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滴泪，是渴死的爱

今夜再读霍桑的《红字》。

当我轻轻阖上最后一页的时候，那种绝望般的体验重又涌上心头。常常一个人夜阑独坐，在心象与物象的对峙中，聆听思想穿过灵魂的声音。那时，执著的本质追问及伴随而来的空茫与孤独、苦痛、忧伤这些极灰的意绪就会化作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缠绕。

我兀坐良久，然后走到窗前，看路灯在凛冽的寒风中峭立，教堂魅影般缄默……想：真挚的爱愿之所以成为一种美学理想，是因为它粘连着人生的意义与信仰；爱愿汝成的是不朽的神性，而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幸存者；滤去了所有福乐预期的本真的爱愿，是丈量一个人精神标高的尺度。

年少时曾读过霍桑的这本书，那时认为这只是一部单纯描述爱情的小说。记得令自己唏嘘不已的是海丝特·白兰怀抱珠儿，胸戴红字站在刑台上示众三个小时的情景。那时候我对政教合一的新大陆的社会形态一无所知，在痛恨上流社会的残忍、齐灵窝斯的阴毒以及丁梅斯代尔的怯懦，为海丝特的悲惨遭遇愤懑不平之余，也只能掬一捧同情的眼泪。

不同时期的阅读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以前曾经心仪不已的作品可能今天会不忍卒读，可今夜再读霍桑的这部以殖民时期严酷教权统治为背景的小说，却分明感受到了一种与年少时迥然不同的震撼。此时我关注的不再是它的情节——它的情节十分简单，有名有姓的人物不超过十个，字数也就十五万左右，只是讲述了海丝特与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之间不合清教戒律的爱情、海丝特与齐灵窝斯之间名存实亡的婚姻、齐灵窝斯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以及珠儿成长过程中的乖戾与叛逆。我更多注意的是，在这些情节中蕴涵着的丰富且深刻的主题思想。通过那些看似简单的情节，霍桑将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人伦的主题熔为了一炉。再读《红字》，我感知到，在挣脱清教的桎梏中向着人性回归的过程中，在虔诚的赎罪心理向人道真谛的幡然省悟里，在倍受煎熬欲爱不能向为爱忍辱以死相争的决绝选择中，有一滴泪，是渴死的爱。

仔细地研读《红字》，我们就能够体认到，海丝特·白兰之所以能够忍受奇耻大辱胸戴红字站到刑台上，并不是她惧怕因自己的“诲淫诲盗”招致的死罪——她自当清醒地认识到，终身佩戴那样一个表明耻辱的徽记定然是生不如死的，之所以让她活下去，是他让海丝特身上负载了新大陆梦想的永恒寻找；海丝特在寻求解脱和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于万劫不复之中的自强不息，是诉诸新大陆的荒漠上在“恶之花”的腐殖中绽放出瑰丽新葩的祈望。

通过“红字”这一物象，霍桑巧妙地把作品中的四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奇诡的结构再加上细腻的心理刻画和华丽洗练的文字，让作品产生了摄人心魂的力量。

海丝特是显在的红字。她在在无以复加的耻辱面前英勇地捍卫爱情的至美，为了心上人的声誉，她独自担当了全部的罪责，就是在七年后丁梅斯代尔死在她的怀里，她也毅然放弃了可以解脱的生活，重返牧师的葬身之地，并心甘情愿地再次戴上那枚红字，直到死后葬在心上人的身边，肉身灭寂了，她还要用亡灵来守护那份纯真的爱情！如此的海丝特，我们就绝不能把她仅仅看作是一位争取个性解放的女性，她实在是一位向邪恶势力殊死抗争的斗士。

丁梅斯代尔是隐在的红字。他身上附着了无尽的伤痛、血迹和泪痕，七年的岁月里，他忍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海丝特，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在海丝特蒙羞之日没有站出来归咎于他的自私和怯懦，而应当从新大陆当时的社会现状去考量，去寻觅另在的答案。也许这样，我们更能看清旧制度的黑暗，以及这种黑暗对人性的摧残是何等的深重。而当他最终冲破所有的羁绊，站到刑台上袒露出胸膛上的“罪恶”烙印时，道德的净化和灵魂的飞升一同实现了。

