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的尽头依然是人
这个题目是由摩罗的“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这句话衍生而来的。不少人认为,摩罗这句话的本意是指人在彻底绝望时,就会源于本能地仰望天国,乞求神明给予迷茫的灵魂以昭示,让蛮荒的精神家园复活思想的植株。其实,这是对摩罗的一种误读,只要我们细细地解读摩罗的《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这两本书,就会沿着他通达信仰的路径,追寻到他这句话所要表达的确切含义。
我认为,摩罗这里所说的“神”,是指信仰再造或回归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至少是具有纯粹理性而不为世俗所浸染的超拔之人,但无论如何,他依然葆有伦理性的爱的情怀和悲悯之心,他能通过爱的命名力量、逻辑统摄力量和对他人的同化力量,展示近乎神性的圣洁之光,而这种力量的展示,容纳了个人灵魂从最起码的“得救”到最高精神追求的一切内容,它不是一种登高一呼的号召和煽情,而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和浸润,一种沿着精神本身的自然意向从低到高的引领,它的拯救不是一种逃避和解脱,而是一种对人本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承担。所以我说,人本的尽头依然是人。
传统的人本主义者没有回答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们既然不知道人活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投身于对社会的改造呢?这是启蒙理想本身的困境,就是它无法回答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终极价值,无法回答人的永恒性追问,而对永恒性的盼望是人的生命中最深的饥渴。
这样的困惑无疑深刻地影响着摩罗的人生观,悲苦的意绪郁积为彻底的绝望,而这种绝望的彻底性表现为他不曾试图以社会理想来掩盖生命本身虚无的困境,不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生命是痛苦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真理,一个人仅仅凭着他的本能,就可以体验到这个真理。”从这句带有先验色彩的话语中,我们不难洞见到摩罗对世俗人生的痛苦感知带有宿命般的认同,我们也不难辨析到他思想的脉络源自于尼采的“超人”学说,这种学说意味着人性结构自我改造的深刻的伦理学和生存论承诺。“上帝死了”,人的绝对孤寂和无所依傍更显人的渺小和迷茫,然而这也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一种由痛苦而自豪、于绝望中萌生的新希望,使得人类有了在迷惘的泥沼中登陆对现实人生重建的工地的可能。也正是有了这样否极泰来的信念,摩罗紧接着前面的那句话说道:“生命是幸福的,这却是一个需要用灵魂才能体验到的真理,是一个需要秉承天地之灵的启示才能领悟到的关于爱的真理。”
个人的内在超越之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人性自身的有限性;体验不到苦难的心灵是肤浅的,与此同时,不能在体验苦难的过程中感知做人的尊严和无上的幸福同样是猥琐的。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苦难的担当,并在这种担当中获得做人的快慰。这样的心态无法从考据和实证中得来,也无法从逻辑推演和概念诠释中得来,它是一种价值的持守、人格的自律和灵魂的奔赴。
如果说单纯从字面求解,“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这句话,包含着人的生命热情遭到现实世界的摒弃而变得冷硬荒寒、转而无奈地拉住神的道袍的意蕴,那么“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幻灭和蔑视。”、“爱的力量,拯救的力量,依然来自人类生命的内部。”这样的话语就是对虚无、颓唐、沮丧的否定和颠覆。
对摩罗“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的语意澄清,必然涉及到对摩罗信仰体系的评价。由于他实现了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并走向对本真意义的信仰的求索,所以,我们在阅读摩罗的时候,感到无以排遣的悲苦哀恸之余,常常会有一丝暖意袭上心头。这样的暖意不是摩罗悲悯情怀的刻意馈赠,不是绝望者的语言狂欢,而是来自他对人生从未泯灭的由衷的向往;饮食男女即便不是他倾诉的主体对象,起码也是引领他精神走向的规定性力量之所在。从《因幸福而哭泣》中我们不难看到,凡人与圣徒、平民与英雄、尘世与天界,既是对应物又是互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条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在描写为女儿夹菜的父亲时那无比细腻的笔触,就看到了为收养弃婴而含辛茹苦的拾荒者那天使般博大的胸襟,就看到了莫斯科街头为饥馁不堪的德军俘虏送面包的妇女那无与伦比的超越了人性极限的大爱。所有这些平凡的人与圣徒修女、文化英雄、思想巨人共同交织成人类的星空。在这个星空中,每一颗闪亮的生命都受到了摩罗的礼赞,我们甚至可以感知到摩罗对尘世的无比眷恋和感激之情。
