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三国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夫此三种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
《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当然不能完全按此三品划分，但从摸种意义来说，他们各自的特殊形态确有三品中莫种倾向，如果说《三国演义》敷演的魏蜀吴三个政权各自的特殊形态，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那么敷演中所显示的对这三个政权的褒贬爱憎，则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充分体现。
一、蜀汉政权
刘备的蜀汉政权显然具有“王者之政“的风范，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在《三国演义》作者的笔下，刘备是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他的为人宗旨在与“宁死不为负义之事。“他的战略方针是取得民众的支持，因此作品中积极写刘备爱民如子，同时也得到人民的拥戴。例如:着名的“刘玄德携民过江”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刘备此举，意在的人心。成大事。携民过江的实质不是军事转移，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争得民心的政治行为，充分体现着中国“的民为贵”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政治观念。这正是典型的“正道”政治。
2、刘备和他的集团，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兴复汉室”。这对刘备来说既是目标也是口号，实质就是统一天下。他向诸葛亮说的“欲伸大义于天下”与诸葛亮的抱负正想一致，故一拍即合。诸葛亮在隆中纵谈天下大势，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总体战略，其核心是：“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这个总体的实质显然还是“王者之政”因为这个战略的基础就是“信义着于四海”，是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他是整个蜀汉政权的指导方针，是极其明确的理想仁政。
3、《三国演义》里的蜀汉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君臣之间充满信任，情同手足。这一点与史实并不相符。但《三国演义》却写的真切感人。这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政治思想的寄托：在作者看来理想的明君贤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兄弟般的关系。这体现于刘备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虽发生在君主关系之前，但是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最后，至死都是兄弟。
正因为是兄弟，弟弟关羽和张飞虽对刘备的主张和行动并不是百分百的赞同，但是他们始终心甘情愿地接受刘备的约束，执行刘备的路线。而这一点也正是保持蜀汉政权兴旺的关键之一。而关羽最后的失败，并导致蜀国大败与吴，也正是由于对吴问题上关羽背离了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制定“外结孙权”的政策，从反面说明君臣之间一致则胜。相悖则败
同样的刘备于诸葛亮的关系，虽无所谓“结义”之举，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像兄弟一样。蜀汉政权的总体战略是诸葛亮提出的，刘备则是完全接受并付之以行。几十年间，刘备对诸葛亮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死后也将蜀国政权全部交给他，也可以这么说，在智谟于胆识方面，特别是对形势的预见性上，刘备都远逊于诸葛亮，但刘备最大的“本领”却在于对诸葛亮的信任，因此能使诸葛亮竭思殚虑，鞠躬尽瘁，为蜀汉集团的事业奋斗终生。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应该说是“心神无二”的，这充分说明了蜀汉政权中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完全一致，有莫种崇高的关系。
常山赵子龙是刘备手下武艺高强的大将，刘备于他虽无结义之举，但可谓患难之交，他们之间也是情同手足。由“赵子龙反投曹操之事”也看见刘备对赵云的忠贞事坚信无疑的。即使三弟张飞由疑惑，也不能动摇刘备的信心。这样的君臣关系正是蜀汉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里顺便说一下“刘备摔孩子”的问题。俗语说“刘备率孩子，邀买人心。”意识是说刘备假意摔孩子于地以取赵云之心，其实不然，刘备当时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要成大业，在他心目中一员大将的确比一个幼子更重要些的，他掷阿斗于地，是真实感情爆发，并无邀买人心之意。
刘备的明君风范，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君臣间的兄弟之谊，构成了蜀汉政权的“王者之政”的特点。
