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之我见

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毛病：自命清高！
这个“自命清高”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为人、处世方面自不必多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活法（生活方式），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去妄加评论或干涉些什么。但是，他们在“为文”上的自命清高，却是让我万万受不了：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自己很正统、很高雅，其实俗不可奈！就文学本身而言，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定的文学样式出现，因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再经由有深厚文字功底的文学大师们的手笔，是极有可能会让该文学样式成为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俗——其实不俗，只是被那些所谓的大师们学者们误导而已——而抹煞了它们的存在和在历史上的作用！其实，孰俗孰雅这个问题是说不清的，谁又能否定唐诗、宋词、元曲、乃至明清时的小说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它们初生时的境况又如何呢？我想，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稍微懂得一点文学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其实，这种情况不但在中国有，在欧洲也一样，如当时的骑士文学，不也同样遭受歧视吗？并且后来还有一个西班牙的，叫塞万提斯的家伙写了一部摹仿骑士文学的作品《堂吉柯德》，风行一时，总算是结束了之前的尴尬局面。虽然，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结束了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其在当时的进步意义，也不能抹煞它的历史作用。谁是谁非，自有历史作公断！
现在，我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古已有之的类似情况：那就是武侠文学的地位问题。其实，武侠小说早已有之，如果追根究底的话，可追溯到唐朝。许尧佐的《柳氏传》可称得上是武侠文学的开山之作，接着有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凋的《无双传》、裴硎的《昆仑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后来，到了清末、民国又有所发展。清末时，各类武侠作家、作品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如文康、石玉昆、俞樾等；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刘公案》等。但是，那些都谓之为旧武侠、或旧派武侠小说。当然，旧武侠已成为过去，它们在历史上并未掀起过什么大的波澜，自然与当时的背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暂且不论。我们现在先说说新派武侠小说。其实，新武侠与旧武侠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从总体上说，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可读性和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在华语界，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在华语界自不必笔者多言，大家有目共睹；在欧洲，如英国就有翻译金庸小说的。）。可是，偏偏有些穿着“长袍”（跟装在套子里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的套子！）所谓的学者们、教授们，正经事不干，天天有空没空的到处乱嚷嚷：你们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毕竟，武侠文学的出现和流行影响了、或者说是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然而，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却死要面子，拐弯抹角的乱批判别人、贬低别人，以提高自己。并且，完全是一副自以为是的丑态，好象是“老子天下第一”，你们都得听我的。？？？？这就是中国式文人的“优良传统”——经历过“文革”一代的人应该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也不再多说。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将他们那些“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而已，我们又何必对他们多加指责呢？！
其实，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兴起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原因的。李敖先生就曾作过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是晚唐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的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昆的《忠烈侠义传》……一淌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以后，已经走向《三剑侠》、《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工夫愈来愈离谱，情节愈来愈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颠道行，都愈来愈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愈来愈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时代脱节了。（《“武侠小说”，着镖》）
李敖在文中粗略地论述了武侠小说产生并流行于晚唐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并且说，武侠小说“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这一观点我颇为赞同，也许，这就是武侠小说之产生和流行的根本原因吧。
清朝末年，国衰民弱、列强入侵；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欧美列强的魔爪依然笼罩全国，再加上“一战”、乃至后来“二战”的混乱，中国的老百姓始终都生活在一种恐怖（或恐惧）当中，这种对强者的恐惧让他们欲罢不能，也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只能通过想象、幻想来聊以自慰；用自欺欺人的方法来获取****式的发泄和满足。这种心理体现在一些文人那里，就创作出了武侠小说。其实，晚唐时期的武侠小说之所以产生并流行，也是跟当时的军阀混乱而导致的一些人的这种心理的。有关这一点，李敖先生并没有作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流行是事出有因，那么，解放后港台地区的武侠小说又再度流行，又作何解释呢？据我观察，这主要得“归功于”他们的小岛情结。他们被“困”在一个小岛上，抑郁而不得志，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情绪和情结，李敖称之为“地小人稠的苦恼”，文人们用武侠小说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渴望强大、或渴望能有个强者予以庇佑、或渴望有个强者可以依托（即俗话说的“靠山”）的复杂情感。由于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长期遭受多方的压迫，所以这种情感能在华语界引起强烈的共鸣，君不闻“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吗？新派武侠小说的流行，其实也是历史使然。
