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卑劣及委琐的中庸之道

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庸俗及平常也。

中庸之道起始于孔老夫子的儒学论世思想。中庸思想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中庸》首篇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明确的认为只有遵循千古不变的原理，走不偏不倚的道路，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管理好社会。

《中庸》中子思转述孔子的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性即理也”，二程乃提高为“正道”和“正理”。

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肯定和颂扬。其主要根髓在于，天命难违，忍让负重；认知而顺从逆境，和则为贵，谦让为理；受制于人，而不反制于人的以德服人之被动理念。

中庸的人世观点和理念虽然有其一定的说理性及客观性，但对于实质性的人性方面却置之不理。尤其对于人性中积极的创造和叛逆性给予无尽的束缚和鄙视。

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理念，是会堂而皇之的成为座上宾的。秦汉之后，儒家思想就被册封为正统的唯一。在以后的历朝更迭中，这种正统的思想始终没有变。

近代的五四之后，新思潮风起云涌。千年的中庸正统受到置疑和挑战。但已根植于沃土的这棵参天大树，是不会轻易被砍伐的。更谈不上它的自我枯萎和自我了断了。

三座大山被****了。但儒家的中庸之道却依然矗立。

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之下，中国人变得练达而城府。大智若愚而难得糊涂。更不要说，明哲保身的见风使舵了。

中庸之理念，使中国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自私而狭隘，卑劣而委琐。观天色而穿衣，看脸色而行事。缺乏了自我的个性和主张，自残了自我的人格而委曲求全。本不是太监，却要装成太监的模样，让自己硬不起来。

对待外来自由主义，是诚惶诚恐而倍加提防；对待外来强敌，游刃有余的攘外必先安内。内是安了，自己却变成了汉奸。

号称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的防患于未然。殊不知，炮声一响，城墙未塌，人已跑的无影无踪了。有几个没有跑的，壮烈牺牲之后，却被冠之于叛徒的恶名。

在中庸的影响之下，中国人始终感觉到自身的底气不足。个性及人格，勇气和张力被自己的软弱包裹的严严实实。象《套中人》的可怜样子，只会眨着小眼睛窥视外面的世界。

祥林嫂死的可怜，但她只会让人遗憾的同情；阿Q死的窝囊，但他却是一条精神胜利法的好汉；岳飞死的壮烈，但他只会《满江红》的发声无奈的感慨；秦桧死的轻松，只有到他死后，人们才敢唾骂他的不是。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和可悲性，其缘由就在于中庸的压制和束缚。

中国人号为礼仪之族，号为道之国度。有朋自远方来，是不亦乐呼的，关键看是什么样的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然也要看何样的知己了。君不知，滚滚长江东逝水，有多少英雄豪杰死在了窝里斗上，以及亲人和朋友的血刃上。

中国人自诩为谦虚谨慎。殊不知，在谦虚的背后玩起鬼把戏；在谨慎的幌子下，干一些乌龟王八之能事。

模棱两可，难以看清的永远是中国人。对待任何事都可谓是三思而行，量力而为之。当然对待大是大非则更是举棋不定而优柔寡断的难以了断。也从而就有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中庸之境界。

中国人的城府来自于息事而宁人，化干戈以玉帛的道之隔岸观火；更来自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道之盖棺论定。中国人的练达来自于八面玲珑的道之阿谀逢迎；更来自于处世圆滑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之永垂不朽。

别人的妻，邻家的女，奸夫淫妇一大串。妓女加嫖客，婊子加绅士，偷鸡又摸狗。在中庸的道之理念中，属于违背道之常理及杀无赦的范畴。从而就有了即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畸形社会人众的趋之若骛。骂是骂不完的，杀是杀不尽的。只要有人性的存在，就有叛逆的存在。

如今中庸的意识还在大行其道，从而证明我们的卑劣和委琐也在畅行无阻。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人之后呢？卑劣是否还存在，委琐是否还张扬。

从小我们的教育都是先从背手挺胸的“老师好”开始。从小我们的意识深处都被植入三纲五常的正统理念。我们知道了尊老爱幼，爱国爱民；知道了听领导的话，听长辈的话；更知道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至理教诲。我们的成长受制于人，又受制于环境，更受制于人生观的狭隘；从而，在成长之后，我们的心理变得畸形猥琐；意识变得龌龊肮脏。更不要说，我们的人格独立和是非的明辨了。

在中庸的道之理念下，我们是太监，是狡猾的狐狸；是瞎子，是没有灵魂的狼狈；是行尸走肉，是没有人样的腐肉；更是低三下四，丧失人格和尊严，对着主人摇尾乞怜的叭儿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