二曹魏政权
与蜀汉政权相比，曹魏政权则具有鲜明的“霸者之政”的色彩
1曹魏政权，以曹操为主宰。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三国志》中以曹操为正统，对评价难免扬溢讳恶，但是这个评价直到今天来看，还是很深刻的。然而历史上的曹操，后世有所褒贬，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例如唐朝人作诗称颂唐太宗英明神武有如曹操，就有“神武同魏主”的诗句。
当然极力贬斥曹操的也不乏其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他认为曹操“无容于天地间，”应该是“人人得而诛之”。
而《三国演义》里得曹操，是以历史上得曹操为模特而塑造得文学形象。这个形象一方面仍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得政治家，而另一方面这个形象得更为浓郁得色彩，则在于他得奸诈残忍得性格，而这一方面恰恰是这个文学形象得灵魂。《三国演义》写曹操得这种性格也并非是依据传说和作者得主观感情。的确有很多的真实成分。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暗惑》中曾举曹操追杀使者之事，刘知几史大史学家，他的深刻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三国演义》里对曹操奸诈残忍的性格的刻画，即使史“流俗相欺”也还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曹操本身确实是一个“多诈”的政治家。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明确的“人士哲学”，如杀吕伯奢一家中就暴露无疑了。这个故事并非《三国演义》的杜撰。《三国志》中就有记载。如果说曹操误杀好人，是多疑的性格所致，那么后面残杀吕伯奢，则是恶劣品行的大暴露。“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自私，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曹操的全部行动都是建立在这个人生哲学的基础上的。
对自己的下属，曹操也往往施以残忍的诈术。例如斩仑官王之事。曹操这种品格正与刘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个人物的巨大差异，对形成两个政治集团各自的特色，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
2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目标，制度了总体战略，曹操也要统一天下，但他制度的总体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篡汉之心人所共知。但是曹操最终没有篡汉，这里是因为曹操毕竟不是一个只想当皇帝的庸人。他是政治家，他以真正有利于实现他的统一天下的目标为出发点，把名存实亡的汉室天子当作一张王牌，号令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曹操还自己说：“孤败则国家欺倾危。”则正是以“孤即国家”的心态表白：孤（我）是实际上的天子。
兴复汉室也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罢，实质都是要在扫平割据之后建立一家王朝，但是他们采取的战略不同，因此两个政权的形态有别，前者“化之”，后者“威之”。
3曹魏政权的内部关系也表现出与蜀汉集团的不同。如前所述，蜀汉集团的君臣关系，以义为基础，建立起兄弟之情。而曹操与下属的关系不一样，曹操也是一个爱才的君主，而且聚集了大批人才，但是他的手段不是义信任吸引人才，而是义利诱，胁迫聚拢人才。在任用人才时又充满了猜疑和欺诈，大谋士荀彧对曹魏政权的发展立过大功，对曹操本人，也时竭忠效力，但是当他劝阻曹操“加九锡”时，曹操即“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
曹操，好行诈术的人，最恨的就是识破其诈术的人。正是因杨修看穿了曹操的诈术，所以才被曹操斩首。曹操与手下的文武关系就是如此。
曹操的人生那哲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内部关系中的奸诈与残忍，构成了曹魏的特殊形态，作者对此予以无情的鞭挞，形成拥刘反曹倾向的主要内容
三·孙吴政权
坐拥江东的孙吴政权，既不同与蜀汉，也不同于曹魏，而拥有自己的形态。如果说蜀汉政权有“王者之政”的倾向，曹魏有“霸者之政”的倾向，那么孙吴集团则主要以追求实利为自己的特色。这种特殊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孙权实继承父兄开创的“江山基业”与曹操，刘备相比他的江山不是大出来的，在执政时，他也往往多方受制。吴国太姐妹。乔国老，旧臣张召等，都可以制约他，使他难以按自己的意志作出果断的决策。当然他本身的才识胆略也逊于曹操，因此他也不可能有曹操那样的权威。
《三国志》对孙权的评价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另一方面又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而《三国演义》中对孙权的刻画更加突出了他的不足之处。《三国志·鲁肃传》中提到鲁肃曾向孙权解说天下之势，意思势与诸葛亮相同，提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汉之所及，剧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演义》中也写道此情节，但不同的是《三国志》中说孙权表面尚反应及其冷淡，实际上对鲁肃却“益贵重之”而《三国演义》中写的则是“孙权闻言大喜，起谢。次日厚赏鲁肃”这两个孙权的形象大庭相径，前者，城府颇深，后者却极为浅薄。
