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场大上海
有幸找到一张当年长航客运南京港的时刻价位表。表上显示，南京港18点15分开船，第二天清晨6点10分到南通，中午12点到上海，四等舱船票票价是8·30元。
中国人把长江上游称作金沙江，然后是川江，荆江，一致认为过了九江就是扬子江了。我却认为只有过了南京才能真正称作是扬子江。江面变得宽阔，宽阔到两岸的岸线都显得飘渺起来；江水变得浩瀚，浪花一直撞击着船身。宜昌那刚刚冲出西陵峡的江面与这里相比，才懂得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远远望去，岸畔有摇曳的芦苇，似乎还有成片的柳林，一艘喷着浓烟的拖轮从我们船边吃力的驶过，后面拖着长长的，数量惊人的货驳，船尾飘着国旗，重载的船舷几乎快和粼粼金波的江面零距离接触。
我到过两次上海，第一次是假借出差之名与厂里的浙江师傅一起去的。那年风传上海流行甲肝，闹得人心惶惶，也是我们有些忐忑不安，在武汉市还犹豫过，最后还是好奇战胜了恐惧，我们还是悄悄地登上一艘从武汉开往上海的快班轮。那是一个春天吧，我们还穿着黑呢中山服，江风凛冽，站在船舷还颇有些凉意，茫然的望着南通港在晨曦里消失在船后，就躲进船舱睡觉，抽烟，谈闲话，还有看书。
第二次是与妻儿一道从南京乘船东去。初夏的船上还显得不那么热，早上稍带凉意的江风毫无顾虑的在甲板上横冲直撞。是儿子首先发现江边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工厂企业，我们就涌到船舷，高高的烟囱，呆板的厂房，蜿蜒起伏的管道，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煤气柜，那就是邓小平从日本引进，也是他所谓改革开放的力作之一的宝钢。随后我们就看见了吴淞口的水位钟，客轮掉头进入了黄浦江。江面变得狭窄了，岸边挤满了各种船只，也有小型军舰，灰色的，扫雷舰，炮艇，驱逐舰，岸畔的码头上有不少陈旧而结实的高大库房，在我们的视线里缓缓移动。
我们是在十六铺客运总站上岸的。拥挤的，嘈杂的，大多数人操着我们一窍不通的语言的上海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次，我住在外咸瓜街的一间破烂的旅社里。潮湿的房里塞满了人，高低床，上下铺，天南海北的人晚上回到这里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又各奔东西，乱哄哄，脏兮兮的。第二次是和妻儿一起沿街找到的，在小东门附近。旅馆不大，很安静，我们住在二楼，木板壁，擦得很干净的楼梯，房间收拾得很整洁。有一天，女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是不是四川人，妻子回答是宜昌人。见这位中年服务员不知所以的模样，我提醒了一句：“葛洲坝，在我们那里。”她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连连点头：“葛洲坝，我知道，我知道。”
上海有两个地方是所有的来客肯定得去的地方。一个是豫园，其实豫园早就和园外的城隍庙连为一体了。城隍庙处在周围一片商场店铺的重重包围之中，显得很寒酸，很落伍，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书场，鸟市，茶楼和热气腾腾的南翔包子。很费力的在嘴里嚼着城隍庙奶油五香豆，走过九曲亭就进入了豫园，在上海的园林建筑里面，豫园的名气最大，但在我等外行人眼里，所谓“小刀会起义指挥部”的点春堂，庄严凝重的三穗堂也不过如此，但那座引人关注的“玉玲珑”假山石却以“皱，瘦，透”独居一绝。
到了上海不到南京路是不可能的，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最大也是最发达的制造中心，用赏心悦目的设计和琳琅满目的产品构成了中华第一大卖场，也构成了赫赫有名的十里洋场，但只有你不厌其烦，不知疲倦的从净安公园一次次穿过人群，一直走到江滩的和平饭店，才能真正领略到这条街道的繁华，高贵和无尽的诱惑，才能真正领略到每一个来到南京路的人们之所以心甘情愿掏光腰包的魅力所在。我们是分两次完整地走完这条路的，至今还记得上海展览馆，兰棠皮鞋，亨生服装，电视台，大光明影院，人民广场，中百一店，帐子公司，春秋西服，时装公司，中百十店，上海绸缎，南洋衬衫，冠生园，老凤祥银楼，朵云轩，新华书店，中华皮鞋，海达衬衫，二轻贸易中心。
从密如蛛网的小巷中穿过，我们来到了一大会址。站在那张会议桌前，遥想当年那群热血青年的伟大创举；我们来到远郊的动物园，园内的建筑都是模仿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而建造的，新颖，别致；我们来到复兴公园，大片的草坪，高大的梧桐树，精致的林中小道，这就是法国情调吗；我们来到了苏州河畔，俯瞰浑浊的河水，从历尽沧桑的外白渡桥上走过，想起上海大厦上那永垂千古的抗日八百壮士；我们来到了黄金荣创办的大世界，里面倒是热闹，儿子不耐烦坐着听评弹，却兴趣盎然地站在台下看杂耍；我们来到淮海路，金陵路，乐又是繁华的购物天堂，妻子兴致勃勃，硬拖着我和儿子与她一道穿梭于商场店铺之间，累得人半死；我们来到了浦东，一次是从延安东路过江隧道过去的，那边的陆家嘴正在大兴土木，还有一次是从杨浦大桥过去的，站在桥中央，看着患有恐高症的妻子战战兢兢的扶着儿子向下望黄浦江的情景很有趣。
