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孤坟
父亲去世二十余年了，那年我十八岁。
病重的父亲生前嘱告我：“我死后，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挂青，没有‘青’我就到不了扬州，赶不了会了。”
每到清明节，我就想起父亲这一可怜之至的遗嘱，就想到我那坚强一生却又凄苦不堪、饱受人间折磨的父亲。在生前不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我，能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失去一年一度扬州赶会的机会吗！
今年，离清明节还有三天，我就带着极沉重的心情回了老家。忙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剪好了三色相套的漂亮的“清明吊”。
到父亲坟前，我燃了香火，化了纸钱，挂了青，磕了头。我想：提前三天，该不会误了父亲到扬州赶会的时日吧。我浑身轻松得似乎是没有驱壳的灵魂。
转视去年添土的坟上已长满了蒿草，颇添许些凄意，也增添了我很多苦痛。清理尽枯草残枝，抬头便见山坡的杏花灿烂如霞，桃花娇艳，梨花洁白，草本野花到处眨着眼睛。我何不采一束献给父亲呢！蓦然，我发现离“父亲”五十余米的阴暗的山脚有一座新坟，坟上没有枯草，倒散布了几株野花，它们在春风中，笑得娇媚。
一打听，才知道那是老红军老曾的新坟。
据说老曾是湖北红安人，十六岁被抓丁。第一次围剿时，当了红军的俘虏，同时参加了红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虽伤痕累累，却保住了性命。一九三四年十月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抗战期间，转战中原。抗战胜利后，出关作战，参加了残酷的黑山狙击战。东北解放后，入关参加了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时，参加了激烈的上甘岭战斗。回国后，要求专业回了老家。经组织查找，其父母哥嫂上了陕西，老曾便做了我的邻居，我们隔河相望。
县里因其军功安排他做公社书记，哪知，请他讲话时，他却趁上厕所之机，溜之大吉了，回家当了个实实在在的农民。老曾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苦难农民。承蒙组织厚爱，为年近四旬的老曾娶了一位黑矮大嘴罗圈腿的媳妇。据说他们曾生了一个女儿，被媳妇睡觉时压死了，后来他们再没有生过孩子，我敢保证绝不是老曾为了计划生育，因为那是一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
老曾每月都能领到十四到九十元的军功补助，可我敢保证，他从没亲自领取过，更没有享受过几元。
每到领钱的时候，都是他的大嘴媳妇冲锋在前的，回来时，除了饼干、点心、糖果之类的吃食之外，分文不剩，老曾也不过问。据大人说，老曾不曾享用过。那时六七岁的我也不曾调查。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的大嘴婆娘常趁老曾出工之时开小灶，好吃的大都通过小灶以饱口福了，我还亲眼见过几回呢！
老曾脾气好得说话都不曾高声过，可我上三年级时，终于见老曾发火了，动手打了大嘴婆娘几耳刮，众人拉开时，他怒气不减，还狠狠地骂到：“你这好吃的婆娘，你拿我的钱买的水果糖，不给我吃我不争，侄娃子要吃，你不给也就算了，你还要把他推倒，我不打死你这没德行的婆娘才怪呢！”说着，一手掐住大嘴媳妇的脖子，正待挥拳抡掌时，劝架的人说道：“共产党员老革命还打人呢！”不知怎的，这话竟这么管用，他立即放手道：“我是想教育一下这个死婆娘。”那时我是看热闹中的一员。
老曾是个乐天派。他整天乐呵呵的出工，笑嘻嘻的回家。他不怕吃亏，凡事
走在社员前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包产到户那年，他说自己还年轻，家口又不重，硬是要了一块广种薄收的山地。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件至今还脸红的事。
我十二岁那年夏天，我随姐姐给在山上锄玉米的父母送水送饭，父亲突然说：“老曾可能在这山上，他没人送吃的。”我扯开嗓子大声吆喝：“哎——老曾！”“噢——”山里传来他的回音，那声音经久不绝。我受到了父母的痛骂。父亲要我给他送饭送水，我却不敢见他，只好拉着姐姐陪我去。爬了一里多山路，只见他在一个山坳里挖洋芋，地里的草抓得干干净净，地整得土细如沙。我把吃的给他，他推辞了一番才坐下享用。我在他对面的石碓上坐了下来，只见他赤着双脚，那脚宽大厚实，老茧堆叠。我想，若让老曾去栗子林里赛跑或下火海，是绝不用穿鞋，也绝不会受伤。