至于周瑜和鲁肃可谓“风流人物”却有昙花一现之遗憾，他们各方面都有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周瑜。一方面“雄姿英发”有胆有识，再赤壁之战中，统率千军万马大败曹操，而另一个方面忌贤妒能最后惨败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鲁肃再历史上是一位援建的政治家，但在《三国演义》里却被渲染成一位及其宽厚仁慈的长者。他是周旋于周瑜孔明之间，还时时受到孔明的善意嘲弄，实际已经成为陪衬周瑜和孔明的人物。
无论是周瑜还是孙权，鲁肃，他们个人的品格和思想都没有达到曹操，刘备诸葛亮那样，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形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孙吴集团没有人才，恰恰相反，这里可所谓人才济济，《三国演义》里都有详细交代。
2孙吴政权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策略，例如对曹魏政权时而宣战，时而和好，对蜀汉政权时而联合，时而破裂。这是因为孙吴集团既没有北伐曹操的既定方针，也没有联合蜀汉的明确政策。例如当曹操分孙权为将军时，孙权就大喜接受，要侵犯他时，就表示抗议，曹操率军只逼江南，孙权终于决定对曹操宣战了。这一切都表明孙吴集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明确提出的孙刘联合共拒曹操的方针。他们的一切行动似乎都是益眼前的“利害”为出发点。
孙吴集团占据江东，“国险民附”人杰地灵，这是蜀魏都不具备的“地利”这个集团实际上拥有十分雄厚的实力，在三国角逐中，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由于上诉原因，使他缺乏进取精神，最后在内乱的形势下魏晋所灭！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他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种种局限性，例如作品中宣扬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思想。同时，《三国演义》更以艺术的手段，把历史人物加以神话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统治武器，例如，神化厚的关羽，就成了宣扬忠军压抑人民的偶像，《三国演义》中的种种消极因素时客观的，我们必须看到他，而且应该给予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当然指出消极因素，并无损于这部伟大的文学名着，他依然不愧为我们中华文学的瑰宝，并且已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名着。
《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当然不能完全按此三品划分，但从摸种意义来说，他们各自的特殊形态确有三品中莫种倾向，如果说《三国演义》敷演的魏蜀吴三个政权各自的特殊形态，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那么敷演中所显示的对这三个政权的褒贬爱憎，则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充分体现。
一、蜀汉政权
刘备的蜀汉政权显然具有“王者之政“的风范，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在《三国演义》作者的笔下，刘备是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他的为人宗旨在与“宁死不为负义之事。“他的战略方针是取得民众的支持，因此作品中积极写刘备爱民如子，同时也得到人民的拥戴。例如:着名的“刘玄德携民过江”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刘备此举，意在的人心。成大事。携民过江的实质不是军事转移，而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争得民心的政治行为，充分体现着中国“的民为贵”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政治观念。这正是典型的“正道”政治。
2、刘备和他的集团，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兴复汉室”。这对刘备来说既是目标也是口号，实质就是统一天下。他向诸葛亮说的“欲伸大义于天下”与诸葛亮的抱负正想一致，故一拍即合。诸葛亮在隆中纵谈天下大势，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总体战略，其核心是：“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这个总体的实质显然还是“王者之政”因为这个战略的基础就是“信义着于四海”，是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他是整个蜀汉政权的指导方针，是极其明确的理想仁政。
