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请出来说话

柏杨与李敖，皆旧社会过来人，皆在台湾从事写作，皆为杂文大家，皆以捍卫民主自由为己任，皆坐过******的大牢，皆多妻多子——我就搞不明白了，有这么多共同点的两个人，怎么就不能成为朋友？敢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道理再次应验？直至前些天，我读了李敖的《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很显然，这是一本针对柏杨的书（柏杨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轰动海内外的“大陆****”：《丑陋的中国人》），书的内页配有一张柏杨近照，其下方题曰：“忘恩负义的柏杨，他写《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的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自己！”好一个口无遮拦的李敖，好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敖！不过我要说，“泛指”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怯懦”，反而更能证明一个人具有大气魄；倘若要做到大家都“有名有姓”的话，还不如搞一场全国人口普查呢！从李敖这段话，我们隐约可见本书主旨，再往下翻，果如其然——

李敖说话、写字向来重证据（不当律师颇为可惜也），这次也不例外，他引入相当量的书信、史料，述说着柏杨在他眼中的种种丑陋，归而纳之，其丑有六：

1、1968年3月，柏杨因“大力水手”事件（柏杨帮夫人艾玫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卡通，于1967年末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其漏概为：“大力水手父子共同购买一岛，遂在岛上建立王国并互相竞选总统，不相推让，正纷攘间，亲友毕集，每个人都要竞选……”柏杨遂遭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蒋介石及蒋经国之嫌）含冤入狱，入狱前后，李敖曾协同美国科学家孙观汉等人“义助柏杨”，为柏杨摇旗呐喊，然而柏杨出狱后，“忘恩负义”，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

2、柏杨曾是“******高干”、“******救国团的大将”，而“凡是跟着******走的作家，都不足论”。

3、柏杨亏待前夫人艾玫。柏杨入狱后，艾玫多方求助，她本人“无心上班”、“终日如坐愁城”，她在1968年12月27日给狱中柏杨的信说道：

“离婚的事不要谈，我们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永远无法有人取代。我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请不要再提这件事。我会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你，死而后已。”

而柏杨入狱前曾书面嘱咐艾玫“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出狱前夕又有“寄前妻倪明华”（按，倪明华即艾玫）的诗作，其后几句为：

威君还护覆巢女 魂绕故居涕棘荆

我今归去长安道 相将一拜报君情

然而，待到柏杨出狱欲“报君情”之时，艾玫已嫁作他人妇，且避着不见柏杨，柏杨遂发出“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1977年7月1日）的感慨——这恰恰给李敖予攻击柏杨“道德标准”的机会。

4、柏杨出狱后向******“妥协”之丑陋。李敖言柏杨系******“文学侍从之臣”出身；说柏杨出狱后在《柏杨诗抄》后记中写“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乃出于“回护******心态”；更说柏杨“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

5、“历史程度不够”、“国文程度不够”——这是李敖在批露柏杨文风时屡次使用的语句。“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而要把‘资治通鉴’翻成白话了。唉，上帝保佑司马光！”因此，柏杨在写作上闹出了“毛泽东曾向******投降”、“林肯当总统前就决心解放黑奴”、“无知乱译《资治通鉴》”等所谓的笑话。

6、柏杨“卑鄙”，暗中窜改他人文章，如在其编著的《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一书中，把大陆《光明日报》孙国栋先生的文章收入（该文原载于香港《明报月刊》），但为了“要引起读者的错觉，认为这只是一篇带有政治色彩、为大陆政权说话的文章，而不是一篇纯粹讨论文化的文章，于是使读者同情他”，柏杨不惜注明该文“原载1987·三·一·北京光明日报”；再有，柏杨所著《丑陋的中国人》中，选登了江泐先生《丑陋的王亦令》一文（选自1985年1月30日洛杉矶《报》），原文写及“争过言论自由的柏杨和秉笔直书的李敖”，但到了《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却暗中窜改江泐先生的原文，把李敖的名字都删去了……这样一动手脚，世上没有‘秉笔直书的李敖’了”，李敖接着忿忿然曰：

“柏杨这种卑鄙的瞒天过海，目的在扭曲别人、删除别人，用以抬高自己。人可以抬高自己，但靠暗中窜改别人文章来抬高，显然是跟他口中的仁义道德不相称的。”

