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是人对神的亏欠

“罪”是人对神的亏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说：“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这种耻辱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人就无路可走，由此他反倒会开始从自己的耻辱中感到巨大的乐趣。”

反复玩味着陀氏的这句话，我不禁哑然失笑了——从自己的耻辱中感到巨大的乐趣？这是怎样的一种乐趣啊！莱蒙托夫在书写《当代英雄》时感受到这种乐趣了吗？帕斯捷尔纳克在书写《日瓦戈医生》时感受到这种乐趣了吗？索尔仁尼琴在书写《癌病房》时也有过这般锥心的快感吗？！

话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一生都在惊惶和恐惧中度日的卡夫卡。这个可怜的保险公司的小职员，似乎是为了与自己内心的柔弱相对应，他总是把与自己对峙的外部世界描写得无比强悍，个体生命的微末在同黑暗抗争的过程中就像是裹挟于飓风中的一片枯叶。这个在冷酷世界挤压下尽量缩小自己的身躯以不被注意的人，在临终前还叮嘱朋友一定把自己所有的手稿都焚毁掉。——谁能揣度到那一刻的卡夫卡究竟是陷在无能为力的耻辱中，还是浸淫在万般无奈的快感里呢？

而陀氏自己，大概是把这种快感体验发挥到了极致。他有如一个狂热的基督徒，视苦役为天赐，以痛苦为命定，从鞭挞自己的肉体和一种歇斯底里的自我折磨中体味疯狂的极乐，以精神上的自我贬斥来吁求信仰的降临。

而让我切身感受到这种逾越了无能为力的耻辱进而萌生出“乐趣”的缘由，是国庆节前后这三个周的时间里我的一段工作经历。我的工作是：杜绝我市上访者到中央某个职能机关上访时出现过激行为，以免造成难以挽回的政治影响；尽最大可能不让中央这个职能机关把我市的上访记录在案。

尽管我深谙我们这个社会还存有许多不公正的现象，尽管我也知道囿于种种原因，许多上访者所反映的情况多会存有一面之词的偏颇，尽管还知道自己意识深处与体制有着一种本能的抵牾，因而情感世界向来就深植于“草根”之中，然而，在此之前我还是无法想象草根族的苦难竟是这般的深重！而这种苦难多半不是天灾，即令其由头里有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在，可最终导致苦难的不堪忍受则全部来自于社会因素。

我不想在此向大家一一陈述我所接待过的上访者那种种让人闻之心酸的悲惨遭遇，因为我相信每一位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想见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上访者身后隐藏着多少冤屈、多少悲抑、多少令人心悸的身心磨难。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全国各地赋有与我同样使命的接访者与上访者之间的对立情绪何以这般地强烈？你不是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政令、法律法规的公务员吗？退一步说，你晋京的使命不是消解麻烦安抚人心的吗？

每一位上访者背井离乡之前，都能从他们身上寻得国家公务员不作为或作为不当的痕迹。没有一位“刁民”是甘愿让自己陷于与体制相对立之境地的——这是我来京接访三个周来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我不是说这些上访者的理由都能成立，我更不是说他们所提出的要求都应该得到满足。这些上访者中当然有不少人是从自己的本位出发看问题，并且缘于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有限，许多观念是与事物的本质相背离的，然而，纵是如此，也绝不能说他们是在故意寻求与社会对抗。我清楚地知道，我所掌握的政策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与那些“上访专业户”相比可能还会显得非常无知；我也很少有决断问题解决方式的行政权力，可我自诩没有一个与我接洽的上访者会视我为鹰犬，仅仅从我由衷地体恤他们处境之艰难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出发，他们就可以视我为知己！

或许我不应该过多地责难与我赋有同样使命的那些接访者，或许妇人之仁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或许某上访者会视宽厚为可欺进而变本加厉地提出一些非分之求。可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接受那种视上访者为寇仇的心态和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呵斥，更无法忍受那种视人的尊严如草芥的暴虐。目睹过这一切，陀氏所说过的那种无能为力的“耻辱”就淤积在我的胸间，而更让我苦苦思忖的是，这些接访者何故就泯灭了做人最起码的悲悯之情？在他们对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者恶语相向甚或拳脚相加过后，内心就从未萌生过一丝忏悔的意念吗？

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不能从个体本位去寻觅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相信，这些接访者都有着健全的思维能力，也不乏辨别善恶的起码的道德准则，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划归到德行恶劣的一类。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恃强凌弱的心态在我们的国度里能变为一种常态？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哲学诱使着人们陷入“性相恶”的泥淖中无法超拔？

浅表的原因来自于当下的社会体制。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殊分化的变迁，也就是说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还在不断加剧，这样就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在现存的社会架构下以怎样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这让我想到了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家韦伯所说的“政治民族”这个概念。

一百年前的德国，与时下的中国有着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从一个长期积弱积贫的国家经由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之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让敏锐的韦伯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隐忧，即它加速暴露了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而这种不成熟是政治体制滞后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恶果。这种反差强烈到一定程度，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意愿化为泡影，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诸如行政权力异化导致的社会动荡、利益关照失衡导致的社会离心力加剧、地区间发展速率悬殊导致的民族隔阂加深等等。韦伯死后的德国“魏玛共和”验证了这位先哲的洞察能力，民族政治的幼稚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希特勒的上台。而这位战争狂人的得势给整个人类（当然也包括德意志民族本身）带来了万劫不复的深重灾难。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我们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绝不容许当政者继续充当“维持会长”的角色。接访者对上访者的施暴，是现有体制恶的性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然呈现，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施暴者悲悯情怀的缺失和忏悔意识的沦丧，正表现出他们对体制的忠诚和敬业，表现出他们身为公务人员所应有的作为，世人有什么理由谴责他们呢？