3、《三国演义》里的蜀汉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君臣之间充满信任，情同手足。这一点与史实并不相符。但《三国演义》却写的真切感人。这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政治思想的寄托：在作者看来理想的明君贤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兄弟般的关系。这体现于刘备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虽发生在君主关系之前，但是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最后，至死都是兄弟。
正因为是兄弟，弟弟关羽和张飞虽对刘备的主张和行动并不是百分百的赞同，但是他们始终心甘情愿地接受刘备的约束，执行刘备的路线。而这一点也正是保持蜀汉政权兴旺的关键之一。而关羽最后的失败，并导致蜀国大败与吴，也正是由于对吴问题上关羽背离了刘备与诸葛亮共同制定“外结孙权”的政策，从反面说明君臣之间一致则胜。相悖则败
同样的刘备于诸葛亮的关系，虽无所谓“结义”之举，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像兄弟一样。蜀汉政权的总体战略是诸葛亮提出的，刘备则是完全接受并付之以行。几十年间，刘备对诸葛亮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死后也将蜀国政权全部交给他，也可以这么说，在智谟于胆识方面，特别是对形势的预见性上，刘备都远逊于诸葛亮，但刘备最大的“本领”却在于对诸葛亮的信任，因此能使诸葛亮竭思殚虑，鞠躬尽瘁，为蜀汉集团的事业奋斗终生。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应该说是“心神无二”的，这充分说明了蜀汉政权中君臣之间彼此信任，完全一致，有莫种崇高的关系。
常山赵子龙是刘备手下武艺高强的大将，刘备于他虽无结义之举，但可谓患难之交，他们之间也是情同手足。由“赵子龙反投曹操之事”也看见刘备对赵云的忠贞事坚信无疑的。即使三弟张飞由疑惑，也不能动摇刘备的信心。这样的君臣关系正是蜀汉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里顺便说一下“刘备摔孩子”的问题。俗语说“刘备率孩子，邀买人心。”意识是说刘备假意摔孩子于地以取赵云之心，其实不然，刘备当时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要成大业，在他心目中一员大将的确比一个幼子更重要些的，他掷阿斗于地，是真实感情爆发，并无邀买人心之意。
刘备的明君风范，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君臣间的兄弟之谊，构成了蜀汉政权的“王者之政”的特点。
二曹魏政权
与蜀汉政权相比，曹魏政权则具有鲜明的“霸者之政”的色彩
1曹魏政权，以曹操为主宰。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三国志》中以曹操为正统，对评价难免扬溢讳恶，但是这个评价直到今天来看，还是很深刻的。然而历史上的曹操，后世有所褒贬，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例如唐朝人作诗称颂唐太宗英明神武有如曹操，就有“神武同魏主”的诗句。
当然极力贬斥曹操的也不乏其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他认为曹操“无容于天地间，”应该是“人人得而诛之”。
而《三国演义》里得曹操，是以历史上得曹操为模特而塑造得文学形象。这个形象一方面仍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得政治家，而另一方面这个形象得更为浓郁得色彩，则在于他得奸诈残忍得性格，而这一方面恰恰是这个文学形象得灵魂。《三国演义》写曹操得这种性格也并非是依据传说和作者得主观感情。的确有很多的真实成分。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暗惑》中曾举曹操追杀使者之事，刘知几史大史学家，他的深刻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三国演义》里对曹操奸诈残忍的性格的刻画，即使史“流俗相欺”也还是有根据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曹操本身确实是一个“多诈”的政治家。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明确的“人士哲学”，如杀吕伯奢一家中就暴露无疑了。这个故事并非《三国演义》的杜撰。《三国志》中就有记载。如果说曹操误杀好人，是多疑的性格所致，那么后面残杀吕伯奢，则是恶劣品行的大暴露。“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自私，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曹操的全部行动都是建立在这个人生哲学的基础上的。
对自己的下属，曹操也往往施以残忍的诈术。例如斩仑官王之事。曹操这种品格正与刘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个人物的巨大差异，对形成两个政治集团各自的特色，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
2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目标，制度了总体战略，曹操也要统一天下，但他制度的总体战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篡汉之心人所共知。但是曹操最终没有篡汉，这里是因为曹操毕竟不是一个只想当皇帝的庸人。他是政治家，他以真正有利于实现他的统一天下的目标为出发点，把名存实亡的汉室天子当作一张王牌，号令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曹操还自己说：“孤败则国家欺倾危。”则正是以“孤即国家”的心态表白：孤（我）是实际上的天子。