“一个人能在心中装着别人的愿望和需求,而且能够在心中为别人的愿望和需求承担责任、付出爱心,这个人就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胸怀宽广、心理力量坚韧强大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世界的支柱和希望。”细细地揣摩这段话,摩罗除了告诉我们平民的善良和仁厚与耶稣的十字架、德兰修女的博大爱心是一脉相承的而外,还告诉我们天堂的屋架是人性搭成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无边的苦海中安身立命,我们之所以能够跨越局限步入心灵自由的王国,这一切都是伟大的人性使然,昭示着人的终点必将是超越局限之后的人的复活和回归。在此意义上,只有人格化的神才具有现世的力量,冷血的彼岸的神乃是绝望心态的异化物。十字架是指向天空的,耶稣的眼睛却紧盯着大地。
我们没有必要去粉饰因信仰缺失而导致的极度扭曲的世道人心,相反,一个清醒的人应当拒绝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此可以顺应浊流的冲击,在虚无的晦暝中消沉,人性的光芒是不熄的天火,爱的能量同样守恒。自己食不果腹的拾荒者却给五位弃婴打造了人间最温暖的爱巢,这样的行为当然称不上救世,但蕴涵其中的高贵的精神指向足以让我们相信,人类还是有足够强大的道德力量来拯救自己,我们并不惧怕彼岸的神在人类面临危难之际仍然充当看客的角色。
生于三百多年前的英国哲学家笛卡尔,我们姑且不论他创立的解析几何学,不论他发现的光的折射定律,也不论他的运动守恒以及宇宙的星云演化等光辉思想,单论他的哲学成果就足以成为划时代的领军人物,然而,现时的人们大多只记住了他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
人们之所以谨记这句话,不全然在于它的直白通晓,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这句话的高度认同。这一观点赋予理性的思考以无上的神圣与威严,使之成为“人”本身的存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这句话的真理性肯定是相对的,可它在与宗教观念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实践上的合理性是无法否定的,以至于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无限感慨地说道:“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正是这样的思想,使得摩罗在成为一个强力的现实社会的批判者的同时,又成为一个陷入绝望之地的时代的抚慰者。凌厉的批判过程中又不失温润的疗救心态,无情地诅咒黑暗的过程中又没忘却打捞光明圣火的职责,这是摩罗区别于其他以批判犀利著称的学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令是在他早期的《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中,我们依然可以寻觅到他勉力开掘人性美的踪迹,可以寻觅到从雨果、托尔斯泰那里接续而来的赤子之情。我们在看到摩罗充满激情的批判和对耻辱的真诚咀嚼的时候,从不感到他是一个凌驾于时代之上的训导者,因为他在对时代发出质疑的时候从未忘却叩问自己的灵魂。到了《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他几乎抛离了神秘的高深,他的思维和表述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思想的炉灶添续的是世俗的柴草,袅娜的炊烟弥漫着温馨的生活情调。德兰修女、圣方济各、布鲁逊这些圣徒被赋予了浓厚的凡俗色彩,甘地、鲁迅、陈独秀这些思想巨人显现出可亲的平民意识,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这些铁血英雄也剥离了冷硬的外衣而彰显出人所具有的共性,梁漱溟、陈寅恪、顾准这些文化巨擘也被赋予了温老暖贫的人间情怀。“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巴尔蒙特的这句诗,从他读到之后,就永铭在心;普鲁斯特对阳光的敏感与迷恋同样让他感慨唏嘘,而尼采晚年对青年时代的眷恋之情更是让他对那样的心理空间充满神往。“那些最深刻最博大的灵魂,几乎都是既能充分体验人性之暗昧,又能充分体验阳光的明朗和温暖的人。”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为了成为阳光,我求索于世上。”这句话是摩罗的《俄罗斯的阳光》这篇文章的结束语。透过这句简短的诗性话语,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摩罗由冷寂孤愤转向疏朗开明的心路历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文批判精神的消解,他从不听命于假象在任何一个方位上的蛊惑,他的文字干净而纯朴,根绝了江湖气息和媚俗形态,他以纯粹和不容调和的诗性逻辑,向一切意欲征服的强势力量和玷污爱心的卑劣行径展示着自己的不妥协,他以一个文化战士的本能,匍匐在人文域界的最前沿,冲锋陷阵是他最惯常的姿态。但是,他那凌厉的批判又不是对人文大厦的彻底毁损,而是披肝沥胆地参与修茸和重建。他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卑污所表现出来的忧愤、焦虑乃至诅咒,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面目去冷嘲热讽,而是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栉风沐雨地偕同芸芸众生在思想的荒原中奋勇前行;他对世人的冷漠、冥顽乃至堕落,不是以神的清渺和佛的通达来凸现自己的不坏金身,而是以难友的情怀展示出自己的大悲悯,进而义无返顾地担负起自己应尽的道义和责任,诚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他是“慷慨悲歌后的一种冷醒,怒发冲冠后的一滴热泪。”
