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广人情谈

我生在广东，长在广东，却到了上海求学。我一直都有意无意地拿上海的人情跟广东人比较。

初到上海，睁大好奇的眼睛看陌生的世界。一日到学校的财务科去交款，却听见里头两位女士正一声比一声高地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她们却面无愠色。我十分惊讶，上海女士吵架如此斯文，真值得广东人学习学习。后来交完款后，我便问旁边一位先生：“请问这两位小姐为何在这儿吵架？”那位先生一听露出惊愕的神色，立即纠正道：“没有啊。她们哪是在吵架，她们正在说笑呢。”我也称奇了，心里想：原来这就是上海话，听起来声音这么尖，怪象吵架的。

原以为自己初听上海话，误会了这“很好听”（三毛也这样说）的方言，后来听多了，方慢慢发现，上海话确是这样，男的讲起来缺少风度，女的一开口便象吵架似的。连我的同班同学也这样认为。

我不知道上海话是不是一种特别适于吵架的方言，但上海街头和公共汽车上吵架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在车上为争一个座位，在街头上两自行车一撞，就有一场大吵。

上海人的“吵文化”，我初到上海，第一次便亲身领教了。到上海第一次出街，在挤公共汽车时不知冒犯了一位老太婆哪份儿，在车上她一直路在我身边，不停口地骂着，直骂到我下车为止。我当然听不懂伊人的上海话，但是从她的脸色和那张不停开合的嘴，我已感觉到她确实怒不可遏了。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骂。因为以后我总是小心翼翼，碰了一下上海人，也马上陪句小心。平时，我是懒得跟上海人吵嘴的。

以后，吵架场上，便只当旁观者，以后看到的吵架，似乎一个比一个凶。

九三年初，临近春节了，我们留在上海。上海的节日气氛，春节前十日便已经很浓了，街上充满了欢乐的空气，人人脸上喜气洋洋。那天早上我出街乘85路车，过了浦东的“东昌电影院”站后，下一个站便是“浦交公司”了。车重新启动后不久，车门口的两个女人便吵了起来。

“阿拉要下去，侬要干啥？”

“下去就下去呀，真搞勿清爽！”

“侬才搞勿清爽，站在门口干啥，神经病。”

“侬才神经病，要下去自己走！”

……

两个人越吵越凶，声音足可以震破车顶；这还在其次，两位女士你抓住我的长发，我扯紧你的青丝，纠缠着互不相让，骂声仍是不止。车上本来已够拥挤了，两位女士似乎还要大干一场，此刻人们也怕了她们，主动让出了空隙来。到浦交公司，她们两人中有一位下车去了，另一位似意犹未尽，也紧跟着下车去继续对骂，仿佛不讨个公道下半辈子便再难为人。这两位女士大概也忘了该日要去购年货还是去火车战接亲人回家团聚，一场小争吵便冲了一日的兴头，实在不值得。

女人和女人吵架，我们以为是女人小器，好斗嘴罢了。男人跟女人吵，就为人所不耻了。俗语说：“好男不同女斗”嘛，可有时偏偏发生这样的事。

有一次我在火车站乘隧道三线。在起点站车门一开，大家蜂拥而上，以争得一座位为英雄。有位四十多岁的男士自己争了一个还不算，还要拿雨伞占了旁边的空位子，大概此人的太太或朋友还在后面。可刚挤上车来的另一位五十多岁的胖老太太却一手把座位上的伞推到地板上，自己就坐在位子上。这下男士可光火了。

“侬要干啥，这是我们位置！”

“谁说你的？你不说这车也是你的？”老太太满脸凶神恶煞，声若巨雷，仿佛不这样不足以唬住那位男士。

“侬有病，这是我先来占的。”男士当然没有为其淫威所吓倒。

“你占的我就不能坐？！你占了全车的座位大家都不能坐了？你真是王八的道理。”老太婆添了点油。声音大了，骂战升级了。

男士当然也不甘示弱，两秒钟后，又回敬一句。最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都是些市井秽语，不堪入耳了。亏那位男士说出来不知羞耻，亏那们老太婆说出口不会脸红。到后来众人都觉得骂得实在是伤了风化，于是有几位出言止之。好容易骂声渐息，两人改为怒目而视的冷战状态。