兴复汉室也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罢，实质都是要在扫平割据之后建立一家王朝，但是他们采取的战略不同，因此两个政权的形态有别，前者“化之”，后者“威之”。
3曹魏政权的内部关系也表现出与蜀汉集团的不同。如前所述，蜀汉集团的君臣关系，以义为基础，建立起兄弟之情。而曹操与下属的关系不一样，曹操也是一个爱才的君主，而且聚集了大批人才，但是他的手段不是义信任吸引人才，而是义利诱，胁迫聚拢人才。在任用人才时又充满了猜疑和欺诈，大谋士荀彧对曹魏政权的发展立过大功，对曹操本人，也时竭忠效力，但是当他劝阻曹操“加九锡”时，曹操即“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
曹操，好行诈术的人，最恨的就是识破其诈术的人。正是因杨修看穿了曹操的诈术，所以才被曹操斩首。曹操与手下的文武关系就是如此。
曹操的人生那哲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内部关系中的奸诈与残忍，构成了曹魏的特殊形态，作者对此予以无情的鞭挞，形成拥刘反曹倾向的主要内容
三·孙吴政权
坐拥江东的孙吴政权，既不同与蜀汉，也不同于曹魏，而拥有自己的形态。如果说蜀汉政权有“王者之政”的倾向，曹魏有“霸者之政”的倾向，那么孙吴集团则主要以追求实利为自己的特色。这种特殊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孙权实继承父兄开创的“江山基业”与曹操，刘备相比他的江山不是大出来的，在执政时，他也往往多方受制。吴国太姐妹。乔国老，旧臣张召等，都可以制约他，使他难以按自己的意志作出果断的决策。当然他本身的才识胆略也逊于曹操，因此他也不可能有曹操那样的权威。
《三国志》对孙权的评价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另一方面又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而《三国演义》中对孙权的刻画更加突出了他的不足之处。《三国志·鲁肃传》中提到鲁肃曾向孙权解说天下之势，意思势与诸葛亮相同，提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汉之所及，剧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三国演义》中也写道此情节，但不同的是《三国志》中说孙权表面尚反应及其冷淡，实际上对鲁肃却“益贵重之”而《三国演义》中写的则是“孙权闻言大喜，起谢。次日厚赏鲁肃”这两个孙权的形象大庭相径，前者，城府颇深，后者却极为浅薄。
至于周瑜和鲁肃可谓“风流人物”却有昙花一现之遗憾，他们各方面都有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周瑜。一方面“雄姿英发”有胆有识，再赤壁之战中，统率千军万马大败曹操，而另一个方面忌贤妒能最后惨败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鲁肃再历史上是一位援建的政治家，但在《三国演义》里却被渲染成一位及其宽厚仁慈的长者。他是周旋于周瑜孔明之间，还时时受到孔明的善意嘲弄，实际已经成为陪衬周瑜和孔明的人物。
无论是周瑜还是孙权，鲁肃，他们个人的品格和思想都没有达到曹操，刘备诸葛亮那样，影响着一个政权的形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孙吴集团没有人才，恰恰相反，这里可所谓人才济济，《三国演义》里都有详细交代。
2孙吴政权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策略，例如对曹魏政权时而宣战，时而和好，对蜀汉政权时而联合，时而破裂。这是因为孙吴集团既没有北伐曹操的既定方针，也没有联合蜀汉的明确政策。例如当曹操分孙权为将军时，孙权就大喜接受，要侵犯他时，就表示抗议，曹操率军只逼江南，孙权终于决定对曹操宣战了。这一切都表明孙吴集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明确提出的孙刘联合共拒曹操的方针。他们的一切行动似乎都是益眼前的“利害”为出发点。
孙吴集团占据江东，“国险民附”人杰地灵，这是蜀魏都不具备的“地利”这个集团实际上拥有十分雄厚的实力，在三国角逐中，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由于上诉原因，使他缺乏进取精神，最后在内乱的形势下魏晋所灭！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他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种种局限性，例如作品中宣扬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思想。同时，《三国演义》更以艺术的手段，把历史人物加以神话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思想统治武器，例如，神化厚的关羽，就成了宣扬忠军压抑人民的偶像，《三国演义》中的种种消极因素时客观的，我们必须看到他，而且应该给予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当然指出消极因素，并无损于这部伟大的文学名着，他依然不愧为我们中华文学的瑰宝，并且已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