我们经常到美丽的外滩徜徉，当时外滩正在拓宽，到处堆满了建筑材料。有一天晚上突然遇雨，匆忙奔跑之中，就在海关大楼前，我摔了一跤，狠狠的，眼镜完好无损，腿却摔破了皮，渗出了血，但无大碍，休息一晚，次日继续。
我喜欢这座城市。
中国人把长江上游称作金沙江，然后是川江，荆江，一致认为过了九江就是扬子江了。我却认为只有过了南京才能真正称作是扬子江。江面变得宽阔，宽阔到两岸的岸线都显得飘渺起来；江水变得浩瀚，浪花一直撞击着船身。宜昌那刚刚冲出西陵峡的江面与这里相比，才懂得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远远望去，岸畔有摇曳的芦苇，似乎还有成片的柳林，一艘喷着浓烟的拖轮从我们船边吃力的驶过，后面拖着长长的，数量惊人的货驳，船尾飘着国旗，重载的船舷几乎快和粼粼金波的江面零距离接触。
我到过两次上海，第一次是假借出差之名与厂里的浙江师傅一起去的。那年风传上海流行甲肝，闹得人心惶惶，也是我们有些忐忑不安，在武汉市还犹豫过，最后还是好奇战胜了恐惧，我们还是悄悄地登上一艘从武汉开往上海的快班轮。那是一个春天吧，我们还穿着黑呢中山服，江风凛冽，站在船舷还颇有些凉意，茫然的望着南通港在晨曦里消失在船后，就躲进船舱睡觉，抽烟，谈闲话，还有看书。
第二次是与妻儿一道从南京乘船东去。初夏的船上还显得不那么热，早上稍带凉意的江风毫无顾虑的在甲板上横冲直撞。是儿子首先发现江边出现了大片大片的工厂企业，我们就涌到船舷，高高的烟囱，呆板的厂房，蜿蜒起伏的管道，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煤气柜，那就是邓小平从日本引进，也是他所谓改革开放的力作之一的宝钢。随后我们就看见了吴淞口的水位钟，客轮掉头进入了黄浦江。江面变得狭窄了，岸边挤满了各种船只，也有小型军舰，灰色的，扫雷舰，炮艇，驱逐舰，岸畔的码头上有不少陈旧而结实的高大库房，在我们的视线里缓缓移动。
我们是在十六铺客运总站上岸的。拥挤的，嘈杂的，大多数人操着我们一窍不通的语言的上海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第一次，我住在外咸瓜街的一间破烂的旅社里。潮湿的房里塞满了人，高低床，上下铺，天南海北的人晚上回到这里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又各奔东西，乱哄哄，脏兮兮的。第二次是和妻儿一起沿街找到的，在小东门附近。旅馆不大，很安静，我们住在二楼，木板壁，擦得很干净的楼梯，房间收拾得很整洁。有一天，女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是不是四川人，妻子回答是宜昌人。见这位中年服务员不知所以的模样，我提醒了一句：“葛洲坝，在我们那里。”她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连连点头：“葛洲坝，我知道，我知道。”
上海有两个地方是所有的来客肯定得去的地方。一个是豫园，其实豫园早就和园外的城隍庙连为一体了。城隍庙处在周围一片商场店铺的重重包围之中，显得很寒酸，很落伍，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书场，鸟市，茶楼和热气腾腾的南翔包子。很费力的在嘴里嚼着城隍庙奶油五香豆，走过九曲亭就进入了豫园，在上海的园林建筑里面，豫园的名气最大，但在我等外行人眼里，所谓“小刀会起义指挥部”的点春堂，庄严凝重的三穗堂也不过如此，但那座引人关注的“玉玲珑”假山石却以“皱，瘦，透”独居一绝。
到了上海不到南京路是不可能的，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最大也是最发达的制造中心，用赏心悦目的设计和琳琅满目的产品构成了中华第一大卖场，也构成了赫赫有名的十里洋场，但只有你不厌其烦，不知疲倦的从净安公园一次次穿过人群，一直走到江滩的和平饭店，才能真正领略到这条街道的繁华，高贵和无尽的诱惑，才能真正领略到每一个来到南京路的人们之所以心甘情愿掏光腰包的魅力所在。我们是分两次完整地走完这条路的，至今还记得上海展览馆，兰棠皮鞋，亨生服装，电视台，大光明影院，人民广场，中百一店，帐子公司，春秋西服，时装公司，中百十店，上海绸缎，南洋衬衫，冠生园，老凤祥银楼，朵云轩，新华书店，中华皮鞋，海达衬衫，二轻贸易中心。
从密如蛛网的小巷中穿过，我们来到了一大会址。站在那张会议桌前，遥想当年那群热血青年的伟大创举；我们来到远郊的动物园，园内的建筑都是模仿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而建造的，新颖，别致；我们来到复兴公园，大片的草坪，高大的梧桐树，精致的林中小道，这就是法国情调吗；我们来到了苏州河畔，俯瞰浑浊的河水，从历尽沧桑的外白渡桥上走过，想起上海大厦上那永垂千古的抗日八百壮士；我们来到了黄金荣创办的大世界，里面倒是热闹，儿子不耐烦坐着听评弹，却兴趣盎然地站在台下看杂耍；我们来到淮海路，金陵路，乐又是繁华的购物天堂，妻子兴致勃勃，硬拖着我和儿子与她一道穿梭于商场店铺之间，累得人半死；我们来到了浦东，一次是从延安东路过江隧道过去的，那边的陆家嘴正在大兴土木，还有一次是从杨浦大桥过去的，站在桥中央，看着患有恐高症的妻子战战兢兢的扶着儿子向下望黄浦江的情景很有趣。
我们经常到美丽的外滩徜徉，当时外滩正在拓宽，到处堆满了建筑材料。有一天晚上突然遇雨，匆忙奔跑之中，就在海关大楼前，我摔了一跤，狠狠的，眼镜完好无损，腿却摔破了皮，渗出了血，但无大碍，休息一晚，次日继续。
我喜欢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