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恋
扎兰屯，是内蒙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朋友们带着家人，选择依山靠水的僻静地方，在夕阳的陪伴下，有说有笑地吃完了美味的韩国烧烤。傍晚，大家围着一堆篝火，听着不远处朋友的六弦琴声。有人提议：讲讲各自的初恋，而且还要把我留在最后讲。用别人的话说，我应该是个早恋高手，好戏要最后出台。一阵阵笑声后，终于轮到我了。我推脱太晚了，起身便走，被几个人按住，不说出那点艳史，就别想进妻子的帐篷。
我的早恋，应该从刚上小学开始——你看，有人笑话我了，不讲了。“不行，大家静一静，讲了有赏，不讲受罚。”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家人随着父亲到长春市的133厂“支左”。同桌叫郭晶丽，是全班最漂亮的女孩子。那时，我斜着眼，悄悄的看着她，女孩儿笑着说：你看啥？我脱口而出：看你呀，你真漂亮！她说：你也挺好看的！就这样，我……“这就泡上美妞了？”别瞎说，再插嘴我就不讲了。“好好，你说你说！”
这是个十万人的大型军工企业。文革期间，为了配合工厂的文艺活动，学校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和郭晶丽当然被选上了。每天上午上课时，我们就盼着时间快点过去，相互间默默地传递着期待的眼神。每天下午，我们俩都最先到排练场，穿上练功服开始踢腿压腰。等辅导老师到来时，我们俩已经象刚出锅的豆包，浑身冒着热气。
我喜欢她，却不知怎么表达。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一场歌舞小节目，小演员们穿着各种少数民族服装，边唱边跳：“红缨枪肩呀肩上扛，红小兵个个本领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时刻准备上战场！”这最后一个动作是突刺，还没等大家唱完，身后的一个小傻冒，就猛刺一枪，正好扎在我的后腰上。虽说是木头枪，可我再也起不来了，疼得满地打滚，老师背起我就跑。还好，只是皮肉伤，我几住了七天医院。同桌坐在我身旁，豆大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着，那样子太可爱了。我心里热乎乎的，安慰她说：“不要紧，不疼了，你别哭哇！”每天下午，她都到医院看我，说什么也不去排练。老师问她为什么，她头也不回地说：不玩了！
出院没多久，老师就把我和她分开了，说我整天上课不看老师。“那你看哪呀？”嘿嘿，你说呢？和她分开那天，她趁别人没注意，往我的手里塞了一个东西。原来是一小块橡皮，上面还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你的朋友郭晶丽。“哇——”
别以为交女朋友我就不付出，我家吃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她。记得快过年时，妈妈刚蒸了锅糖豆包。我偷了两个，用纸包好，塞进小衣兜，撒腿就往她家跑，半道上还摔个跟头。我气喘吁吁的跑到楼下，小声喊着她的名字。她真听到了，飞快地跑下来，先给我两块巧克力，我记得那时，这东西比非洲友国送来的芒果便宜不了多少。她说是姑妈出国带回来的，一共有五块，她自己只吃了一块。我也兴致勃勃地掏出了我的好东西，哪知，全压扁了，粘粘的红糖豆馅沾了满手。“——哈哈哈！”她一点没介意，美美的全吃了，糖沾了满嘴，象个小猫！
72年春天，父亲的“支左”任务完成，全家人搬到了黑龙江。知道我家要搬走的那几天，郭晶丽整天哭得象个泪人，我也是搭拉了脑袋，好象天要塌了。昨行前，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一大堆纪念品，还带着全班，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到车站照了张合影。你们看，现在还揣在我的钱包里，就是这张，她——就是郭晶丽。“还真是个小美美呀，——哟，她怎么撅着嘴呀？”嗐，还不是老师没让她挨着我呗！“看把你得意的！”
这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
“你还有她的消息吗？”几年前，我给133厂（现在叫航空机械配件集团）组织部写了封信，让他们帮我查找郭晶丽的下落，谁知音讯皆无。可是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一封从新加坡寄来的信。郭晶丽热情洋溢地写了三页半，她还记着许多我从小的故事，说我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子，阳光少年。她还寄来一张全家福，唉，人真的老了！但依然皮肤白皙，清秀可佳。丈夫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小女儿长得简直就和她妈一个模板刻出来的。灿烂的笑容洋溢在全家人的脸上，看着就让人高兴！