这样的一滴热泪,浸润了无数遭逢劫难的心灵,使其质地不被纤维化,进而使人们的社会良知得以存留。而摩罗自身,无论是从生存体验还是从价值预设角度,都深切地意识到对心灵叩问的所有母题都应该回到人本身。如果说这在《耻辱者手记》中还属于隐性话题,那么,到了《不死的火焰》中就成为一面猎猎招展的旗幡,醒目地亮在人本的视界之内。
诚然,人的有限性、可错性是不容回避的,但因此而根本否定人文理想企望天界的搭救便是再度的失落。摩罗不是这样,他总是先行承担,承担个人的有限,承担人类与生俱来的无法规避的苦难,承担道德沦丧连带而来的“耻辱”和“下流”。他清醒地感知到,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良知的担当和呈现是每个社会学界的知识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担当和呈现,不仅仅是做一个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对于批判主体而言,没有在真实层面之上刻意的引领和启发,就会变成一架毫无感情色彩的记录机器,而这样的机器绝不会创造出任何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最宽容的评价也只能称其为精神的半成品。我们在阅读学界许多人不乏凌厉色彩的文章时,总会觉得他们虽然具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却少有悲天悯人的襟怀,他们的文章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心造意象,埋葬了赖以挣脱困厄的希冀和祈愿,虽然淋漓痛快,可在短暂的快感消失之后,茫然四顾,你依然是无所适从,身不由己地便会陷入巨大的虚空的黑洞之中,任由心性在死寂的无物之阵沉降。
摩罗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忠勇的担当者和呈现者,而且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基点,从极端善良的愿望出发,为我们提供继续活下去、爱下去的勇气,我们就可以凭藉善的火种点燃自己,照亮生命的征程,温暖生命的孤寒。在《把敌人变成人》、《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让温情点亮男人形象》等许多篇什中,人本意识的展现已成为文章的主旨。“一颗纯净的心需要另一颗纯净的心的相互映照。”这样的映照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煦和安顿,苦痛不堪的心灵世界就会因聆听到这样的福音而倍觉人生的美好。
1冬夜暗香
2爸爸,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女儿
3读书,生命飞翔的羽翼
4美文分享——《静月思》
5读懂心尘,静赋生命
6梦潇湘,花蝶飞
7考验
8雨的味道
9我和堂姐
10催 眠
11校园生活的味道
12微风细雨般的思念
我认为,摩罗这里所说的“神”,是指信仰再造或回归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至少是具有纯粹理性而不为世俗所浸染的超拔之人,但无论如何,他依然葆有伦理性的爱的情怀和悲悯之心,他能通过爱的命名力量、逻辑统摄力量和对他人的同化力量,展示近乎神性的圣洁之光,而这种力量的展示,容纳了个人灵魂从最起码的“得救”到最高精神追求的一切内容,它不是一种登高一呼的号召和煽情,而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和浸润,一种沿着精神本身的自然意向从低到高的引领,它的拯救不是一种逃避和解脱,而是一种对人本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承担。所以我说,人本的尽头依然是人。
传统的人本主义者没有回答人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我们既然不知道人活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投身于对社会的改造呢?这是启蒙理想本身的困境,就是它无法回答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终极价值,无法回答人的永恒性追问,而对永恒性的盼望是人的生命中最深的饥渴。
这样的困惑无疑深刻地影响着摩罗的人生观,悲苦的意绪郁积为彻底的绝望,而这种绝望的彻底性表现为他不曾试图以社会理想来掩盖生命本身虚无的困境,不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生命是痛苦的,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真理,一个人仅仅凭着他的本能,就可以体验到这个真理。”从这句带有先验色彩的话语中,我们不难洞见到摩罗对世俗人生的痛苦感知带有宿命般的认同,我们也不难辨析到他思想的脉络源自于尼采的“超人”学说,这种学说意味着人性结构自我改造的深刻的伦理学和生存论承诺。“上帝死了”,人的绝对孤寂和无所依傍更显人的渺小和迷茫,然而这也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是一种由痛苦而自豪、于绝望中萌生的新希望,使得人类有了在迷惘的泥沼中登陆对现实人生重建的工地的可能。也正是有了这样否极泰来的信念,摩罗紧接着前面的那句话说道:“生命是幸福的,这却是一个需要用灵魂才能体验到的真理,是一个需要秉承天地之灵的启示才能领悟到的关于爱的真理。”
