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日子

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大学没被推荐上，工作也没着落，便整天游手好闲地纠集一些同样“自由”了的同学，在各处惹事生非。爸爸常年出差，母亲每天上班。考虑再三，母亲便托乡下当书记的表叔，为我在他管的小镇上谋到了一份看店的临时工作。
我熟悉小镇。外婆健在时，只要是寒暑假，母亲就让外婆来照看我。我对外婆有一份特别的依恋，但对小镇却没有好感，大热天想吃根棒冰也找着买的地方，偶尔来一个送货的人，带来的也是那种看了就让人倒胃口的劣质食品。
小镇很小，仅几十户居民；但附近几个自然村没有商场，若需购物就只有这么一家小店，不然就得走上十几里地去县城。我来以前，店里就老汪头一人，我来给他做伴，他也挺高兴的。老汪头参加过抗美援朝，回乡后分配到这个属于合作社的店里做了员工。在别人眼里，老汪头有这样的地位已经很不错了，他手中掌握着每个家庭每天都需要用到的紧缺物资，虽说各种物资凭票供应，但总会多出一些，这便是他的权力。他知道我的底细。我一个省城里来的人，又是大队支书的表侄，不可能长期待在这小地方对他的利益产生冲突，因此他也不十分管我，任我每天做些琐碎的事情或看些闲书。
来购物的人一般都匆匆忙忙，只有那些喝酒的人，会站在柜台外面细细地品尝。此时老汪头总是就笑嘻嘻地和他们瞎聊，大家也愿意和他说话。
平静的日子对年青人很乏味。看书看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我便坐在柜台里，用手撑着下巴，听他们讲些村中无聊的趣事。只有“酒葫芦”的到来，气氛才会热闹起来。
“‘酒葫芦’！给我们说段书吧？”他们总是这样要求。
“酒钱谁付？”他每次都提出相同的问题，“喝酒说起来才带劲。”
“老规矩！”他们便冲着老汪头喊道，“老汪头！完了均在我们头上。”
于是，他便要一颗糖，是那种一分钱一颗的硬糖，剥开一半糖纸，喝一口绍兴酒再舔一次糖，然后就一边晃着脑袋一边说开了书。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说到得意的时候，他便把二个手指插入十锦菜缸，翻弄一下十锦菜，再把手指放进嘴里，发出“啧啧”奇怪的声音。
老汪头很爱干净，一般的顾客是绝不允许这样做的，只有欧阳俊是例外。他是这里常客，说起故事来连我也听入了迷。于是所有的人便只剩下了耳朵，痴呆着眼睛看他的嘴一张一合。可每次说到最关键的时刻，他就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
众人伸长了脖子齐声哀告，“再说一段，就这一段的结局。如何？”
“酒葫芦”站起来拍拍屁股，然后把五指插进乱糟糟的长发，“明天吧！明天一准到。今天喝完了。”
众人知道他喝足酒后是无论如何不肯再说的了，于是小店又恢复了日常的宁静。
但第二天他并不一定出现，大家就便叨唠他起来。显然，他是小镇的另类人物。他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休闲，同时也成大家谈论的话题。
听别人背后说起，“酒葫芦”真名叫欧阳俊，母亲在生他时难产死了，父亲是个大资本家，有好几个老婆，解放时逃到了香港。他毕业于某个很大的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得过奖，后留校任教。当初追他的女孩子有一大群，有些地位还高得吓人，但他却和自己的老师的女儿结了婚，生有一个女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他岳父进了“五·七”干校，接着是他讲了不应该讲的话而成了右派，被下放到了现在这个小镇。据说在来小镇以前，他还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让妻子和女儿和他划清了界线。初到小镇时，他什么农活也不会做。别人挑担百把斤，一气走几里地，他挑几十斤也高耸着肩膀，走上十几步就歇一下力；但他身大力不亏，半年后竟能挑二百来斤，轮换着肩膀一气跑十几里地而不歇脚，连村里的棒小伙子也赶不上他。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村里婚、丧等事若要写个贴子之类的，无不请他帮忙，以至于坟地里的墓碑也全是他的手迹。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村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他的破屋反而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他替别人做事，只收老酒不收钱，给多少也不讲究，多了不推让，少了不计较，不给也无所谓。他讲故事时必定要喝一口酒，久而久之，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酒葫芦”，意思是说他整日喝酒不醉，喝酒后的故事倒不完。他对人和气，只要不喝酒的时候，说话总是文质彬彬的；特别是对小孩更热情，看到别人家的小女孩，总要抱起来亲一口，然后就昏天黑地和他们玩，哪怕是最低能的游戏也玩得很开心。村里人见他为人不像领导说得那样，便热心地给他网罗了一个寡妇结了婚。
结婚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后发起酒疯，五个壮汉也奈何不了，然后再昏睡了三天三夜。好在那寡妇人不错，日日守在他身边护理，并无怨言。只是那寡妇的儿子却从来也不肯叫他爸爸。