又是一场“民间战争”。在这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大上海，每天有多少骂战在进行呢？《解放日报》记者在春节期间于人民路摄了一张某人当街骂人的照片，身旁还有他的儿子，记者在旁边的解说曰：“新春佳节，祥和欢乐，但有人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与人剑拔驽张，口出污言秽语，如此父亲，将为儿子留下什么？”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镜头罢了。“大场面”在街上经常发生呢。在一个小镇上围了一堆人，那常常是看人表演魔术或观看江湖医生卖药的好戏，而在上海街头围了那么一堆人，多半是某人与某人正在吵架，惹得好事的上海人在围观。

上海人不仅爱吵架，而且更爱听吵架，看吵架。吵架，几乎成了上海人日常生活心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不过，上海人吵架还是比较文明的，只是斗些嘴上功夫，却很少动武，而且吵完便各走西东。

广州人也吵架，但却没有上海人那样热衷此道。而且广州人吵架，多半是话不过三句，学不了上海人的持久战。不过广州人污言秽语出口的机会，大大胜于上海人，只不过这些脏话是对物对事发泄，而很少是对人。在广州，无论是白发老叟，还是黄毛小童，多么不堪入耳的脏话，他们在大白天也说得出口。

到上海不久，去书店买书，很想选一本合适的旅游地图册。我连挑了几本也不合适，见橱窗内还有一本，便指着那本说：“小姐，请你拿这本出来看看，”等了一会不见动静，我抬头一看，售货员已不知去向了。我一时感到心里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受了从来没有历过的冷落。服务员对顾客的这种不耐烦的态度，叫人大感不解。我在广州可从来没有碰过这种现象。后来才明白，这是上海，无论什么样的商店，挑剔的顾客从来不受。而只有那些柜台前一站，便付钱要货的顾客才受尊重。

还有一次，我到福州路的上海图片社去选购相机，我指着橱窗内的一架“虎丘”牌相机说：“小姐，麻烦你拿这种相机出来看看。”“已经坏了。”那售货员只冷冷地说，便把脸转到一边了。坏了？坏了还摆出来？我不敢相信，也只好走了。走出门口不远，想想不对，不是相机坏，而是她存心不给我看，我于是又走回去。这时已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站在橱窗前察看一部相机，他年轻漂亮的太太在一旁指点着。我一看，橱窗里的那架“虎丘”相机不见了，再看看青年手中的那架相机，分明就是这一台嘛。为什么给他看，不给我看？！我不禁要出离愤怒了。为什么？为什么呢？是先敬罗衣后敬人，还是先敬阿拉上海再敬外地人？鬼知道！两年后，同样有一件怪事发生在这间商店。一次我出街，好友袁立嘱我帮他购一个照相机光圈罩，说只有这家商店有，于是去买，售货说卖完了。过了两天与袁立再去，却买到了。怪哉？怪也。

上海人的服务态度，我是一向不敢恭维的。在广州的商店，顾客是上帝，而在上海，售货员才是上帝呢。即使在“市百一店”这样的大商店，售货员也和顾客吵架。也早有些在报上的评论文章里提醒上海人要摆脱那种轻视外地客户的高傲态度；上海人仅靠名牌优质产品是不够的，还要有顾客至上的服务态度。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意见。

毛志成先生《京沪人情谈》中说，上海人很会生活。也许是。但跟广州人比起来，似乎差远了。广州人除了讲究“吃”外，还特别懂得玩。一年春夏秋冬，他们玩的花样特别多。不仅从家庭玩到游乐场，而且电台、电视也与听众观众一起玩游戏，搞笑斗乐。广东人还特别喜欢出外旅游。广东人的夜生活也特别丰富，不然众多的大排档卡拉OK厅为何能夜夜通宵？而在上海九点钟去逛南京路，冷冷清清。