现在我才明白，那双宽大结厚实而结满老茧的脚是他长征、南征北战的见证。
他上身没穿衣服，其背部、双臂、高高挽起裤管的两腿布满了弹痕刀疤。我缠着要他讲怎么回事，无奈，他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讲起朝鲜战场上几次惨烈的战斗。他说他所在的连队的战士曾三次牺牲殆尽。第一次他从死人堆里乘夜色爬了十余里，被一位朝鲜老大妈救了。第二次是乘雨将受重伤的自己埋在泥土里，才逃过打扫战场的美国鬼子的魔眼。第三次是上甘岭战斗，弹片注满全身的他昏迷了三天才醒。
他边讲边指着伤痕叹到：“我命真大呀！真是九死一生哪！现在好了，你们这些娃娃要好好念书呀！没有文化不行，我们只能种地了！”我听着听着，敬意油然而生，然惭愧之心渐渐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直到现在三十余年过去了，我不但没有忘记那一声很不光彩的一声“老曾”的吆喝，反而越发羞愧难当了。它如一块千斤大石，压得我喘气不得。那时，从他的话里，我似乎听出了他对我们这一代给予的厚望——学好文化，建设祖国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此后，我常常找老曾，要他讲打仗的事，可他三言两语就把我这个孩子给打发了，从不讲自己是怎样冲锋杀敌的。
有些同他年纪相仿的人总要玩笑似的问到：“老曾，你打过多少仗？”“记不清了。”“你杀过多少鬼子？”“说不清。冲锋号一响，只知道抱着机关枪往前冲，子弹光了就用大刀砍，哪里还顾得上数杀了多少鬼子呢！”你那么矮小，能杀鬼子？我不信，我们现在比试一场吧！”老曾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摩拳擦掌的摔一跤，自此，老曾便成了人们快乐的一部分。
我工作了，也懂事了许多。一年春节，我特意看望了年愈七旬的老曾。
他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但住的仍是一间旧瓦房，只有一个老式的窗户透些光亮，门是朝向暗黑的深巷中的。进门是一个大土灶，灶后是一个火炉，灶边是一张齐胸的简陋的床。屋里很暗，进门，只能看见火焰熊熊的火炉，屋里贮满了呛人的浓烟。
老曾一手拿碗，碗底的手指上还套着根电灯开关的绳子，另一只手拿着锅铲，往碗里舀红薯菜汤。随即拉灭了电灯。
老曾倒是先认出了我，热情让座。见状，我没有同老曾长谈的兴致。寒暄之后，我问到：“曾伯伯，你得过多少军功章，能让我看看吗？”“有十几个，没啥看的，多半让娃娃玩丢了。”他毫不经意地答到，似乎从来没有那回事。
我不禁想到了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章让孩子当玩具的事。我又想到几次在班车上遇到的几位：缺了双腿，断了胳膊，行动艰难，胸前挂满了军功章的老革命，一路上情绪激昂地讲着当年的战斗生活，时而又满腔悲愤地诉说着目前的艰难日子。他们是到县政府讨生活的，年轻的我颇有几分不平。老曾也是老革命，都九十年代了，他的居住条件可算是最差的了，吃的如何？全靠己力。他没有向当地组织要求过什么，更没有去县政府讨过什么生活。这让我看到了那时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本色。
不觉又过了十余年，我回乡偶遇八旬有余的老曾，他面如死灰，如枯枝的双手拄着一木棍颤巍巍地挪动着双脚出门晒太阳。一问，才知道，老曾已病数月，浑身疼痛不堪，昼夜难眠，也无钱进医院。我责问老曾的侄子：“为什么不给叔看病呢！”“没钱！”“是的，我知道你没钱，为什么不找政府？”“我叔不让找！”
后来才知道，老曾的侄子找了，没有解决。
月余，瘦成一把骷髅的老曾离开了人世，乡亲为他举行了极简单的葬礼，棺木没有油漆且有一处破损，我想棺里也不曾垫得什么，真没想到，革命一生的老曾生前餐风露宿、幕天席地，在九泉之下还要饱受肌肤之苦。
他的坟前没有花圈，也没有墓碑。我凄然愤然，用生命给我们创造幸福的老曾，居然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生活了几十年，贫病交加时却无人问津。唉！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呀，除了追逐金钱权力的能耐外，恐怕就是善于忘本了。这真是老曾一代革命者莫大的悲哀呀！我给老曾也顺代挂了“青”，代世人向老曾谢罪，也是在为我那声不光彩的吆喝赎罪呀！
想想还是苍天有情啊！在老曾的孤坟上撒了些不知名的野花，昭示着老曾的功绩。