“我爸爸是贫下中农，什么会有个右派的爸爸。”他继子总是这样说。
他对继子的态度从不计较，反倒是村里人看不过去总要教训几句，“你们家如果没有现在这个爸爸，穷得饭也吃不上了，你哪能还有书读？没见你爸像牛一样在为你娘儿俩挣工分吗？”
此时，他却总是站在继子一边替他说话，“他还小呢，长大后会懂事的。”
那寡妇的前夫是个弹棉花的，留下一套弹棉花的工具。欧阳俊在寡妇的指点下，慢慢的竟也学会了弹棉花的技术。于是，他便又多了一门手艺。
用弹钢琴的手来弹棉花，也可算是技尽所用了。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音乐照样过日子，而没有弹棉花，则冬天就没有棉被盖了。
欧阳俊结婚后，总的来说日子还算平静和睦；只是自他结婚后，来小店的次数就少了许多。
但我计算着日子，他一星期准要来二三次；每次来后，总会再一次地聚集一些人听他讲故事，酒自然也是白喝。
他来时我很留意他的手。小镇上没有钢琴，我无法亲耳听他弹一次，但听说弹钢琴的人手指都很细很长，我想从他的手上判断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他的手很大，大得足以超出我的手的三分之一，手指很粗、很长，手掌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双手和弹钢琴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怀疑他们在他背后说的话不够真实。但我却见识过他的字，写得苍劲逸秀。我曾练习过书法，知道是王羲之的笔法，从此对他也便尊重了几分。
由于对他有了好感，每次他来喝酒时，我便会多给他一些，老汪头看见也不阻拦，其实我知道，老汪头是想多听些时间的故事。时间长了，他也觉察出我给他的酒加了份量，且知道我从省城来，便关心起我来。
“什么不读书了？”他问得很平静。
“高中毕业了。”我老实地回答。
“大学没被推荐上吧？”他显得无可奈何的口气，“不读大学也没关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活世上，身体健康，活得明白，活得开心就够了。”他停顿了几秒，接着又说：“大学读不上是外部因素，只要你自己想读，就可以自学。世上有许多自学成材的例子。只要学好本领，今后总有派上用处的时候。”
我乖乖地点点头。他虽是酒鬼一样的人，但给我的感觉总有股凛然之气，这种凛然之气，无论谁见了都会景仰三分。
欧阳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小镇带来了快乐，并给我的平乏生活增添了气氛。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人格，其实是在他那个年代里沉沦的知识分子的变异的缩影，这种沉沦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在逆境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坚定、乐观，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沉沦的岁月总是多事的，而这多事的苦难也总是降临到本就痛苦的人身上。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中国每一个百姓的事。命运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小店也反常了。来喝酒的人少了许多，谈论的话题也变了。欧阳俊则来得更少，即使来了也不说故事，而是和其他人一起关心政治。每一个中国的百姓都在关心政治。政治牵动着亿万人的心。
有一天，老汪头突然问我：“‘酒葫芦’有多长时间没来了？”
“快一个星期了吧！”我扳着手指默默地在心里计数。
“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来的呀！”老汪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老汪头，你不知道吗？”一位酒客用试探的口气问道，“‘酒葫芦’前天晚上被公社人武部抓走了。”
“为什么？”老汪头惊奇地问，“他改造得很好呀？”
我竖起耳朵也想听个究竟。
“都是他那儿子，”酒客猛喝一口，显出激愤的姿态，把头伸过柜台，对着老汪头轻声说，“开追悼会那天，学校组织学生统一参加。他儿子在默哀时，竟然以为是好玩的事，‘嗤嗤’地笑起来。被旁边的同学发现后告诉了老师，老师不敢隐瞒，报告了校长，校长也不敢怠慢，上报了革委会，革委会一查档案，竟然有个右派的儿子，肯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便追查起来。”
“其实那天笑出声来的有好几个学生，可其他几个的家庭成份都很硬，没什么问题，便只能拿他开刀了。”酒客说完，吁出一口长气，把头缩回柜台，呷一口酒后接着又说，“听说县里也来了人，要以******罪论处。”
“是呀，我刚听说明天要开大会，”一位新进来的人，不等酒客说完便用肯定的语气补充道，“要判‘酒葫芦’的刑。”
“为什么？”我表示不能理解，便接上了他们的话题，“犯罪的是他儿子呀！”
“你知道什么！他儿子还不到年龄，不够判刑的。” 老汪头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这些年青人，就是让大人不放心。父母为你们操心容易吗？还要害他们。”