好了，该睡觉了吧？“不行，还有初中呢！”“对，再讲讲初中，他一定还有戏！”嗐，今天我算是全暴光了。
当兵的时候，看着战友的小对象都来部队探亲，心里不觉有一丝丝的骚动。是呀，我也该找个女友了——找谁呢？我猛然想起了同桌。“哈哈，又是个同桌哟！”
她叫吴秀芳，虽说肤色有点黑，但长得端庄清秀。那时，男女生都很封建，相互很少说话。我每天早晨，都大大方方的把整个桌子和俩人的椅子擦干净，男生们哄我，咱就当没听见。她见了我，低着头，也从来不说话。我们俩的书桌是相通的，她经常从里面悄悄的给我几只沙果，酸甜香脆，非常好吃。
她家很穷，父亲是个装卸工，有时还要登着三轮车挣点小钱。我每次遇到他父亲，都毫不犹豫地帮着推车，不论春夏秋冬。刚开始，他有些莫明其妙，后来他笑了笑说：你不用帮我了，去俺家，秀芳等你做功课呢。当时，我乐的一蹦三尺高。那时学校教室紧张，下午我就坐着她家的热炕，爬在炕桌上，和她面对面地写作业。她的话很少，每当我们俩的目光相遇，她都是立刻低下头，脸红到了耳根。到了晚上，她父亲累得扶着腰回到家，给我们买了一根糖葫芦，她还有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几个孩子，每个人咬上一个就全吃没了。她父亲疲惫不堪地靠在炕上，望着孩子们贪吃的样子，憨厚地笑着。
“呐——你和她处上了吗？”
我托一个好朋友帮忙，找到她的单位地址，给她写了信。她回信第一句就问：你是上学时就爱上我了，还是想找对象了才想起我？我真想实话实说，可当时怕她笑话我早恋，就回信说是想找对象了，才想起她，不过我是真心的。她显然生气了，说我们两家贫富差距太大，我从小又娇生惯养，她在家是大姐，不能给弟妹们找个心里还不托底儿的姐夫。话虽难听，但信的最后，还是流露出她从没忘了我，高攀不上我家的意思。以后我们又来往了几封信，互述衷肠。她经常给我寄来刚摘下来的沙果。母亲知道我自己找了个对象，非常重视。没过多久，就回信说：吴秀芳家非常贫穷，她现在市第一印刷厂上班，据说晚上经常去跳舞。这最后一句话，真正刺痛了我，打那以后，我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就这样，从和她相爱到结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85年冬天我退伍了。晚上和同学们喝完酒，我正匆忙地往家赶。突然“呯——”的一声巨响，路边冒出一大团白烟。我本能地下车望去，白烟渐渐的散了，一个女人，满脸黑黑的，一瘸一拐的，正把滚锅里刚崩好的玉米花倒出来。——秀芳，原来是你！我惊讶地张着嘴。她也认出了我，我们俩人傻愣了半晌，都没有说话。后来，她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我们分手后的经过。她嫁给了一个也姓刘的男人，丈夫非常疼爱她。然而好人没好报，丈夫得了重病，单位又是个小集体，根本不给报销药费。她白天上班，晚上再崩包米花卖些钱。就在今年夏天，她又出了车祸，右腿留下残疾。临走时，我给她一百元钱，她说什么也不收，甚至生气了。
我的车骑出很远了，猛然回头，她还站在那望着我。唉，这辈子也忘不了她那眼神……
得了，现在我可全说完了，该睡了。我的话大家似乎没听见，都在沉思着。
“还不行，还有高中呢？”我说，你们可不能咄咄逼人哪！“最后，最后再讲一个！”
高中是在市一中上的，那是个省重点中学。当时全国恢复高考才几年，录取率才3%。我上到高二时，就被化学的摩尔魔晕了，不得不改成了文科。可是我不象别人，从前没学过史地，这注定了我的前途是凶多吉少。
一天放学，刚下完雨。当我骑到工人文化宫的树林旁时，就看见几个坏小子正围住一个女孩儿，动手动脚的。女孩儿拚命反抗。那天我也不知哪来的虎劲，冲过去，大喊一声——住手！几个小坏蛋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发现只有我一个傻小子，就横晃着膀子，围过来，骂骂冽冽的，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修理到水沟里去了。女孩儿把我扶起来，原来是我的同桌！“——哈哈，又是同桌，你呀，天生就是个情种！”
她叫刘晶宏，是全校……“是个校花，对吧？”听不听，不听我就走了！“听听，你别急呀！”