然而，为什么大陆的作家就写不出像金庸、古龙那样的武侠文学精品呢？（我现在说的是50年代后，即新派武侠。）当然，在大陆是不乏这种尝试者的，如广东的戊戟，那是个极个别的成功者，但与金庸、古龙们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我想，这与其说是大陆的作家没有这个能力，还不如说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切身的感受，没有达到那种心境的条件（环境）。
要促使一个作家的成长，外部环境是很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正统文人都比较鄙视武侠小说。而有些文人们的这种心理和态度，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如王朔在批判金庸时就显得很不理智，或者说是不够君子。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王朔说他以前从不看武侠小说，但经不起朋友们的再三“怂恿”（请恕我用这个词），于是买了一套7册的金庸的《天龙八部》，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谁料看了几页实在是看不下去。王朔于2000年11月1日在《》上发表了有关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金庸先生马上予以回应，说他的《天龙八部》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7册一套的版本，最多也只有5册的版本。不知王朔所买的《天龙八部》究竟是哪个版本？是哪个出版社出的？当时就把王朔问得哑口无言。众所周知，王朔先生在最近几年都没有出什么书，不知他是想制造点效应，还是出于对金庸先生的嫉妒？如果仅仅是想制造点新闻效应的话，那也就罢了——现在报刊上的这种新闻满街都是；而如果是出于嫉妒心理的话，那也没什么不可——在中国（其实，在欧洲也是一样的），这种“君子式”的文人也是古已有之的。他王某人只不过是把老祖宗的东西继承过来，并发扬光大罢了！——这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武侠小说自其产生到现时的流行，无论是如何的通俗——其实何俗之有？——但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产生并且只产生于我们国家，难道我们能够、可以忽视它的存在吗？我想我们的学者们的职责应该不仅仅是如此吧！
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武侠小说为许多的“正统”文人所不屑，而这些吃饱了没事干，到处乱批判——即以批判（说“批判”已经是客气了，实则“骂”也！）名人为出名捷径的家伙，却又总是说不出它的不好在哪里。
我的一个上《马列文论》和《美学原理》的老师在表达这种意思时就显得很勉强，他说，武侠小说没有现实性——其实，这也是那些所谓的正统文人们所持的主要观点之一——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可以——如把金庸的小说放在明朝可以，放在宋朝可以，放在唐朝好象也可以……。于是，我就问他，您看过金庸的小说没有？他说，现在电视上不是到处都放的吗？——呵呵，一个上理论课的老师居然将文学艺术拿电视这种东西来作标准，你说搞笑不搞笑？邓小平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然而，我们那些学者们、教授们偏偏就是如此，不拿出点工夫来去认认真真地读一下原著，而是靠一些道听途说就在那乱发议论、乱批判，长此以往，艺术还有何严肃可言？这其间的讽刺意味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要被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表所迷惑和欺骗。
王朔之所以闹这样的笑话，就是犯了同样毛病。相对而言，李敖在这方面做的要好得多，毕竟他还是“调查研究”了——从武侠小说的起源到流派，都花了一定的工夫，是谓“批也有据”也。不过，他的某些观点我还是不能苟同。
李敖先生说：“今日的武侠小说，它不但使人沉醉在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我看，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吧？我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就没有这种感觉。如《天龙八部》，弘扬的就是一种英雄气概、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不但不会“败坏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反而会更激发人们（读者）斗志，促使人们的团结……而至于古龙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古龙的中后期小说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已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环境，但他书中所批露的人性和人类的弱点、人类的了劣根性又往往是现实生活中赤裸裸地存在的。他说：“武侠小说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中后期小说中看得出来。并且，只要看过古龙先生的中后期小说的人，都可强烈地感受到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他在谈到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时说：“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古龙也确确实实是按照他自己说的去做的。然而，依我之见，许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诩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并不比古龙、金庸高明多少罢？
其实，那些自恃清高的所谓的大师们对武侠小说的不屑态度，与其说是鄙视，还不如说是嫉妒。中国人（特别是文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深刻的劣根性：嫉才妒能。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却又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爬到自己头上去，看着别人功成名就，而自己却默默无闻，那滋味一定不好受。于是，就想方设法——不惜闹天大的笑话，贬低别人，以提高自己——这是中国历代“君子式”人们惯使的伎俩！
我这样说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其实，不客气一点，说他们是“井底之蛙”也不为过——一天到晚只守着那么一点自以为是的东西，自满自足、自娱自乐，闭门造车，好象那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事一样。——真是奇哉怪也，怪也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