也许，我对老曾多虑了……
病重的父亲生前嘱告我：“我死后，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挂青，没有‘青’我就到不了扬州，赶不了会了。”
每到清明节，我就想起父亲这一可怜之至的遗嘱，就想到我那坚强一生却又凄苦不堪、饱受人间折磨的父亲。在生前不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我，能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失去一年一度扬州赶会的机会吗！
今年，离清明节还有三天，我就带着极沉重的心情回了老家。忙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剪好了三色相套的漂亮的“清明吊”。
到父亲坟前，我燃了香火，化了纸钱，挂了青，磕了头。我想：提前三天，该不会误了父亲到扬州赶会的时日吧。我浑身轻松得似乎是没有驱壳的灵魂。
转视去年添土的坟上已长满了蒿草，颇添许些凄意，也增添了我很多苦痛。清理尽枯草残枝，抬头便见山坡的杏花灿烂如霞，桃花娇艳，梨花洁白，草本野花到处眨着眼睛。我何不采一束献给父亲呢！蓦然，我发现离“父亲”五十余米的阴暗的山脚有一座新坟，坟上没有枯草，倒散布了几株野花，它们在春风中，笑得娇媚。
一打听，才知道那是老红军老曾的新坟。
据说老曾是湖北红安人，十六岁被抓丁。第一次围剿时，当了红军的俘虏，同时参加了红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虽伤痕累累，却保住了性命。一九三四年十月随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抗战期间，转战中原。抗战胜利后，出关作战，参加了残酷的黑山狙击战。东北解放后，入关参加了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时，参加了激烈的上甘岭战斗。回国后，要求专业回了老家。经组织查找，其父母哥嫂上了陕西，老曾便做了我的邻居，我们隔河相望。
县里因其军功安排他做公社书记，哪知，请他讲话时，他却趁上厕所之机，溜之大吉了，回家当了个实实在在的农民。老曾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苦难农民。承蒙组织厚爱，为年近四旬的老曾娶了一位黑矮大嘴罗圈腿的媳妇。据说他们曾生了一个女儿，被媳妇睡觉时压死了，后来他们再没有生过孩子，我敢保证绝不是老曾为了计划生育，因为那是一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
老曾每月都能领到十四到九十元的军功补助，可我敢保证，他从没亲自领取过，更没有享受过几元。
每到领钱的时候，都是他的大嘴媳妇冲锋在前的，回来时，除了饼干、点心、糖果之类的吃食之外，分文不剩，老曾也不过问。据大人说，老曾不曾享用过。那时六七岁的我也不曾调查。但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的大嘴婆娘常趁老曾出工之时开小灶，好吃的大都通过小灶以饱口福了，我还亲眼见过几回呢！
老曾脾气好得说话都不曾高声过，可我上三年级时，终于见老曾发火了，动手打了大嘴婆娘几耳刮，众人拉开时，他怒气不减，还狠狠地骂到：“你这好吃的婆娘，你拿我的钱买的水果糖，不给我吃我不争，侄娃子要吃，你不给也就算了，你还要把他推倒，我不打死你这没德行的婆娘才怪呢！”说着，一手掐住大嘴媳妇的脖子，正待挥拳抡掌时，劝架的人说道：“共产党员老革命还打人呢！”不知怎的，这话竟这么管用，他立即放手道：“我是想教育一下这个死婆娘。”那时我是看热闹中的一员。
老曾是个乐天派。他整天乐呵呵的出工，笑嘻嘻的回家。他不怕吃亏，凡事
走在社员前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包产到户那年，他说自己还年轻，家口又不重，硬是要了一块广种薄收的山地。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件至今还脸红的事。
我十二岁那年夏天，我随姐姐给在山上锄玉米的父母送水送饭，父亲突然说：“老曾可能在这山上，他没人送吃的。”我扯开嗓子大声吆喝：“哎——老曾！”“噢——”山里传来他的回音，那声音经久不绝。我受到了父母的痛骂。父亲要我给他送饭送水，我却不敢见他，只好拉着姐姐陪我去。爬了一里多山路，只见他在一个山坳里挖洋芋，地里的草抓得干干净净，地整得土细如沙。我把吃的给他，他推辞了一番才坐下享用。我在他对面的石碓上坐了下来，只见他赤着双脚，那脚宽大厚实，老茧堆叠。我想，若让老曾去栗子林里赛跑或下火海，是绝不用穿鞋，也绝不会受伤。