她是那种越端详越耐看的女孩儿，总是孤芳自赏、玩世不恭的样子。她胆子很大，每天故意迟到，烫着大波浪长发，穿着高跟鞋，翻着雪白的衣领，迈着模特儿步，当当的从老师身后走过讲台。反正校规她全违反遍了，没有哪个老师不被她气倒的，但一听说是高干子弟，学校也是无可奈何。女生们嫉妒她，男生们追求她。而她，每天小脸扬得活象个高傲的公主。
自从那天英雄救美，我们每天相见，她也不管身边有多少人，就主动和我打招呼，同时还要和我来个“一拍即合”，你说气不气人？班主任姓于，是个浑身醋劲的老女人，想方设法地搜寻我们搞对象的证据。
东北的冬天，楼房大门都挂着厚厚的棉帘，里面非常黑暗。有一天课间，我满手提着重重的同学饭盒要去热饭。正走到门口，忽然有个人往我的手里塞了一个纸团。回到教室，打开一看，是晶宏用俄语写的：“能和你交朋友，我非常喜欢！”我的心慌得象个小兔子，从此，就再也没心思学习了。
为了防老师，我们就相互写信，再邮出去。这样，虽然晚了一天，但相对稳妥一些。姜呀，还是老的辣。她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是落到老女人的手中。老师先是告诉了我的家长，然后再单独找我谈话。老师让我一口咬定是晶宏追求的我，否则，就撤了我的班长，还要通报全校。我不得不答应了。
当天晚自习，改成了批判会。老师把晶宏叫到前面站着，然后，几个学生代表上来发言，一个比一个骂得狠！可是晶宏呢，始终昂着头，不屑一顾。最后，老师让我上台发言。我战战兢兢走上讲台，眼前是黑压压的学生，鸦雀无声，旁边是面无表情的老师。台下，晶宏正眼巴巴地回头望着我。我沉默了很久，清了清嗓子：“刘晶宏没有错，是我先喜欢的她！”顿时，教室里一片寂静，大家面面相觑，晶宏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不知是谁，在下面小声鼓了一下掌，然后，掌声越来越大，响成一片，甚至有的男生开始大声地叫好！
当天晚上，我就被撤去班长职务。第二天，全校公开通报我和刘晶宏的“倒行逆施”。我们俩人就象是千古罪人，走到哪，都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可是后来，有很多陌生的同学，见了我就劈头盖脸地问：你就是那个风流班长吗？真是好样的！
当年，我以14分之差，名落孙山。临参军时，晶宏约我到她被劫的那片树林里见面。那是我们俩人第一次约会，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沉默了许久，她慢慢的讲述自己的身世。
她的亲生母亲，是个日本遗孤。长大后，母亲嫁给了富拉尔基重机厂的一个姓刘的技术员。婚后俩人感情不和，再加上文革暴发，母亲怕受牵连，没过多久就回国了。那时她刚断奶，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父女俩生活艰苦，相依为命。然而，好人不长命，父亲得了癌症。住院前，父亲忍着巨痛，抱着她，敲开了楼上一家老俩口的门。这老俩口，都是革命老干部，无儿无女。父亲流着泪跪在俩位老人面前说：二老都是老党员，你们又非常喜欢晶宏，就收下这个苦命的孩子吧，只要想起她来，给她喂口稀粥就行！
三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她的养父母非常疼爱这个貌似天仙的小女儿，从来没让她吃过一点苦。那时，她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格格。她长到十岁时，有一天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孩子们都骂她是个小日本的野种。她气疯了，就和他们理论，可是别人有根有据的说：你现在的父母要比你大四十多岁，天下哪有这么晚才要孩子的夫妻？这句话，着实震撼了她幼小的心灵，她跑回家，硬是逼着母亲说出了真相。小小的女孩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哭了两天。从那以后，她变得孤僻，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对所有关心她的人，都冷若冰霜，若近若离。大人们不让做的事，她非要去试试。为此，她没少吃亏挨揍。她觉得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人。
最后，她哭泣着说：我从小就盼望有个能保护我的哥，哪怕我靠在他的怀里睡一小会儿，也心满意足了！
我含着泪，和她紧紧的拥抱着，亲吻着。
“哪——后来呢，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当兵走后，她到我家找过母亲，打听我的部队地址。可是母亲听信了老师的话，没有告诉她，还对她说，以后再也不许她找我。香港回归那年，我收到一个远从日本邮来的包裹。晶宏从同学那儿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寄来一台松下DVD。信中说，她已在日本定居，离了两次婚，颠簸了半辈子。她说：有什么困难，别忘了告诉她。