齐灵窝斯是红字的化身。这个既丑陋又险恶的魔鬼，他把所谓的复仇作为生活的原动力，心态极度扭曲，以啮噬他人的灵魂为极乐。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旧制度的邪恶，表面上看他是为了维护婚姻的社会地位，向情敌复仇似乎也是为了讨回自己的权利与尊严，实质上，他是旧制度忠实的帮凶，他极力要维护的不是那名存实亡的婚姻，而是能给他带来体面与福祉的社会体制。

珠儿是红字的终结者。这个私生的小精灵，被赋予了超越时代的创造性的阐释，她既是“罪孽”的实证更是爱情的结晶。她的成长历尽了种种超乎寻常的磨难，实际上是在这种磨难中隐喻着对新制度的急切吁求。丁梅斯代尔临终前的呼唤，终于唤醒了珠儿心底的良知和爱愿，当她跑上刑台双手搂住父亲的时候，桀骜不驯的魔性解除了，作为女儿的万般柔情在生死契阔的关头被神性激活了，而当珠儿串串热泪洒落在父亲脸上时，新大陆天际的阴霾也由这泪水的冲刷而露出了些许曙色。

像《红字》这样的故事，思想平庸的人很容易把它写成儿女私情的传奇，稍好一点会把它写成海丝特与悲苦命运抗挣最终招致毁灭的通俗作品，可霍桑毕竟是位勤于思考、长于挖掘的大手笔，他借用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观，从故事的开端海丝特戴着红字站到刑台上示众，到故事的结尾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在忍受七年痛苦煎熬后，也站到了那座刑台上，并且撕开衣襟，袒露出胸前嵌在皮肉里的与海丝特佩戴的一模一样的红字，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冲突完成了，那个耻辱的徽记在那一刻熠熠生辉，折射出普照众生的光芒。

我想，即令我们只把霍桑的《红字》作为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来鉴赏，经验读者都能感受到，在将生活转换为一种文学语言的过程中，是怎样地赋予了爱情内在的美学理想。什么是生活的目的和生命的服从，什么是爱情永远不曾停歇的渴盼与呐喊，《红字》都为我们给出了精彩的答案。

反观当下用身体写作的“晚生代”们描述的所谓爱情，我们就无法不为此而感到愤怒。当《我爱美元》、《像卫慧那样疯狂》、《上海宝贝》、《糖》等作品以露骨的欲望书写刺激着人们饥渴的感官时，我们面临的“所指”与“能指”也就无可避免地脱节了。极端逼仄的创作视野、丧失殆尽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恶意自我复制和自我模仿的病态迷恋，使圣洁的爱情沦落成赤裸裸的肉欲狂欢。在她们的笔下，没有爱，只有性，性欲的发泄就成了消解苦闷与压抑的唯一出口。

大家知道，即使像凯鲁克亚、金斯堡这样的反叛者，他们的性描写也渗透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诘问与驳论，更不用说像昆德拉这样以性为武器的社会批判者了。而棉棉、卫慧、九丹者流是如何描写性爱的呢？她们的作品中充斥着阳物崇拜，粗俗不堪的能指游戏，让人感到她们纵任自己在肉欲的狂欢中消沉与毁灭。酒吧、咖吧、迪厅成为她们纵情享乐的场所，沙发、浴缸、马桶成为她们随时淫乱的温床。她们把性能力的强弱当做取舍的标准，《上海宝贝》中的倪可，一方面她很喜欢天天，因为天天的艺术才华和浪漫情调在她性疲倦时能够给她带来官能以外的愉悦，一旦她的官能欲望复苏，立时就会毫无顾忌地与德国人马克随时随地交欢。这种灵肉分离的情形，深刻显露出她们内心世界的阴暗与萎靡。

卫慧在《我生活的美学》中说道：“我们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淋病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为什么要做“欲望一代”形而上的代言人？说穿了这只不过是一句经不起任何掂量的托词，他们的写作说到底就是一种精明的市场选择，正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绝对不会出现无原则的滥交，她上谁的床，绝对是来自对利益的抉择，即使是疯狂，这其中也必定蕴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谋略。