综上，柏杨的“六大丑”算是曝出来了，概而括之则为：一无答谢李敖二跟******走三亏待前夫人四出狱后回护******五历史国文差劲六私自窜改他人文章——然而，这六丑中似乎只有末丑站得住脚；而第二丑至第六丑，似乎又是因为第一丑引起、围绕第一丑而展开的。

柏杨千错万错，错在不该“忘恩负义”，不该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由此开罪了最不好惹的连******都烦他的李敖，由此引火烧身，烧出后边的二三四五六丑来。这好比你做了一餐拉面请人家吃而人家饭后没有夸你个厨艺精湛食神托世之类的你就说人家的人品有问题顺便说人家家里养的猪狗猫鸡鸭鹅也有问题。



其实针对柏杨的“六丑”，我也要表一表态：

1、一般说来，受人之恩必当回报，至少要报一声Thank you，不会Thank you的谢谢也行；另一方面，施人以恩的不必居功，盖一旦居起功来就会令你那原本至纯至尚的“恩”大打折扣，诚如李敖自言：“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既然感恩怀德是受者（柏杨）的事，又岂你李敖能“逼”出来的？

反观柏杨，李敖当年曾义助于你已成史实，而你后来并未对他感半个恩怀半个德，连屁都不放半个，也确实不在情理——想来你不“按牌理出牌”的可能只有两种：一，你柏杨确实老糊涂了、忘了恩负了义了；二，你柏杨另有什么原因，导致你对李敖之“义”颇有看法，继而不屑对李敖这种人“感恩怀德”。然据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人还是比较忠厚、诚恳的，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干出什么“忘恩负义”的傻事，因此，以上第一种可能基本排除。纵然如此，我还是希望你在有生之年尽早站出来，打破沉默、打破李敖的一言堂，将柏李恩怨阐明之，有错则认，无过则辩，以还众读者一个更为清晰的柏杨——因为你老了。

另据小道消息，你柏杨怀疑李敖在你坐大牢期间曾对你夫人艾玫有非份之想——敢问可有此事？

2、柏杨确在蒋经国辖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总部当过副组长，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跟着******走”了呢？

当时台湾“国大代表”雷震创办了一份宣传自由、民主，抨击独裁****的综合性刊物，名曰《自由中国》，且得到胡适的支持——对于这种跟政府对着干的刊物，******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可想而知。然而此时，在******“救国团”任职的柏杨却与雷震、聂华苓、傅正等《自由中国》的骨干关系甚密，且声称：

“只有《自由中国》杂志，呼吁希望中国人从****、独裁、封建中觉悟。我到台北后，不久就跟《自由中国》的一些成员，包括社长雷震先生，编辑聂华苓女士、傅正先生，来往密切，我对《自由中国》的言论，从头到尾，由衷认同。”

柏杨甚至称《自由中国》：“在五十年代，成为台湾社会唯一的一座灯塔。”

假若柏杨真是“跟着******走的作家”，他会冒着不可思议的政治风险与雷震等人往来吗？

3、感情的事如波上行舟，免不了浮浮沉沉，作为柏杨与艾玫，能同舟共济到达彼岸固然精彩，但途中分手扬帆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选择，这其中并不是个“谁负谁”的问题，艾玫对柏杨说过“我们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也好，柏杨对艾玫赋有“相将一拜报君情”也罢，感情终究会随着时间、环境而变，倒是别有用心的李敖从中挖掘出所谓的“道德标准”来，继而对柏杨的后妻张香华进行人身攻击——“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此时此刻，李敖的“道德标准”又何在呢？

4、《柏杨诗抄》后记部分的“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到了李敖手中怎么就成“回护******心态”了？柏杨怎么就“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了？？蒋介石、蒋经国已然驾崩，这不是“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又是什么？至于“昔日种种，已不复再”，就不能解释为台湾政治后来较为开明、言论较为自由，而柏杨襟怀宽广、不计前非、着眼于未来吗？——相同的证据，可有不同的解释矣。

5、李敖口口声声柏杨“历史程度不够”、“国文程度不够”，同时举了“毛泽东”、“林肯”等几个例子加以证明——可惜的是，也只有这几个例子而已，且是未必正确的例子（毛泽东是否投降过蒋介石、林肯未当总统时有无考虑解放黑奴、柏杨有无乱译《资治通鉴》的极个别内容，尚有待后来者考究），凭这区区几个“问题”就想将柏杨打入“程度不够”的死牢，李敖也太小看人了吧？这让我想起“盲人摸象”的典故。

