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陆游的苦难心性

在中国古代，成就一个文人所必须的最重要条件莫过于遭受贬谪的境遇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你只要随便去翻翻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最没有悬念的发现一定是：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在温室里成长起来的。你见过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功名、仕途平坦的人，在文学上获得过巨大成功吗？在他们当中，怎么也找不到屈原、司马迁、陶潜和李白。而几千年来，青少年时代有可能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毫无无疑是太平盛世时的皇帝。在漫漫文化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皇帝却只有两位——词人李煜和书法家赵佶，这一对命运极为相似的难兄难弟的巅峰成就，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好的生命羊水和学习环境，而恰恰都是由于荣幸地具备了从皇位走向牢房所必须的全部潜质和得益于践行这种潜质的实际生活。

马克思说的“愤怒出诗人”是否正好补充验证了“苦难是最好的老师”这个朴实的真理呢？也就是说相对的苦难并不见得那样重要，而苦难的绝对性，或者说体验苦难的压迫感才是产生巨大心灵张力的原始资源。所以，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留给文学艺术宗教等的悲剧性空间，存在于现实和想望之间的那个距离之中，距离的有无决定了空间的可能，而距离的大小则意味着空间的足裕程度。

陆游是中国历史上拥有这样悲剧性空间最大的人之一。他生命的长度几乎超过古代任何一个获得了和他一样卓越成就的文人，因而，他更从容、更充分、更足裕地享用了苦难这种生命资源，这直接的结果是使他成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最好的诗人之一，并且写下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比他更多的诗作。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如此慷慨地把这种苦难长时间持续性馈赠给陆游，他不可能前后三次坐在武夷山冲佑观提举这条冷板凳上，如果不是他在武夷山留下了依稀可辨的斑驳背影，我更无从透过他那和几十年堆在一起的日历一样厚度的诗稿，去注视一个伟大的生命怎样在古代的天空做着超越苦难的飞翔。当然陆游的苦难体验不仅仅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完全基于心灵环境的严重缺氧。

和陆游一样，担任过武夷山冲佑观闲职的学者文人还有刘屏山、朱熹、辛弃疾、叶适等。和陆游不同的是，后者无一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们为能够在这样柔软的生存环境和闲适的生活状态里而感到满足，并在这里获得了满意的心性体验和学问养成。而陆游的生命方式显然迥异，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经历，使他更愿意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铿锵日子，他早年的生命基本上没有多少自然属性，而是个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一点，他的生命在后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常被压缩并圈定在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这个简单的范畴里。

陆游出生在北宋灭亡时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他九岁前几乎都是随家人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对他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人生经历。这样的经历使国家安泰和百姓乐居的深刻观念过早地牢牢根植在他幼小的血管里，以至于他毕其一生都为之努力着，正因为这样，现实的无奈构成了他苦难意识的最初脉络。我们在他六十年创作生涯里写下的万余首诗作中，有百份六十以上都能闻到金戈铁马的哀鸣和遍野饿俘的低泣。因而他不仅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之一，更是继杜甫之后最重要的民生主义文人。

与童年的境遇同样重要的是，陆游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不小心差点坐到状元的位子上了，如果不是秦桧及时把他拽下来的话。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叫做陆游的平庸状元当然无关紧要，但如果少了诗人陆游，一部漫长的文化史无疑就会少了一笔凝重的辉煌。仕途的坎坷历程往往是读书人心灵苦难最重要的营养，也是文人的理念世界和事实上的表象世界之间形成的第一个巨大落差。这个落差在陆游的生命走势上，尤为明显地体现为状元和寒儒之间的距离空间，这个落差客观上造就了陆游书生意气的现实整合，他早年2000多首诗作就产生在制约他自觉人生状态的社会土壤上。

宋孝宗即位，陆游被迟到地赐为进士出生，并做了焕章阁待制之类的高官。于是他企图通过好不容易获得的发言权来实现人生和社会的抱负，即民族的统一和民生的改善。他努力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贬谪，陆游也是中国历史上被贬谪、闲置次数最多的封建官员之一。在46岁开始的流涉生涯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南宋小朝廷有限的疆域。在川陕前线范成大的军营里，也偶尔获得过马上杀敌的机会，但国事日非和职位卑微，却使现实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遥远了。更多的时候，只能带着女儿用眼睛去抚摸仅有的大好河山。这一时期，他的全部心灵积蓄都化作了“剑南”诗卷和“渭南”文稿，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谁都无法绕过的高峰，这是比他更有条件实现现实抱负的范成大、杨万里们怎么也无法企及的。更为有趣的是，因为被认为是当朝唯一可以与李白相提并论的诗名，他再一次受到了叶公好龙的皇帝的召见，他同样天真地相信这将是自己实现完成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又一个契机，但事实却只能是再一次获得贬谪的成熟因缘——开始了他差不多算是赋闲的、在江西福建的最后历职。

陆游在66岁告老还乡之前，曾经三次坐过武夷山冲佑观提举这条冷板凳，在武夷山的时日对他生命自然心性的形成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社会人陆游迅速变成了自然人陆放翁，一个渴望诗魂铸剑的战士进入了生活艺术家的生命状态。或者说自然蕴性在诗人身上潜伏了几十年以后在这里才得以充分显现。他驾着孤舟，缘着建溪溯流逶迤而上，渐近渐近的武夷山让他“未到名山梦已新”了。在这里，他得以暂时搁下心中的金戈铁马，而纵情于山水之间，在这里他开始了素食和品茶的晚年心境。在他一生留下的9300首诗中，有320首写茶、200多首与吃有关，他甚至是一个讲究的烹饪手，这些基本上都是在武夷山养成的，包括退休后选择在乡下过着耕读的田园生活，也完全来自在武夷山生存状态的习惯延续。他的气吞万里的诗风也在这里打住，一转而为恬淡的心灵感悟。因而，可以说，在陆游一生中，不知有过多少次“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遇，但似乎只有在武夷山才真正让他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的惨淡经营和国民生存状况的难以为继，陆游本来就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在他27岁之前这种生命的自然性就已展露无遗。他少年时的流寓生活，还让他有机会和他的表妹共同演绎了一段缠绵迤俪的爱情故事，两阕著名的《钗头凤》成了沈园绝唱，唐婉早就香消玉殒之后，还久久回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里，并且一路而去，响彻在几百年后的爱情天空。如果没有陆母把年轻的陆游从爱情中拽了出来，也就没有让他获取包括凄绝的爱情在内的苦难体验。但陆游还是让自己的生命走成了一个圆，他回乡之后，在绍兴的乡下，度过了将近20年把心贴在大地的生活。他每天品茶吃斋种菜读书写诗……过着清贫、恬淡，然而却不失合乎自然法则的生命方式，这使他的全部苦难得以综合地升华，在最后的时日走进完美的人生境界，临终之时还不忘把苦难体验得出生命真谛——田园生活的必然选择——提供给子女们。虽然他还写了《示儿》一诗，耿耿于北定中原，但他的生命走势的深刻意识已完全清晰可辨。

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没有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很难说会是完整的人生，因为只有在乡下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美好状态，也只有在乡下才会那样与自然始终保持零距离，从而深刻地倾听自然的气息。陆游用他一生苦难的代价，在最后的还算足裕年月，到底走进了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