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声音，不同的是，“五四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第一批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新风的时代英雄，文革所造成的却是文化凋敝、白花凋零”（《1993，世纪末的喧哗》张自忠著）。新式的国家为了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理想，毫不犹豫地导引了社会的主流，激进的浪潮席卷了一切敢于逆流的鱼。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变异时期，除了同志，就都是阶级敌人，虐杀也就变成了“斗”——更何况他们早已沦为牛鬼蛇神一般的畜类。斗争大会上，文斗武斗一应俱全，每每揪出一头牛或是一条蛇，便有群情激愤，便有横眉冷对，便有千夫所指。更有甚者，用亲人告发亲人，用朋友揭穿朋友，之于人情脉脉的传统下的国人，不失为绝命一击。
这个时代，尤其以知识分子为矢的，因而文革也被称为“大革文化命”。知识非但不再是力量，反而成为反动的代名词，成为一种精神陷阱。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底子，故而多愁善感，故而于社会多了责任感，有义务去抒发“可诛之心”，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群众的斗争目标。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有知识分子而不知珍惜的民族是可怕的。知识分子层在这一时期轰然崩塌，精神的上层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
现在想来，我们要批斗的不应是那个手捧“坚硬的稀粥”到新疆改造的老人，而是那个叫嚣着上交白卷的“英雄”；我们要感激的不应是那个高喊“敢叫三山五岳开道”的造反者，而实在要感激那根救起猜想哥德巴赫的思想者的绳索。物尤如此，人何以堪？幸而这个阶层“禁洗又禁晒，禁铺又禁盖，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相声《卖布头》里调侃知识分子），顽强的残喘下来。至于80年代中国文坛突然爆发的艺术盛世，便是压抑久了的灵魂骤然出壳的欢欣鼓舞所致，由此可见一斑。
精神不怕荒原，往往还乐于追求真正的荒原，它怕的是精神的人造，而这些人中往往有很多是只许信仰，不许批判的权威。
我们的一辈：自杀
避开了祖辈们被动肉杀的时代，又躲开了父辈们被动神杀的日子，如今的我们——80后的一代——却选择主动地自杀。
较之于色彩鲜明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杀伤，这种伤害似乎不伦不类。其实，它却道理十足。试想，一群不伦不类的孩子，面对着此番不伦不类的世界，难免要做出些不伦不类的事情来（这种“伦”和“类”与传统无关）。虽然有人大喊：“你们多么幸运啊，在蜜罐里长大，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殊不知，蜜罐里杀死的苍蝇往往要远多于毒罐。
本以为制造了机器就可以解放人，没想到机器反而变本加厉地束缚了人的自由，劳动的异化达到了残忍的程度，社会沦为大机器，于是出现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科技发达的现实社会中，固有的观念（尤其是男女观念）还在起着绝对的作用，因为前有B超投石问路，后有流产技术策应断后，生男孩的“成功率”在日益提高，于是又崛起了男女失调下的爱情压力。婚姻和事业，人生中的这两大主题，似乎都成了笑话。
反观笔者熟悉的大学校园和大学生活，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截取大学生生活的一个断面：爱情。这种东西总是和一种心情联系在一起：郁闷。有了爱情要郁闷，没有爱情更郁闷；爱情顺利了要郁闷，爱情挫折了也要郁闷；郁闷了要郁闷，大家都郁闷就你不郁闷岂不最郁闷？郁闷业也成为大学生口头的高频词。郁闷啊，郁闷，不在郁闷中爆发，就在郁闷中消亡，多逃不过一个“死”字。校园里频繁发生的自杀事件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有大批的人们准备自杀，正在自杀，或者自杀了。
据某网站的调查统计，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更有200万人自杀未遂。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有540个人自杀，而每2分钟就有一个人幸运的实现自己的梦想，永远的离开我们，当然还有那200万人随时准备着。于是，在我国的一些大学里，今年开设了自杀学的硕士专业，由此又见一斑。
有个叫加缪的法国人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让人听了冷飕飕的。当远走不归路，被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奉为宗教般的神圣的时候，是否会有人从源头去解释自杀的前世今生呢？这些人的躬身示范让人难于理解，更有难于理解的就是，网络上竟然还出现了教你怎样自杀的网站，据说数量还很多，真是可怕。这个世界上，自杀也成了时尚？！
结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类人有一类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无权也无力去过多地开罪已经故去的和正在故去的人们。但我们也不能够指责那常常被人指责的虚无的历史。那一句句“都是历史造成的”、“都怪那个时代”，包含的更多的不是无知而是无奈。
其实，历史是无罪的，那又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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