夜，很深了，这满天星光的扎兰屯……
第二天，大家起得很晚，都说失眠了。
我的早恋，应该从刚上小学开始——你看，有人笑话我了，不讲了。“不行，大家静一静，讲了有赏，不讲受罚。”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家人随着父亲到长春市的133厂“支左”。同桌叫郭晶丽，是全班最漂亮的女孩子。那时，我斜着眼，悄悄的看着她，女孩儿笑着说：你看啥？我脱口而出：看你呀，你真漂亮！她说：你也挺好看的！就这样，我……“这就泡上美妞了？”别瞎说，再插嘴我就不讲了。“好好，你说你说！”
这是个十万人的大型军工企业。文革期间，为了配合工厂的文艺活动，学校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和郭晶丽当然被选上了。每天上午上课时，我们就盼着时间快点过去，相互间默默地传递着期待的眼神。每天下午，我们俩都最先到排练场，穿上练功服开始踢腿压腰。等辅导老师到来时，我们俩已经象刚出锅的豆包，浑身冒着热气。
我喜欢她，却不知怎么表达。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一场歌舞小节目，小演员们穿着各种少数民族服装，边唱边跳：“红缨枪肩呀肩上扛，红小兵个个本领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时刻准备上战场！”这最后一个动作是突刺，还没等大家唱完，身后的一个小傻冒，就猛刺一枪，正好扎在我的后腰上。虽说是木头枪，可我再也起不来了，疼得满地打滚，老师背起我就跑。还好，只是皮肉伤，我几住了七天医院。同桌坐在我身旁，豆大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着，那样子太可爱了。我心里热乎乎的，安慰她说：“不要紧，不疼了，你别哭哇！”每天下午，她都到医院看我，说什么也不去排练。老师问她为什么，她头也不回地说：不玩了！
出院没多久，老师就把我和她分开了，说我整天上课不看老师。“那你看哪呀？”嘿嘿，你说呢？和她分开那天，她趁别人没注意，往我的手里塞了一个东西。原来是一小块橡皮，上面还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你的朋友郭晶丽。“哇——”
别以为交女朋友我就不付出，我家吃什么好东西，都想着她。记得快过年时，妈妈刚蒸了锅糖豆包。我偷了两个，用纸包好，塞进小衣兜，撒腿就往她家跑，半道上还摔个跟头。我气喘吁吁的跑到楼下，小声喊着她的名字。她真听到了，飞快地跑下来，先给我两块巧克力，我记得那时，这东西比非洲友国送来的芒果便宜不了多少。她说是姑妈出国带回来的，一共有五块，她自己只吃了一块。我也兴致勃勃地掏出了我的好东西，哪知，全压扁了，粘粘的红糖豆馅沾了满手。“——哈哈哈！”她一点没介意，美美的全吃了，糖沾了满嘴，象个小猫！
72年春天，父亲的“支左”任务完成，全家人搬到了黑龙江。知道我家要搬走的那几天，郭晶丽整天哭得象个泪人，我也是搭拉了脑袋，好象天要塌了。昨行前，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一大堆纪念品，还带着全班，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到车站照了张合影。你们看，现在还揣在我的钱包里，就是这张，她——就是郭晶丽。“还真是个小美美呀，——哟，她怎么撅着嘴呀？”嗐，还不是老师没让她挨着我呗！“看把你得意的！”
这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
“你还有她的消息吗？”几年前，我给133厂（现在叫航空机械配件集团）组织部写了封信，让他们帮我查找郭晶丽的下落，谁知音讯皆无。可是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一封从新加坡寄来的信。郭晶丽热情洋溢地写了三页半，她还记着许多我从小的故事，说我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子，阳光少年。她还寄来一张全家福，唉，人真的老了！但依然皮肤白皙，清秀可佳。丈夫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小女儿长得简直就和她妈一个模板刻出来的。灿烂的笑容洋溢在全家人的脸上，看着就让人高兴！
好了，该睡觉了吧？“不行，还有初中呢！”“对，再讲讲初中，他一定还有戏！”嗐，今天我算是全暴光了。