窃以为，柏杨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通鉴”便是他创作历程的写照。文学方面，柏杨以杂文见长，前后杂文创作达300多万字，他发扬李宗吾厚黑学；发明“三作牌”（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揭台湾警察老底；发明“二抓牌”（一抓权二抓钱）讽刺贪官污吏；发明“脱裤文学”反对西方精神垃圾污染；将传统文化糟粕归为“酱缸文化”并予以痛批；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著就《丑陋的中国人》，将中国人性中的“脏”、“乱”、“吵”、“窝里斗”、“办事不认真”等陋习一一呈现，触目惊心……

史学方面，“他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能将司马光死物变活，使沉睡一千多年的古著，变为今日畅销之作，完全得力于柏杨的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功力。他的所有史著之所以幽默、犀利，激情灌注、摆脱其他史学著作的那种不可克服的枯燥、刻板、干涩、乏味的弊病，而被人们交口称赞，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它们具有历史和文学两种功能，两种性质，既通过审美给人们以愉悦，又通过传播历史知识，使人们得到满足和充实……柏杨的历史学著作主要有《柏杨版资治通鉴》七十二册、《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等。共同组合成‘柏杨历史研究丛书’……柏杨打破历史学的旧有框框——以帝王为主干，以封建王朝为单元，为帝王作传，为王朝树碑的叙史模式，大胆地把中国数千年历史分为几十个世纪，以一百年为一个单元，以历史事件为主干进行叙述，真正的展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古继堂《柏杨传》）

今观之同样身为文学家、史学家的李敖，其国文、历史程度又若何？

李敖是收集资料的好手（可惜时代变了，再好也好不过互联网上的“google”），古今中外，盖除了秦始皇的牙刷他什么都能搞到，这也就大大方便了他的写作，观其文章也往往能意外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然而，“旁征博引”是把双刃剑，它同时已成为李敖行文的弊病：甲的观点必须要用乙的话来证明，丙的问题又一定要拿丁的事例来作比较，自己才写了三两句便要引出他人或它书的一大段话作陪，弄来弄去都好像李敖是个拼车工，把他人的零件大批大批地往自家猛搬，然后闭门拼凑，后而对外宣传：“瞧，这是我新发明的法拉利。”——自诩“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的人，不过如此嘛。

没了史料，李敖便活不成了。

6、据本人目前掌握的东西看来，以上所谓的柏杨“六大丑”中，第六丑才是目前唯一能立得往脚的，即柏杨确实对他人的文章做过手脚，确实“暗中窜改江泐先生的原文”，把“秉笔直书的李敖”从中删去，柏杨此举确实“跟他口中的仁义道德不相称”，所以，一向忠厚、诚恳的柏杨务必开诚布公，就此事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否则恰恰应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中国人“死不认错”的丑陋。

不过，柏杨删去“秉笔直书的李敖”之举使本人产生了另一种联想：柏杨与李敖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过节，这不是凭“文人相轻”四个字就能化解得开的。



为协调柏、李之间的矛盾，美国科学家孙观汉曾写《将相和》一篇，将柏李关系引申为战国时期廉颇蔺相如的关系，但未说明柏李二人谁是“廉颇”谁是“蔺相如”，只希望他俩合作起来，“暂忘自我，多为困苦中的人民着想，并替他们做些康乐工作，可真是理想的美事了。”

然李敖看孙观汉的《将相和》以后，仍不依不饶，且厚着脸皮一厢情愿地自比蔺相如起来，曰“这一‘美谈’的达成，乃在于廉颇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以后，‘就立刻负荆向蔺相如请罪’。”曰孙观汉“这种大义的施展，恐怕太掩护廉颇了吧？”曰孙观汉“显然被他对柏杨的私情蒙蔽了、软化了。”曰“我争的，正是人间天理啊！”……

不说罢了，经李敖这么一说，本人倒觉得柏杨才是谦和大度的“蔺相如”，而李敖只能充当灼灼逼人迷途不返的“廉颇”了。

不管怎样，为了读者，为了公理，为了真相，都请柏杨不再沉默，出来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