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外语的历程（四）
一年英语中级班下来，觉得自己提高不小。还认识了不少同学，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岗位，大部分是工人。几乎全是初中毕业，那时初中毕业能够就业当上工人没有下乡已经非常不错了，就像我厂里的许多徒弟一样。有一个是国棉六厂宿舍区菜点的营业员，我还开他的后门买到过一个大猪腿呢。
能参加学习班的都是对现有工作不是太满意，想进一步学习，取得一个文凭，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很支持他们，希望他们好好学习。
就在那时，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了业余工业大学，是山东省批准的，其毕业文凭和同等学历（大专）同样有效，享受同等待遇。业余工业大学有不少专业，其中有外语专业，英语和日语。学制三年，前两年半为业余学习，每星期两个半天和星期天整天。厂里领导非常支持我，请假不成问题。
但是要进学校，其考试的竞争程度不亚于高考，因为那时全青岛市就这么一个学校，可以有“再学习”的机会。英语专业考两门课，语文和英语，共招两个班，好像120人。全市有好几个考点，我在水清沟工人俱乐部考试。考试考得还可以，中上游，录取了。想不到，到了三十四五岁了，还去和青年竞争一个大专名额。
学校在台东区台东邮电局南面，离我上初级班的中学不远。台东那时的商业已比较发达，威海路已盖了不少七十年代后期的“样板房”。这学校离我现在的住处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
两年半的学习很辛苦，主要是交通不便，浪费在路上不少时间。中午吃饭是一大问题，那时哪有现在这么多饭店、小吃店、快餐店？往往中午找不到合适的饭店而放弃吃饭，挨饿是常事。有时是上午上课，那就得很早起来，早早往学校赶，我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说句不谦虚的话，直到退休，我无论是上学期间，还是工作期间，没有因为我自己的责任迟到过一次。
课程共开“精读”、“听力”、“语法”、“科技英语”、“口语”五门课。其中对我来说最为轻松，可对其他同学最为吃力的是“科技英语”。“科技英语”的课文简单，没有高深的语法，有的单词不认识，猜也猜到了。可我的同学们的科技知识太差了，中文都看不懂，何况英文？我记得有一篇介绍“继电器”的课文，老师拿了实物到课堂给大家看，解释其原理，同学们依然不懂。“科技英语”不是重点课，平时作业只是翻译文章，我的译文就成了大家公开抄袭的对象。
“精读”课老师是青岛医学院的英语老师，五十多岁了，教得仔细，别的班经常有来旁听的，教室往往满满没有空座位。
老师说，他年轻时学英语记单词靠背词典，但现在他不主张我们这么做。还说，要学好英语，一定要丢掉“语法这拐杖”。但是对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不靠语法也不可能。
那时，录音机开始在我国流行。我舅子把他的一个“独眼郎”三洋单卡录音机以三百元的价钱（原价五百）卖给了我，那是他的同事从日本带回来的，音色纯正。这是在班上最高级的了，精读老师带到教室的只是“半头砖”。
有了录音机，那电唱机就“退休”了。我的“独眼郎”可以听短波，晚上可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那个时期也是我买书买录音带最多的时期，到外文书店、新华书店去只要看到合适的就买，买书化了我不少钱。各种英汉词典、汉英词典、牛津双解词典、科技词典、英汉缩略语词典，各种英语教科书，英文原版短篇小说等等。
精读课本是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是我们的听力课本，我也买了全套录音带。也买了“英语九百句”的磁带。
书买了不少，可我的英语学得不是太好。学得不好的是听力和口语，那时就觉得力不从心了，老了，记忆力差了。再说，那时是我家庭负担最重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在企业工作任务又重。特别是业余大学第二年，厂里从青岛碱厂调到一个党总支书记。我的顶头上司，抓技术的副厂长和他有矛盾，他无法“治”那副厂长，就经常把气撒打我头上，以为我和那副厂长是“一帮”的。所以在81年九月底，正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刻，正值化工局来调令调我，我一狠心一跺脚离开了我服务十几年的企业，离开了我亲密相处的同事，离开了我即将完成的一个新产品的研究岗位。那书记也在一个月后调到一企业当一个无职无权的工会主席。也由于他的“帮助”，我从企业到了机关，使我成了“公务员”。
到化工局也就结束了我的业余大学的学习，因为最后一学期是全脱产学习，我刚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不可能为了外语学习而葬送自己的工作前程。那时化工局刚刚和橡胶公司分家，特别需要人的时候，更不可能要一个全脱产的人去。最后一学期，也只是复习不讲新课，迎接毕业考试。我放弃了毕业考试，没有取得第二个文凭。但我在新的单位站住了脚，我在新的岗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名利双收”，这是后话。