当兵的时候，看着战友的小对象都来部队探亲，心里不觉有一丝丝的骚动。是呀，我也该找个女友了——找谁呢？我猛然想起了同桌。“哈哈，又是个同桌哟！”
她叫吴秀芳，虽说肤色有点黑，但长得端庄清秀。那时，男女生都很封建，相互很少说话。我每天早晨，都大大方方的把整个桌子和俩人的椅子擦干净，男生们哄我，咱就当没听见。她见了我，低着头，也从来不说话。我们俩的书桌是相通的，她经常从里面悄悄的给我几只沙果，酸甜香脆，非常好吃。
她家很穷，父亲是个装卸工，有时还要登着三轮车挣点小钱。我每次遇到他父亲，都毫不犹豫地帮着推车，不论春夏秋冬。刚开始，他有些莫明其妙，后来他笑了笑说：你不用帮我了，去俺家，秀芳等你做功课呢。当时，我乐的一蹦三尺高。那时学校教室紧张，下午我就坐着她家的热炕，爬在炕桌上，和她面对面地写作业。她的话很少，每当我们俩的目光相遇，她都是立刻低下头，脸红到了耳根。到了晚上，她父亲累得扶着腰回到家，给我们买了一根糖葫芦，她还有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几个孩子，每个人咬上一个就全吃没了。她父亲疲惫不堪地靠在炕上，望着孩子们贪吃的样子，憨厚地笑着。
“呐——你和她处上了吗？”
我托一个好朋友帮忙，找到她的单位地址，给她写了信。她回信第一句就问：你是上学时就爱上我了，还是想找对象了才想起我？我真想实话实说，可当时怕她笑话我早恋，就回信说是想找对象了，才想起她，不过我是真心的。她显然生气了，说我们两家贫富差距太大，我从小又娇生惯养，她在家是大姐，不能给弟妹们找个心里还不托底儿的姐夫。话虽难听，但信的最后，还是流露出她从没忘了我，高攀不上我家的意思。以后我们又来往了几封信，互述衷肠。她经常给我寄来刚摘下来的沙果。母亲知道我自己找了个对象，非常重视。没过多久，就回信说：吴秀芳家非常贫穷，她现在市第一印刷厂上班，据说晚上经常去跳舞。这最后一句话，真正刺痛了我，打那以后，我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就这样，从和她相爱到结束，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85年冬天我退伍了。晚上和同学们喝完酒，我正匆忙地往家赶。突然“呯——”的一声巨响，路边冒出一大团白烟。我本能地下车望去，白烟渐渐的散了，一个女人，满脸黑黑的，一瘸一拐的，正把滚锅里刚崩好的玉米花倒出来。——秀芳，原来是你！我惊讶地张着嘴。她也认出了我，我们俩人傻愣了半晌，都没有说话。后来，她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我们分手后的经过。她嫁给了一个也姓刘的男人，丈夫非常疼爱她。然而好人没好报，丈夫得了重病，单位又是个小集体，根本不给报销药费。她白天上班，晚上再崩包米花卖些钱。就在今年夏天，她又出了车祸，右腿留下残疾。临走时，我给她一百元钱，她说什么也不收，甚至生气了。
我的车骑出很远了，猛然回头，她还站在那望着我。唉，这辈子也忘不了她那眼神……
得了，现在我可全说完了，该睡了。我的话大家似乎没听见，都在沉思着。
“还不行，还有高中呢？”我说，你们可不能咄咄逼人哪！“最后，最后再讲一个！”
高中是在市一中上的，那是个省重点中学。当时全国恢复高考才几年，录取率才3%。我上到高二时，就被化学的摩尔魔晕了，不得不改成了文科。可是我不象别人，从前没学过史地，这注定了我的前途是凶多吉少。
一天放学，刚下完雨。当我骑到工人文化宫的树林旁时，就看见几个坏小子正围住一个女孩儿，动手动脚的。女孩儿拚命反抗。那天我也不知哪来的虎劲，冲过去，大喊一声——住手！几个小坏蛋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发现只有我一个傻小子，就横晃着膀子，围过来，骂骂冽冽的，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修理到水沟里去了。女孩儿把我扶起来，原来是我的同桌！“——哈哈，又是同桌，你呀，天生就是个情种！”
她叫刘晶宏，是全校……“是个校花，对吧？”听不听，不听我就走了！“听听，你别急呀！”
她是那种越端详越耐看的女孩儿，总是孤芳自赏、玩世不恭的样子。她胆子很大，每天故意迟到，烫着大波浪长发，穿着高跟鞋，翻着雪白的衣领，迈着模特儿步，当当的从老师身后走过讲台。反正校规她全违反遍了，没有哪个老师不被她气倒的，但一听说是高干子弟，学校也是无可奈何。女生们嫉妒她，男生们追求她。而她，每天小脸扬得活象个高傲的公主。
自从那天英雄救美，我们每天相见，她也不管身边有多少人，就主动和我打招呼，同时还要和我来个“一拍即合”，你说气不气人？班主任姓于，是个浑身醋劲的老女人，想方设法地搜寻我们搞对象的证据。