不过说上海人懂得生活也没错，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上海人特别注意衣饰打扮。男的经常西装革履，女士则画眉点唇，花枝招展。在街上可见衣冠楚楚的阿拉，即使是上班，也可以看见上海人是这幅样子。上海人要出街购物，或是上公园，或是出门会友，肯定先在家里打扮得妥妥帖帖，直到自己认为十分满意了，方才出去。上海人自豪地说：“吃在广州，穿在上海。”

我想，这指艺术，也指风气。广州人就没上海人那份刻意修饰打扮的气质。但从另一方面说，广州人随和的衣着洋溢着自由自在的气息，这也是十分可贵的。广州小姐也不常化妆，即使要描画，也只是浅妆淡抹。唯其如此，一个久居上海的人回到广州，所见街上的女孩子一个个面黄唇白，觉得少了许多趣味。其实，一个人打扮得醒醒目目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生活多么需要美来装点啊！

上海姑娘不仅天生丽质难自弃，而她们那种爱修饰打扮的性格似乎也是天生的。上海人不仅爱打扮，而且会打扮。

因此，上海的大街，通常美女如云。

我的上海同学常叹阮囊羞涩，他们常为经济问题叫苦连天。在上海人看来，外地来客都乡下人，但自命清高的上海人，对广东人却又另眼相看。在上海人眼中，广东人就是有钱。其实广东学生一点也不比上海学生富有，只是广东人能自如地运用金钱，潇洒地生活，而上海人却经常活在经济压力里，常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有一年暑假我旅行到张家界，与一位专业导游的闲谈中，谈及上海人，他说他不喜欢带国内团，特别是上海团。我一时大惑不解，询问其详：“上海人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你不知道，上海人买东西常为一分几毛争上老半天，我在旁边看了也不耐烦，宁愿为他们付了那多出的一块几毛快点走。还有……”

米有百样，人有千种。其实，上海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和我同寝室的那个上海人，先前对我极为反感，因我常在每次出街回来说说上海的不是，后来牢骚发得少了，我们也就和平相处了。还有一位上海人，刚上大学时与他关系闹得挺僵，后来，因同是“港台温柔派言情小说”的忠实读者，其心同，其理同，我们不仅握手言和了，而且经常在课堂上就小说里的人物，侃侃而谈。临近离沪时，一夜小陶来告别，我们坐在床上促膝谈心，竟至抱头痛哭。想起他在我一进校便对我微笑，亲切地问我是不是从广东来的；想起他在我患病期间自己不上课也专程陪我到卫生科去看病。万千往事，涌上心中。

大三下学期，我开始与上海门券收藏界人士和旅游爱好者交往。由于经常参加门券交流活动和旅游爱好者协会的活动，由此认识了不少上海人。上海人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其中杨焕根先生，在门券收藏上，给我极大的支持和关心。大三暑假我去旅行集券时，他还邀《旅游之星》主编姚金文先生给我开了介绍信。我们成了以心相交的朋友。圣诞节我寄给他的卡片，只有八个字：相交忘年，莫逆于心。在我离开上海时，他特地购了一支钢笔，跑到著名微雕家黄征和先生家里，专门为我雕笔纪念。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姚金文先生，更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本精美的签名纪念册上，贴满了上海门券爱好者赠送的门券，并有每位券友的赠言和签名。

友深情，没齿难忘！

我留恋了，仅为这些真诚的朋友们。券友蔡玉刊先生的赠言是：王子先生，侬是阿拉上海人。

在我心里，也有这一份认同。在这个城市的文化熏陶下，我至少是半个上海人了。

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有十年没有到过那里了，我多么想回去看看啊！十年人事几翻新，故乡的面貌已经变得有些不认识了，我想今年我要回故乡了。我一直在想，故乡将有什么在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