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文人

我劝诸位不要做文人，因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骂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学，总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林语堂《人生的盛宴》）

说实在的，我对林语堂有一种偏爱，我引用这么一大段，无非是为了告诉大家做文人并不难，只要照林先生说的去做。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少有人情愿过那种粗茶淡饭，诗书度日的生活。更别说离群索居，淡泊名利，过着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隐士生活了。

就是那些封建时代的在野文人，事实上也没有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缠。在他们闲散的生活背后，“是其内心深处的愤激和对倏忽即逝的人生的看破，尤其是险恶黑暗的现实社会，更引起了他们的绝望情绪。抗争是一种反抗，疏狂也是反抗的一种形式。（巴音博罗《八大山人》）”

他们的疏狂不羁只是其内心深处的失意和怀才不遇的粉饰，他们厌恶政治又离不开政治，他们是矛盾和迷失的灵魂。他们大都或多或少地在宦海摸爬翻滚过。一旦失了宠，摔了跤，被贬到边远蛮荒之地，反而得到了解脱，心灵也随之澄清下来了。整日以山水为伴，文章自然也就灵动、生气起来。像柳宗元，假若不是被贬，又怎会有《永州八记》这样的佳作流传于世。像范仲淹——虽然我没有到过岳阳楼，但只要翻开《岳阳楼记》，仍可以感到一股波澜壮阔的豪情横流纸上。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而真正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的文人，又往往因为自身的孤傲、清高，被封建君主排斥甚至加害，最终不是遁隐山林就是老死他乡。像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例子，终归是极少数。诚然，他用一杆性灵之笔在文化的一隅，构建了一座远离浮华和喧嚣的桃花源。我想多数文人还是向往的，但也只是止于向往，真正付诸行动的没有几个，毕竟这种的生活太孤独也太寂寞了。

若真个要归隐，我看最好还是寻个江南小镇，临水而居。家中再添顽童二三，白日教书为乐，晚间于阁楼置一榻一几，温酒一壶，更兼夜航船的咿呀橹声。灯下研墨展纸，随吟随写，狼豪落处挥洒自如。实在要比那荒山野地，结庐而居好得多。

再不然出家做和尚去。当然不是守着一座庙宇，对着青灯木鱼，佛经一卷那种。最好是像杭州灵隐寺的济公和尚，云游四方，遍访名山古刹，岂不是比神仙还要自在逍遥。

说起杭州，有个人不得不提。他曾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他精研音律绘画；他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但就在他才名远播，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杭州的虎跑寺皈依了佛门，法号弘一。这个人就是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

也许在今天，很多人也是不能理解的。就像八大山人的画。那是一种“大象无形，大爱无言”的境界，又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能看破和猜透的。

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一书中道出了隐伏在李叔同内心深处的悲哀——“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牾，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我想，这或许也是每个文人内心深处无法剪断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