东北的冬天，楼房大门都挂着厚厚的棉帘，里面非常黑暗。有一天课间，我满手提着重重的同学饭盒要去热饭。正走到门口，忽然有个人往我的手里塞了一个纸团。回到教室，打开一看，是晶宏用俄语写的：“能和你交朋友，我非常喜欢！”我的心慌得象个小兔子，从此，就再也没心思学习了。
为了防老师，我们就相互写信，再邮出去。这样，虽然晚了一天，但相对稳妥一些。姜呀，还是老的辣。她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是落到老女人的手中。老师先是告诉了我的家长，然后再单独找我谈话。老师让我一口咬定是晶宏追求的我，否则，就撤了我的班长，还要通报全校。我不得不答应了。
当天晚自习，改成了批判会。老师把晶宏叫到前面站着，然后，几个学生代表上来发言，一个比一个骂得狠！可是晶宏呢，始终昂着头，不屑一顾。最后，老师让我上台发言。我战战兢兢走上讲台，眼前是黑压压的学生，鸦雀无声，旁边是面无表情的老师。台下，晶宏正眼巴巴地回头望着我。我沉默了很久，清了清嗓子：“刘晶宏没有错，是我先喜欢的她！”顿时，教室里一片寂静，大家面面相觑，晶宏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不知是谁，在下面小声鼓了一下掌，然后，掌声越来越大，响成一片，甚至有的男生开始大声地叫好！
当天晚上，我就被撤去班长职务。第二天，全校公开通报我和刘晶宏的“倒行逆施”。我们俩人就象是千古罪人，走到哪，都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可是后来，有很多陌生的同学，见了我就劈头盖脸地问：你就是那个风流班长吗？真是好样的！
当年，我以14分之差，名落孙山。临参军时，晶宏约我到她被劫的那片树林里见面。那是我们俩人第一次约会，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沉默了许久，她慢慢的讲述自己的身世。
她的亲生母亲，是个日本遗孤。长大后，母亲嫁给了富拉尔基重机厂的一个姓刘的技术员。婚后俩人感情不和，再加上文革暴发，母亲怕受牵连，没过多久就回国了。那时她刚断奶，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父女俩生活艰苦，相依为命。然而，好人不长命，父亲得了癌症。住院前，父亲忍着巨痛，抱着她，敲开了楼上一家老俩口的门。这老俩口，都是革命老干部，无儿无女。父亲流着泪跪在俩位老人面前说：二老都是老党员，你们又非常喜欢晶宏，就收下这个苦命的孩子吧，只要想起她来，给她喂口稀粥就行！
三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她的养父母非常疼爱这个貌似天仙的小女儿，从来没让她吃过一点苦。那时，她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格格。她长到十岁时，有一天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孩子们都骂她是个小日本的野种。她气疯了，就和他们理论，可是别人有根有据的说：你现在的父母要比你大四十多岁，天下哪有这么晚才要孩子的夫妻？这句话，着实震撼了她幼小的心灵，她跑回家，硬是逼着母亲说出了真相。小小的女孩儿，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哭了两天。从那以后，她变得孤僻，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对所有关心她的人，都冷若冰霜，若近若离。大人们不让做的事，她非要去试试。为此，她没少吃亏挨揍。她觉得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人。
最后，她哭泣着说：我从小就盼望有个能保护我的哥，哪怕我靠在他的怀里睡一小会儿，也心满意足了！
我含着泪，和她紧紧的拥抱着，亲吻着。
“哪——后来呢，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当兵走后，她到我家找过母亲，打听我的部队地址。可是母亲听信了老师的话，没有告诉她，还对她说，以后再也不许她找我。香港回归那年，我收到一个远从日本邮来的包裹。晶宏从同学那儿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寄来一台松下DVD。信中说，她已在日本定居，离了两次婚，颠簸了半辈子。她说：有什么困难，别忘了告诉她。
夜，很深了，这满天星光的扎兰屯……
第二天，大家起得很晚，都说失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