个人是社会势能的囚徒。想想看，有谁能彻底摆脱社会惯性的冲击呢？再有，依靠先知先觉者来改变社会运作的既定规则本身就是虚妄的。所谓的救世学说实在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吊诡，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一旦有人以奇异悖狂的行为来标榜自己与社会的对立，善良与神格的慈悲就可能是谋取利益的旗幡。

悲悯情怀的缺失和忏悔意识的沦丧，深层原因则缘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主流是非宗教的，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了终极关怀的无限之物作为信仰的对象，固而本质上说，我们与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是先天就带有隔膜的。

禁锢了我们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表象上它讲究的是修身养性，讲究自我解悟与超脱，一句话，它要求人格的完善要达到“内圣”的程度，实质上儒教最本质的内核是它所倡导的纲常伦理，它所诉求的和谐与平等，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的。

道教说穿了就是附着了宗教外衣的活命哲学。它以活命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长寿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以不死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所以自从老庄垒起了那座炼丹炉，辈辈世世就有无数的中国人觊觎着那粒仙丹。

而宣扬众生皆苦、以灭寂自我为前提来求得解脱的佛教，自从跨着那匹白象来到了东方的这个国度，很快就被我们的强势文化把它演化为禅宗。而禅宗把人生的解悟放在了此生此世，放在了日常生活的享乐之中，人生走向了审美，这与基督教的审痛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有了前面的爬梳，我们大致上可以认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祈福祈乐祈寿为特质的，与西方人的原罪意识是大相径庭的。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基督徒所诉诸于一个彼岸世界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解释的甚至不可经验的呼唤，对此人类惟一正确的态度是怀着虔敬的心情仄耳聆听，这种态度需要我们弃绝一切现世的感官享受进而真诚地向往着一个根本不可能在此生此世呈现的天国。而我们所遵循的所谓“三省吾身”之类的教谕，只不过是高度理性意义上的、出于对个人道德的自信的一种回望和检视，悲悯与忏悔则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体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强势者向草根族施暴就不难找到渊源。而施暴者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我敢断言他们完全是处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之中，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丝毫没有罪错的心理障碍，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一切都是奉了某种正义的召唤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所以前面我说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施暴者等同于撒旦式的恶魔。而他们的浑然不觉则更显出令人畏惧的一面。黑格尔说：“麻木和冷漠的行政群体是****政体最稳定的社会基础。”透过黑格尔的这句话，种种荒诞不经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你还会感到奇怪吗？

这也难怪，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在灾变面前总会出于本能地把自己置于无辜者的境地，责任是由他人造成的。这使得我们常常怀有强烈的控诉意识。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在屈原的诗中、在《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中、在历朝历代王公大臣的诸多谏书奏章中，无不充盈着义愤填膺的控诉。有谁想过忏悔吗？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忏悔录”在中国的文本中几乎是绝迹的。

谈到“忏悔录”，我不禁就想到了英籍奥地利裔的著名哲学家维特根基坦。这位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到1951年逝世的时候，共写出了12部砖头厚的哲学专著，可世人最推崇的还是他的《忏悔录》。这篇文章中记叙了两件他终生为之痛苦的事情。一件是他在一个乡村当教师的时候体罚了一名学生，可当这名学生的父亲质问他的时候，他却矢口否认了；第二件事是在二战期间，由于担心会受到迫害，他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就是这样两件看似不足挂齿的小事，让一位蜚名于世的大哲学家懊悔了一生！这对于善于遗忘和原谅自己的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不可思议的。

翻开西方文豪们的作品，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俯拾即是。果戈里一生都在痛苦地自责和向神祈求宽恕的心境中煎熬，竟至到最后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把自我否定、自我荡涤和自我改造的意绪阐发到了令人不忍卒读的程度；托尔斯泰由道德上的忏悔演化到禁欲的地步，他不仅在精神上拷问自己，而且在肉体上限制自己对欲望的追求。世人皆知，他在八十多岁时毅然抛弃了奢华的贵族生活，离家出走、扶犁躬耕；而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说：“忏悔是一种贞操，一种道德。”这样的情操不仅是一种人文素质，而且是一种艺术态度和写作立场。

反观我们这个民族，打开地狱之门，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问到个人责任，人们总是会谈到外界的压力，殊不知你自己也同样是这种压力的一个压强单位！当所有人都是无辜者的时候，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之所以容易被我们接受，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一个信奉科学的民族，恰是因为这种理论为骑墙思想和犬儒主义找到了借口，我们就理所当然地以为自然现象与社会演化并行不悖，依势而去就有了一代又一代识时务的“俊杰”粉墨登场。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说，政治清明时尽可直言直行，假如天下失道，行可直，言论则要变得圆通一些；又有话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古训被我们当作为自己的怯懦辩白的理由，成了奴性心理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使我们对苏格拉底微笑着为真理献身、耶稣为拯救人类在十字架上默默无声、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虔诚下跪这诸多景观视而不见，相反，充斥我们眼帘的总是这种情形：每一次大的政治灾变过后，许多跪着的人就会站起来说：我控诉！却鲜见站着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

这一切的困境都能从悲悯情怀的缺失和忏悔意识的沦丧中找到答案。东方这个国度里的图腾、寺庙、教堂，都是掮客们企图洗白自身罪错的道场，这里根本就不是信仰的温床，而谁又能说得清，神明的异类就定然不会是魔鬼呢？

至此，“‘罪’是人对神的亏欠”这个题目似有不妥，对当下的我们而言，说“‘罪’是人对人的亏欠”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