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历史虚掩的门

《东周列国志》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庄公，奉公子杵臼为景公，自立为右相。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但不从，反而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大怒，杀之。太史有弟三人：仲、叔、季。仲复书如前，被杀；叔再复书同样被杀；季又书，崔杼说：“汝三兄已杀，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答道：“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崔杼掷简而还，但终以愧太史之笔，委罪于别人。《东周列国志》上还有个故事也是写史官的。晋国大臣赵盾与赵穿私下达成协议，自己不出面，而让赵穿弑其君晋灵公，再立公子黑臀为成公，总以为能盖其丑。一日到史馆，问太史董狐索简观之，只见上写着：“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于桃园。”赵盾大惊，要求更改，董狐道明真相，并说：“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赵盾无奈，但此后事王之心更加谨慎了。若是董狐照人们看到的事实记载，则赵盾之罪就在历史上抹掉了。

假如史家都这样直书不讳，捍卫历史尊严，历史便不会有误。只可惜，能不避当事人而这样做的史家并不多。且很多历史都是后来者重新修编的，修编者又强加了自己统治者的意见，历史就这样被改变了。孔子修订《春秋》，有着明显的意图，制礼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便是教化的历史。《左传》、《史记》中的记载有着明显的倾向和文学的修饰，史料中的人物也从官方下到民间，好恶和爱憎是突出的，能发人深省，教化后世。这是否意味着又是一个进步呢？从《春秋》、《左传》、《史记》来看，历史显然是不一样的，原因自然是记述者的有别。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是圣人孔子眼里的历史吗？是兼有文学家气质的左丘明、司马迁眼里的历史吗？孔子的眼里是礼、仁、义、信等，左丘明、司马迁的眼里还有阴阳、小说等三教九流。教化的历史便意味着强调，强调就意味着偏颇，偏颇就意味着遗漏，遗漏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文学的历史意味着修饰，修饰便意味着夸张和删简，夸张和删简便意味着增加和减少，增加和减少的历史能真实吗？老子是史官，我们却没有找到他治史的史料，只有他的五千言《道德经》。而《道德经》足以说明他不愿强调任何一方，不愿遗漏任何一滴，追求混沌合一的历史感，他追求大道。但《道德经》显然不是历史，它是历史中的真理，也是真理的历史。按这种观点来看，任何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且是被遗漏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真实的。真实的历史是无言的已经流逝的历史。所以，诺瓦利斯说：历史是个大掌故；所以，胡适之博士说：历史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假如历史曾经是个小姑娘的话，那么，现在它早已变作了住在青楼上需要自我打扮，需要涂脂抹粉才能招徕顾客的、装了一大肚子松松垮垮烂俗掌故的老妓女。因此，推开历史虚掩的门，一如推开一所破败的青楼的门----这里供养着一个涂脂抹粉的老婊子。她端庄贤淑地坐等那些心怀不同目的的客人－－其实呢，她已经老得使脂粉看起来在她脸上，就像是驴粪上打了霜，有如赵树理笔下那位晋西北装神弄鬼的妖精婆三仙姑。很快，客人来了，三言两语后成交，然后是颠鸾、倒凤、呻吟、虚拟的高潮、买单、离开----。这一连串的动作后，老婊子稍事休息，又继续等待下一拨－－她有的是耐心啊。

这个关于历史的“嘴嚼”式观点，尽管很不雅，却要比诺瓦利斯的幽默看法、比胡博士的绅士风度要准确得多。可以想见，这些不同的客人在付款离开后往往会拿出各自不同的“青楼记”－－这就是所谓的仁、智各异。海德格尔教导我们：人的一切行动都已本能地包含了对存在的领会；人是首先仰仗动作而并非首先依赖理论去领会存在。这就意味着，一切观念实际上都可以还原为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出拳的速度、触及皮肤的重量上，看出出拳者的若干信息。按照海德格尔的逻辑推理，我们再从客人嫖宿过程中的不同动作来分析，那口称仁义道德、风度翩翩、口含天宪、只在女人身上寻找大件，又能在一根汗毛中看出圣上威风的肯定是正史－－布莱克说得好，从一滴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从汗毛中仅仅看出圣上威风，当更不在话下；那些专门在那老女人身上翻箱倒柜寻求小件，打捞一些脚气、咳嗽、哮喘、甚至感冒等类似于花边新闻，因而动作过激却又振幅不大的，肯定是野史－－因此，它们也注定是狗肉上不得宴席，在正史眼中，实在用处不大，只配让拿着烂蒲扇，鞋儿破帽儿也破的济公和尚等辈使用；至于那位三下五除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完成了床第勾当，却又始终处于灵感大发阶段的性急的家伙，则无疑是历史哲学了－－想想黑格尔吧，看看这厮在怎样性急地宣称，人类历史是按照绝对精神的理性展开来进行的就可以了。