个人的内在超越之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人性自身的有限性;体验不到苦难的心灵是肤浅的,与此同时,不能在体验苦难的过程中感知做人的尊严和无上的幸福同样是猥琐的。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苦难的担当,并在这种担当中获得做人的快慰。这样的心态无法从考据和实证中得来,也无法从逻辑推演和概念诠释中得来,它是一种价值的持守、人格的自律和灵魂的奔赴。
如果说单纯从字面求解,“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这句话,包含着人的生命热情遭到现实世界的摒弃而变得冷硬荒寒、转而无奈地拉住神的道袍的意蕴,那么“看清了人类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幻灭和蔑视。”、“爱的力量,拯救的力量,依然来自人类生命的内部。”这样的话语就是对虚无、颓唐、沮丧的否定和颠覆。
对摩罗“人的终点是神的起点”的语意澄清,必然涉及到对摩罗信仰体系的评价。由于他实现了对近代以来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质疑,并走向对本真意义的信仰的求索,所以,我们在阅读摩罗的时候,感到无以排遣的悲苦哀恸之余,常常会有一丝暖意袭上心头。这样的暖意不是摩罗悲悯情怀的刻意馈赠,不是绝望者的语言狂欢,而是来自他对人生从未泯灭的由衷的向往;饮食男女即便不是他倾诉的主体对象,起码也是引领他精神走向的规定性力量之所在。从《因幸福而哭泣》中我们不难看到,凡人与圣徒、平民与英雄、尘世与天界,既是对应物又是互为不可或缺的存在条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在描写为女儿夹菜的父亲时那无比细腻的笔触,就看到了为收养弃婴而含辛茹苦的拾荒者那天使般博大的胸襟,就看到了莫斯科街头为饥馁不堪的德军俘虏送面包的妇女那无与伦比的超越了人性极限的大爱。所有这些平凡的人与圣徒修女、文化英雄、思想巨人共同交织成人类的星空。在这个星空中,每一颗闪亮的生命都受到了摩罗的礼赞,我们甚至可以感知到摩罗对尘世的无比眷恋和感激之情。
“一个人能在心中装着别人的愿望和需求,而且能够在心中为别人的愿望和需求承担责任、付出爱心,这个人就不仅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胸怀宽广、心理力量坚韧强大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世界的支柱和希望。”细细地揣摩这段话,摩罗除了告诉我们平民的善良和仁厚与耶稣的十字架、德兰修女的博大爱心是一脉相承的而外,还告诉我们天堂的屋架是人性搭成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无边的苦海中安身立命,我们之所以能够跨越局限步入心灵自由的王国,这一切都是伟大的人性使然,昭示着人的终点必将是超越局限之后的人的复活和回归。在此意义上,只有人格化的神才具有现世的力量,冷血的彼岸的神乃是绝望心态的异化物。十字架是指向天空的,耶稣的眼睛却紧盯着大地。
我们没有必要去粉饰因信仰缺失而导致的极度扭曲的世道人心,相反,一个清醒的人应当拒绝一切没有终极参照的相对性价值规范。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此可以顺应浊流的冲击,在虚无的晦暝中消沉,人性的光芒是不熄的天火,爱的能量同样守恒。自己食不果腹的拾荒者却给五位弃婴打造了人间最温暖的爱巢,这样的行为当然称不上救世,但蕴涵其中的高贵的精神指向足以让我们相信,人类还是有足够强大的道德力量来拯救自己,我们并不惧怕彼岸的神在人类面临危难之际仍然充当看客的角色。
生于三百多年前的英国哲学家笛卡尔,我们姑且不论他创立的解析几何学,不论他发现的光的折射定律,也不论他的运动守恒以及宇宙的星云演化等光辉思想,单论他的哲学成果就足以成为划时代的领军人物,然而,现时的人们大多只记住了他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
人们之所以谨记这句话,不全然在于它的直白通晓,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这句话的高度认同。这一观点赋予理性的思考以无上的神圣与威严,使之成为“人”本身的存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这句话的真理性肯定是相对的,可它在与宗教观念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实践上的合理性是无法否定的,以至于法国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无限感慨地说道:“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正是这样的思想,使得摩罗在成为一个强力的现实社会的批判者的同时,又成为一个陷入绝望之地的时代的抚慰者。凌厉的批判过程中又不失温润的疗救心态,无情地诅咒黑暗的过程中又没忘却打捞光明圣火的职责,这是摩罗区别于其他以批判犀利著称的学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令是在他早期的《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中,我们依然可以寻觅到他勉力开掘人性美的踪迹,可以寻觅到从雨果、托尔斯泰那里接续而来的赤子之情。