老汪头说完后摇了摇头，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掏出香烟猛吸起来。
我知道老汪头此时的心情。他一半为欧阳俊抱不平，另一半是少了个酒客，并且为听不上故事而惋惜。
****大会如期召开。
大队发下通知，要我们小店停业去参加会议。老汪头是规定要参加的，而我只是想看个热闹。
会场设在公社学校的操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群人。
老汪头找了一根角落里的水泥管坐下，对我说：“今天人多，容易走散，会结束后就到这里找我。”
我“嗯”了一声，便钻入人缝，两个肩膀一左一右来回摆动，硬是挤到了前面。
欧阳俊五花大绑站在台上，两边是那寡妇和他儿子，不过，他们的手没用绳子捆住。在他们的身后，立着一些陪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会上批判什么内容，我没记住，也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这种反绑着双手，扭曲着身子的站法，能坚持多久。还有就是那些小学生们手捧稿子，老和尚念经似的批判词。这使我记起了自己读书时的情景。碰到社会上有什么重要活动，老师就会让我们写一篇作文，于是我便找几张报纸，大段大段抄下来组编一下，作文上交后却还经常能得到老师的好评，并且也和他们一样到台上去，不分标点地一气念完。
批斗大会结束后，又进行了游街。欧阳俊站上了一辆大货车上，被民兵押向县城。
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小店冷清了许多，老汪头整日哀声叹气，可惜着他的故事没有结局，但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了。
那一年冬天，小镇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白茫茫大雪，把大地纳入了自己的胸怀，保护并滋润着她们。
大家不能下地干活，小店渐渐地又热闹起来。
“前几天去省城，我在车站碰到‘酒葫芦’了，”一位酒客突然说道，“他说自己已经平反，去学校报到。”
众人都把目光投在他身上，期待着下文。
“他让我带了个口信给他老婆，让她放心，他很快回来。”
“后面呢？”大家并不满足，急切地想知道所有细节。
“我把这事告诉他老婆时，那寡妇抱着儿子哭得泪人儿一般。”酒客用眼角扫了一遍众人，开始分析起来，“我看那寡妇也是可怜，年青青守了寡，嫁给‘酒葫芦’也没过上安生日子。现在‘酒葫芦’平了反，还不是要回省城工作。听说他原来的老婆一直没再嫁，就等着这一天。以我看，‘酒葫芦’八成是不会回来了。”
众人听后无不叹息。
我为欧阳俊平反而高兴，也为那寡妇感到伤心；好日子来了却不属于她，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春天是一个播种的季节，大家都去参加农忙，小店显得异常冷清。老汪头靠在柱子上打起了盹，我无聊地随手翻弄着一部小说。
“来一碗酒，老汪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抬起头。欧阳俊站在柜台外面，穿一套整洁的中山装，头发也很整齐，只是脸上的表情仍显憔悴。
“回来了？”老汪头提起了精神，并主动搬了一个凳子给他。
欧阳俊屏一口气，半斤黄酒就下了肚。见我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便向解释道：“我已经戒酒了，今天心情不好，今后不再喝了。”
见我更不明白地瞪着他，知道想了解他的情况，便坐下说道：
“人这东西很是奇怪，没平反时想着自己的冤屈，总想早日出头；现在正常了，却也有无尽的烦恼。”他掏出一包烟，分给老汪头一支，点燃后猛吸一口，“我生活中遇到了三个女人。一个是她爱我，我不爱她，结果她报复我，把我平时私下对她说的话断章取义后告发，害我成了右派；另一个是我爱她，她也爱我，但为了她和女儿的幸福却不得不离婚；第三个，双方都没有爱可言，但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对我有恩，我得负起作为男人的责任。”
小店寂静得一枚针落到地上也能听出声音，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一般。
“我很痛苦，也很矛盾。”欧阳俊低着头，摆弄着手中的酒碗，“十多年没有触摸钢琴，手完全生疏了。好在领导还同情我的遭遇，让我慢慢恢复。可个人的感情和责任却无法慢慢地做出决定的。”
我分明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他第二次流泪，前一次是在他和寡妇结婚的晚上。
看着欧阳俊离去时的高大背影，我忽然白了那天晚上他喝醉酒的原因。他爱着他的前妻和他的女儿，他为自己无奈的选择而痛哭，而酒是最好的麻醉方式。在那天晚上，他好像就已经预先知道了今天所要发生的一切。
温暖的日子过得总是特别快，转眼春天即将过去。母亲来看望表叔，并要把我接回城里。学校恢复了高考制度，母亲让我回城后复习，明年好参加大学考试。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老汪头，离开小镇回到省城，开始了我紧张的重新开始的学习生活。
此后，我竟无半点欧阳俊的消息，尽管我们同住在一个省城。
2002/11/24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