那一年，我38岁，在业余大学学了五个学期英语。
能参加学习班的都是对现有工作不是太满意，想进一步学习，取得一个文凭，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很支持他们，希望他们好好学习。
就在那时，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了业余工业大学，是山东省批准的，其毕业文凭和同等学历（大专）同样有效，享受同等待遇。业余工业大学有不少专业，其中有外语专业，英语和日语。学制三年，前两年半为业余学习，每星期两个半天和星期天整天。厂里领导非常支持我，请假不成问题。
但是要进学校，其考试的竞争程度不亚于高考，因为那时全青岛市就这么一个学校，可以有“再学习”的机会。英语专业考两门课，语文和英语，共招两个班，好像120人。全市有好几个考点，我在水清沟工人俱乐部考试。考试考得还可以，中上游，录取了。想不到，到了三十四五岁了，还去和青年竞争一个大专名额。
学校在台东区台东邮电局南面，离我上初级班的中学不远。台东那时的商业已比较发达，威海路已盖了不少七十年代后期的“样板房”。这学校离我现在的住处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
两年半的学习很辛苦，主要是交通不便，浪费在路上不少时间。中午吃饭是一大问题，那时哪有现在这么多饭店、小吃店、快餐店？往往中午找不到合适的饭店而放弃吃饭，挨饿是常事。有时是上午上课，那就得很早起来，早早往学校赶，我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说句不谦虚的话，直到退休，我无论是上学期间，还是工作期间，没有因为我自己的责任迟到过一次。
课程共开“精读”、“听力”、“语法”、“科技英语”、“口语”五门课。其中对我来说最为轻松，可对其他同学最为吃力的是“科技英语”。“科技英语”的课文简单，没有高深的语法，有的单词不认识，猜也猜到了。可我的同学们的科技知识太差了，中文都看不懂，何况英文？我记得有一篇介绍“继电器”的课文，老师拿了实物到课堂给大家看，解释其原理，同学们依然不懂。“科技英语”不是重点课，平时作业只是翻译文章，我的译文就成了大家公开抄袭的对象。
“精读”课老师是青岛医学院的英语老师，五十多岁了，教得仔细，别的班经常有来旁听的，教室往往满满没有空座位。
老师说，他年轻时学英语记单词靠背词典，但现在他不主张我们这么做。还说，要学好英语，一定要丢掉“语法这拐杖”。但是对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不靠语法也不可能。
那时，录音机开始在我国流行。我舅子把他的一个“独眼郎”三洋单卡录音机以三百元的价钱（原价五百）卖给了我，那是他的同事从日本带回来的，音色纯正。这是在班上最高级的了，精读老师带到教室的只是“半头砖”。
有了录音机，那电唱机就“退休”了。我的“独眼郎”可以听短波，晚上可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那个时期也是我买书买录音带最多的时期，到外文书店、新华书店去只要看到合适的就买，买书化了我不少钱。各种英汉词典、汉英词典、牛津双解词典、科技词典、英汉缩略语词典，各种英语教科书，英文原版短篇小说等等。
精读课本是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是我们的听力课本，我也买了全套录音带。也买了“英语九百句”的磁带。
书买了不少，可我的英语学得不是太好。学得不好的是听力和口语，那时就觉得力不从心了，老了，记忆力差了。再说，那时是我家庭负担最重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在企业工作任务又重。特别是业余大学第二年，厂里从青岛碱厂调到一个党总支书记。我的顶头上司，抓技术的副厂长和他有矛盾，他无法“治”那副厂长，就经常把气撒打我头上，以为我和那副厂长是“一帮”的。所以在81年九月底，正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刻，正值化工局来调令调我，我一狠心一跺脚离开了我服务十几年的企业，离开了我亲密相处的同事，离开了我即将完成的一个新产品的研究岗位。那书记也在一个月后调到一企业当一个无职无权的工会主席。也由于他的“帮助”，我从企业到了机关，使我成了“公务员”。
到化工局也就结束了我的业余大学的学习，因为最后一学期是全脱产学习，我刚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不可能为了外语学习而葬送自己的工作前程。那时化工局刚刚和橡胶公司分家，特别需要人的时候，更不可能要一个全脱产的人去。最后一学期，也只是复习不讲新课，迎接毕业考试。我放弃了毕业考试，没有取得第二个文凭。但我在新的单位站住了脚，我在新的岗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名利双收”，这是后话。
那一年，我38岁，在业余大学学了五个学期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