我们在看到摩罗充满激情的批判和对耻辱的真诚咀嚼的时候,从不感到他是一个凌驾于时代之上的训导者,因为他在对时代发出质疑的时候从未忘却叩问自己的灵魂。到了《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他几乎抛离了神秘的高深,他的思维和表述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思想的炉灶添续的是世俗的柴草,袅娜的炊烟弥漫着温馨的生活情调。德兰修女、圣方济各、布鲁逊这些圣徒被赋予了浓厚的凡俗色彩,甘地、鲁迅、陈独秀这些思想巨人显现出可亲的平民意识,林昭、遇罗克、张志新这些铁血英雄也剥离了冷硬的外衣而彰显出人所具有的共性,梁漱溟、陈寅恪、顾准这些文化巨擘也被赋予了温老暖贫的人间情怀。“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巴尔蒙特的这句诗,从他读到之后,就永铭在心;普鲁斯特对阳光的敏感与迷恋同样让他感慨唏嘘,而尼采晚年对青年时代的眷恋之情更是让他对那样的心理空间充满神往。“那些最深刻最博大的灵魂,几乎都是既能充分体验人性之暗昧,又能充分体验阳光的明朗和温暖的人。”
“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为了成为阳光,我求索于世上。”这句话是摩罗的《俄罗斯的阳光》这篇文章的结束语。透过这句简短的诗性话语,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摩罗由冷寂孤愤转向疏朗开明的心路历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人文批判精神的消解,他从不听命于假象在任何一个方位上的蛊惑,他的文字干净而纯朴,根绝了江湖气息和媚俗形态,他以纯粹和不容调和的诗性逻辑,向一切意欲征服的强势力量和玷污爱心的卑劣行径展示着自己的不妥协,他以一个文化战士的本能,匍匐在人文域界的最前沿,冲锋陷阵是他最惯常的姿态。但是,他那凌厉的批判又不是对人文大厦的彻底毁损,而是披肝沥胆地参与修茸和重建。他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卑污所表现出来的忧愤、焦虑乃至诅咒,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面目去冷嘲热讽,而是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栉风沐雨地偕同芸芸众生在思想的荒原中奋勇前行;他对世人的冷漠、冥顽乃至堕落,不是以神的清渺和佛的通达来凸现自己的不坏金身,而是以难友的情怀展示出自己的大悲悯,进而义无返顾地担负起自己应尽的道义和责任,诚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他是“慷慨悲歌后的一种冷醒,怒发冲冠后的一滴热泪。”
这样的一滴热泪,浸润了无数遭逢劫难的心灵,使其质地不被纤维化,进而使人们的社会良知得以存留。而摩罗自身,无论是从生存体验还是从价值预设角度,都深切地意识到对心灵叩问的所有母题都应该回到人本身。如果说这在《耻辱者手记》中还属于隐性话题,那么,到了《不死的火焰》中就成为一面猎猎招展的旗幡,醒目地亮在人本的视界之内。
诚然,人的有限性、可错性是不容回避的,但因此而根本否定人文理想企望天界的搭救便是再度的失落。摩罗不是这样,他总是先行承担,承担个人的有限,承担人类与生俱来的无法规避的苦难,承担道德沦丧连带而来的“耻辱”和“下流”。他清醒地感知到,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良知的担当和呈现是每个社会学界的知识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担当和呈现,不仅仅是做一个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对于批判主体而言,没有在真实层面之上刻意的引领和启发,就会变成一架毫无感情色彩的记录机器,而这样的机器绝不会创造出任何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最宽容的评价也只能称其为精神的半成品。我们在阅读学界许多人不乏凌厉色彩的文章时,总会觉得他们虽然具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却少有悲天悯人的襟怀,他们的文章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心造意象,埋葬了赖以挣脱困厄的希冀和祈愿,虽然淋漓痛快,可在短暂的快感消失之后,茫然四顾,你依然是无所适从,身不由己地便会陷入巨大的虚空的黑洞之中,任由心性在死寂的无物之阵沉降。
摩罗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忠勇的担当者和呈现者,而且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基点,从极端善良的愿望出发,为我们提供继续活下去、爱下去的勇气,我们就可以凭藉善的火种点燃自己,照亮生命的征程,温暖生命的孤寒。在《把敌人变成人》、《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让温情点亮男人形象》等许多篇什中,人本意识的展现已成为文章的主旨。“一颗纯净的心需要另一颗纯净的心的相互映照。”这样的映照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煦和安顿,苦痛不堪的心灵世界就会因聆听到这样的福音而倍觉人生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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