龚自珍说：“史之外，无有文字焉。”而王世贞则更把话说白了：“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也；叙、记、碑、碣、铭、述，史之变文也。”这些东西或许就是上述三种人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青楼乳头山奇袭记”吧。他们分别据此塑造了一个历史，遗憾的是，都掩盖了历史的婊子身份。我们看到的历史，尤其是正史，也就成为端庄、严肃、顶多只重演一次，而且是以喜剧的面孔出现，然后按必然性的规律前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惩罚它不喜欢的种种人的玩意。所以，在一个历史高度发达的国度，它几乎成了我们的“天”。据说它从来都称得上是公正的---在明眼人那里，这可以描述为：是婊子在指引我们前进。由于青楼不可久留，构造“青楼记”才是目的，所以，公正的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忽略与遗忘；没有被忽略的，要么青史留名－－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么遗臭万年－－也就是“青史难宽白发人”，其实都是历史公正的证据。

遗憾得很，这样的历史与我们没多大干系。Ｋ·波谱尔说，“把政治权力史上升为人类史，比把贪污史、抢劫史、中毒史上升为人类史并不见得高明多少”；“那些被遗忘的无名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生活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我们可以说，小人物注定不需要大历史，因为那里边并没有记载我们庸人祖先们的痛苦和灾难，有的只是无数个无名氏在为一项项号称伟大的工程冲锋陷阵，命丧疆场以及关于无名氏们的谣传、绯闻。他们尸骨高筑，修建出长城、未央宫、故宫、阿房宫、紫金城----。他们是以数字出现在各种历史书中的：曹操大败赤壁时号称１００万人，刘备败走彝林时则是６０万人----。数字的竞争，远在我们穿开裆裤的年代就开始了。历史在有些时候仅仅是个数学问题，加减乘除，顶多再来点微积分－－趋近于无穷大也趋近于无穷小－－实在是太容易了。谁还记得这中间是否还有某地某村一个叫王老五或刘二麻子的人呢？他们有时叫烈士，有时叫炮灰，更多的时候则是无名氏。正如婊子喜欢金钱，历史喜欢权势，没钱的穷小子被推下床去，没权的小人物是进不了历史的。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宅院，被它挑选出的大事件、大人物们早已汗牛充栋，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供刘二麻子们享用；历史的折中方法仅仅是，在宅院的屁股后边竖起一座无名的纪念碑，宛若孙大圣那根由尾巴变来的、立在庙宇后边的旗杆，以恩赐没机会进院的人儿们。啊，多么的仓促，多么的迷人！

本雅明说，克利那幅叫《新天使》的画展示了历史天使的形像，“她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感受到历史链条的地方，她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后者把残骸一个压一个地堆起来，把他们猛摔在他们脚前。这个天使愿意停下来，唤醒死者，把被打碎的东西变成一个整体。”仁慈、有怜悯心，而通常又堪称高明的本雅明，在正确地说出这些话时，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出了如下这些正误参半的话：“如果有人问历史主义的拥护者实际上是与谁共鸣，那么回答必然是：与胜利者。”本雅明的错误在于，他几乎没有看出，这世界难道真如史书上记载的，有那么多的正义和公正么？米兰·昆德拉则诚实地说，正义从来就不是一件人间的事物。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沉痛地指出：“据我所知，人类世界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我在当今世界上，在历史学家拥有的浩如烟海的人类经历中，从来没有见过平等的社会；”“我以为早在史前时代的原始社会中，不平等就作为‘社会兽性’的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而没有平等，正义又会在何处？美国作家威廉·房龙说得好，只有在等级存在的情况下，集体、社会才能够存在。

聪明的罗兰·巴尔特在１８岁时杜撰了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说的是老苏格拉底在狱中准备逃走，在送他去埃皮达鲁的船上，一个弟子问他：那历史该怎么写？苏格拉底轻描淡写地回答：“哦，历史，柏拉图会安排的。”苏格拉底会这么说吗？而苏格拉底为什么又会这么说呢？巴尔特的本意也许不是在讽刺苏格拉底，也不是学院腐儒们认为的那样，他是在解构苏格拉底“我去死，你们去活，谁更好，只有神知道”的神话。可问题是，谁能保证苏格拉底是自愿饮鸠而不是逃往埃皮达鲁的？历史为什么就一定不可能是柏拉图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而故意安排的？是的，在遗忘与忽略的前提下，“青楼记”的们是很会安排自己的皮肉生涯的，这一点大可不必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