这样的作品我们还有理由期望它刻画出至真至纯的爱情吗？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信奉弗洛伊德对爱情的解析；可我心里清楚，这种“信奉”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人要活得理性，总得靠一种理论来支撑。然则，读过一些用身体写作的所谓“后生代”的作品，再加上浏览过一些网上那种哼哼唧唧言及爱情的文字，我才感觉到弗氏的爱情观已经太落伍了，因为那些杂碎文章几乎视弗氏的理论如敝屣，他们早就在性文化的框架中，放弃了所有的禁忌，自戕的同时又无情地嘲弄着传统爱情观的迂腐。我对爱情就是身体的附庸这种理念几乎是本能地有着无法调和的抵牾。我时常想，从性出发的爱情，很多时候是上帝化了妆的戏谑，无爱的性，早已让爱情骨瘦如柴。

那么，关于爱情，我们能够说点什么呢？

奇斯洛夫斯基的《情戒》这部电影，说的是一个身心初醒的大男孩，爱上了对面楼窗里的一个成年女性，不分昼夜地用望远镜偷看她，当这个女人知道这件事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几欲找这个大男孩算帐。然而这又是一位心地异常善良的女人，她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一旦传播开来对这位大男孩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她见到这个大男孩之后，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告诉她，大男孩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要亵渎什么，而是满怀虔诚地意欲探寻神秘的未知世界。但她仍以为这个大男孩仅仅只是性的萌动和饥渴，以为可以用性来解救他。但当她真的这样做了以后，大男孩却痛不欲生，惊慌地逃离，以致要割腕自杀。

这是为什么呀？！我想，最根本的缘故是这位成熟女性没有透彻地理解大男孩的心理活动，这个男孩子期待的远不止性。当然，他的期待中不会根绝了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成熟女人在他眼前展开那如莲如芷的肉身时，男孩不可能不呈现出五迷三道的神态。问题的焦点是：爱在哪里？心灵的投契在哪里？

——这才是灵魂全面且巨大的吁求！性在这个大男孩的心目中只是一部分。部分岂能代替整体？外在岂能代替内在？肉身岂能代替灵魂？尤其是当性仅仅作为性的解救之时，那是非常令人难堪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把它看作是肮脏的，人们为什么有权力痛斥娼妓和嫖客，道理尽在于此。如果男女媾和，直奔性而来，那么，性对男女欢爱的整体而言就更加陌生，甚至会构成敌意。性冷淡多半不是生理问题，需要看的是心理医生。大男孩他说不清男女之间的这件事到底都纠结了多少心理活动，蕴涵了多少感官之外的陶醉与契合，但他分明是有了浅表的感知。

而就是这样浅表的感知，也足以让他用生命来抵偿那不存爱意的荒唐。为什么爱情是需要用生命来呵护的，而单纯的性却可以成为商品？人的高贵与卑贱，甚或可以说你算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圭臬之一。

我不是说性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如果性不是爱情的伴生物，肌肤相亲的过程中心魂依然是壁垒森严，那样的性如同公厕。性的肮脏与美好，爱是惟一的见证。

爱，最本真、最深刻、最崇高、最美妙的时刻，应该是它作为一个名词的时刻。如果片面强调动词的爱，只能坠入非人的尴尬之中。性的美好来自心灵的感应，而纵欲只是一种抛离了理性的本我的再现，更多的时候只能把它视作一种消解苦闷和挫败感的劳作。在将性伴侣物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没落的替代品，这其中你检视不到自信、练达和由衷的激赏，短暂的疯癫过后，随之而来的定然是不尽的懊丧、颓败和被伤害的屈辱。

《红字》之所以感人至深，正是因为它撇开了自恋式的“内心叙事”，而把目光投注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阅读《红字》，我们看不到通过身体来传达体验的现象，十分确切地告诉人们，人对欲望的自然诉求并不是毫无节制的，欲望不能成为我们的生活本质，本我的欲望无法担负起理性的思考，性在文学作品中只有承载着心灵的负荷才有意义，性不能完全独立地构成文本，就算描写得准确生动，那至多也只是某类知识读物而已。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能在启迪读者心智的同时，让人在绝望中生出希望，使虚无充盈起意义。文学作为俗世的精神产品，它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精神领地里的救困。这样的救困与它讲述的内容无关，它全部的张力来自于通过既定的内容所阐释的生死、善恶、爱憎观念是否反映了生活的本质。鲁迅和卡夫卡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们所描绘的生活现象时代特征非常鲜明，可是今天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同样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为什么？因为来自灵魂的震撼是不以时间为轴的，时代会变迁，人性则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