现在我才明白，那双宽大结厚实而结满老茧的脚是他长征、南征北战的见证。
他上身没穿衣服，其背部、双臂、高高挽起裤管的两腿布满了弹痕刀疤。我缠着要他讲怎么回事，无奈，他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讲起朝鲜战场上几次惨烈的战斗。他说他所在的连队的战士曾三次牺牲殆尽。第一次他从死人堆里乘夜色爬了十余里，被一位朝鲜老大妈救了。第二次是乘雨将受重伤的自己埋在泥土里，才逃过打扫战场的美国鬼子的魔眼。第三次是上甘岭战斗，弹片注满全身的他昏迷了三天才醒。
他边讲边指着伤痕叹到：“我命真大呀！真是九死一生哪！现在好了，你们这些娃娃要好好念书呀！没有文化不行，我们只能种地了！”我听着听着，敬意油然而生，然惭愧之心渐渐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直到现在三十余年过去了，我不但没有忘记那一声很不光彩的一声“老曾”的吆喝，反而越发羞愧难当了。它如一块千斤大石，压得我喘气不得。那时，从他的话里，我似乎听出了他对我们这一代给予的厚望——学好文化，建设祖国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此后，我常常找老曾，要他讲打仗的事，可他三言两语就把我这个孩子给打发了，从不讲自己是怎样冲锋杀敌的。
有些同他年纪相仿的人总要玩笑似的问到：“老曾，你打过多少仗？”“记不清了。”“你杀过多少鬼子？”“说不清。冲锋号一响，只知道抱着机关枪往前冲，子弹光了就用大刀砍，哪里还顾得上数杀了多少鬼子呢！”你那么矮小，能杀鬼子？我不信，我们现在比试一场吧！”老曾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摩拳擦掌的摔一跤，自此，老曾便成了人们快乐的一部分。
我工作了，也懂事了许多。一年春节，我特意看望了年愈七旬的老曾。
他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但住的仍是一间旧瓦房，只有一个老式的窗户透些光亮，门是朝向暗黑的深巷中的。进门是一个大土灶，灶后是一个火炉，灶边是一张齐胸的简陋的床。屋里很暗，进门，只能看见火焰熊熊的火炉，屋里贮满了呛人的浓烟。
老曾一手拿碗，碗底的手指上还套着根电灯开关的绳子，另一只手拿着锅铲，往碗里舀红薯菜汤。随即拉灭了电灯。
老曾倒是先认出了我，热情让座。见状，我没有同老曾长谈的兴致。寒暄之后，我问到：“曾伯伯，你得过多少军功章，能让我看看吗？”“有十几个，没啥看的，多半让娃娃玩丢了。”他毫不经意地答到，似乎从来没有那回事。
我不禁想到了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章让孩子当玩具的事。我又想到几次在班车上遇到的几位：缺了双腿，断了胳膊，行动艰难，胸前挂满了军功章的老革命，一路上情绪激昂地讲着当年的战斗生活，时而又满腔悲愤地诉说着目前的艰难日子。他们是到县政府讨生活的，年轻的我颇有几分不平。老曾也是老革命，都九十年代了，他的居住条件可算是最差的了，吃的如何？全靠己力。他没有向当地组织要求过什么，更没有去县政府讨过什么生活。这让我看到了那时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本色。
不觉又过了十余年，我回乡偶遇八旬有余的老曾，他面如死灰，如枯枝的双手拄着一木棍颤巍巍地挪动着双脚出门晒太阳。一问，才知道，老曾已病数月，浑身疼痛不堪，昼夜难眠，也无钱进医院。我责问老曾的侄子：“为什么不给叔看病呢！”“没钱！”“是的，我知道你没钱，为什么不找政府？”“我叔不让找！”
后来才知道，老曾的侄子找了，没有解决。
月余，瘦成一把骷髅的老曾离开了人世，乡亲为他举行了极简单的葬礼，棺木没有油漆且有一处破损，我想棺里也不曾垫得什么，真没想到，革命一生的老曾生前餐风露宿、幕天席地，在九泉之下还要饱受肌肤之苦。
他的坟前没有花圈，也没有墓碑。我凄然愤然，用生命给我们创造幸福的老曾，居然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生活了几十年，贫病交加时却无人问津。唉！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呀，除了追逐金钱权力的能耐外，恐怕就是善于忘本了。这真是老曾一代革命者莫大的悲哀呀！我给老曾也顺代挂了“青”，代世人向老曾谢罪，也是在为我那声不光彩的吆喝赎罪呀！
想想还是苍天有情啊！在老曾的孤坟上撒了些不知名的野花，昭示着老曾的功绩。
也许，我对老曾多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