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村里的赤脚医生
老尹是俺村里的赤脚医生。我记得，每到秋冬之际，老尹就到各个生产队指导熬汤来预防流感，主要成分是芫荽和葱姜等。生产队用大铁锅把汤烧好，挨家挨户分汤，大人小孩连喝三天，大家都说这个办法省钱省事，确实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村子有三千多口人，这么大个村那时就老尹自己是个赤脚医生，经常不是这家叫就是那家请，老尹忙得很。他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复员回家后，村里正缺个医生，他就顺理成章的在村里当上了医生。以现在的眼光，可以说老尹的医术并不高明，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他这个赤脚医生还是被乡亲们看重的。
老尹大身板，说话高声大嗓，如果不挎药箱，而是掂着两把杀猪刀，那就是个标准的屠夫。村里人也说，老尹看病就是有点凶劲。他下药重，比如我，当时只有七岁，每当感冒发烧，就让我每次喝两片安乃近和两片土霉素，还让我奶奶再给我盖上厚被子，说是一发汗，高烧就退了。有时，在他不忙得时候，他曾蘸着老白干酒给我擦背，还给我拔过火罐子。在儿时的记忆里，我生病时很少打针，我怕打针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老尹曾给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打过几天针，结果没多长时间，那女孩的一条腿就瘸了。有人说是老尹打针没打对位置。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家里人也不主张老尹给我打针。
村里人说归说，有病还得让老尹看。那时候，温饱问题还没解决，老百姓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有病先是硬撑几天，实在坚持不住才去找老尹。既是老尹看不了的病，村里人也轻易不愿意上县城医院看，只好让老尹死马当成活马医，能活多久算多久。人死了，有的人家连个木棺也买不起，用苇席一卷就埋了。我曾在放学的路上，见到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人拉着架子车，车上是用席卷着的死人，死人的两只脚在席外面露着，随着车子一晃一晃的，其情甚为恐怖，这一幕至今难以在我的记忆中抹灭。奶奶经常说，人的阳寿天注定，该死不能活，该活不能死，她老人家倒是这么做的，头天晚上还喝一碗多粥，谁料第二天早起竟无疾而终。
在我奶奶去世三年后，我爷爷也得了病，吃饭吞咽困难。找来老尹一看，老尹面露难色地对我父亲说:莫不是老爷子得了不治之症。最后一商量，说是必须到县医院确诊一次。第二天清晨，父亲找来八位年轻的邻居，他们把两根椽子绑在一张小床的床帮上，做成了一幅担架，让我爷爷躺在上面，又盖上棉被。他们四个人一班抬起担架就走。县城离我村四十多里路，尽是沟沟坎坎的土路。他们每走五里地就换一次班，老尹和我父亲在后面紧跟着。
我爷爷的了食管癌，县里的医生说治这种病没啥好办法，一是手术治疗，一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也根治不了，况且病人年岁已高，何必再挨上一刀，不如用药物维持。医生开了些药，并叮嘱老尹如何使用。当天，他们抬着我爷爷从县里回到家时，已是深更半夜了。
老尹按县里医生开的药，给我爷爷输液。在随后的日子里，老尹几乎天天守候在我爷爷身旁，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动，给他做点好吃的，他也不肯，说还不如省点钱拿药呢。爷爷渐渐到了滴水未进的地步。那天中午，我正在学校上课，一个邻居跑到班里叫我，说是我爷爷去世了。
办完爷爷的丧事，我家给老尹送了五斤白馍，算是感谢老尹半年多来对我爷爷的精心医护。
在我爷爷去世的第二年秋天，我就离家到外面上学。日子过得真快，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些旧的名词慢慢被人淡忘。譬如这赤脚医生，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介绍，单从字面上理解，现在的孩子或许认为赤脚医生就是不穿鞋的医生呢。老尹越来越闲了，如今村里有了两个个体诊所。这两个开诊所的医生与我同龄，一个叫冯奇，他高中毕业后跟他外祖父学了几年中医，后又到省中医院进修过一年，擅长治疗骨质增生和风湿病。一个叫华萍，自费上了市卫校，主攻妇产科，在村里搞起了优生优育。
村里人看病更加方便了，有人说冯奇和华萍看病见效快痛苦小，就是药费有点贵。老尹还在村医务室里坐着，只是衰老了许多。每当秋冬之际，没有了生产队的大锅，他就在村里的喇叭里仍旧动员家家户户熬汤预防流感。
今年春天，村委会换届选举，烙印的大儿子红兵当上了村长，当大家谈起红兵为何高票当选时，都说红兵像老尹一样为人朴实，热心公益。如果老尹听到这些评价，也该有一丝丝欣慰吧。
村子有三千多口人，这么大个村那时就老尹自己是个赤脚医生，经常不是这家叫就是那家请，老尹忙得很。他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复员回家后，村里正缺个医生，他就顺理成章的在村里当上了医生。以现在的眼光，可以说老尹的医术并不高明，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他这个赤脚医生还是被乡亲们看重的。
老尹大身板，说话高声大嗓，如果不挎药箱，而是掂着两把杀猪刀，那就是个标准的屠夫。村里人也说，老尹看病就是有点凶劲。他下药重，比如我，当时只有七岁，每当感冒发烧，就让我每次喝两片安乃近和两片土霉素，还让我奶奶再给我盖上厚被子，说是一发汗，高烧就退了。有时，在他不忙得时候，他曾蘸着老白干酒给我擦背，还给我拔过火罐子。在儿时的记忆里，我生病时很少打针，我怕打针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老尹曾给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打过几天针，结果没多长时间，那女孩的一条腿就瘸了。有人说是老尹打针没打对位置。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家里人也不主张老尹给我打针。
村里人说归说，有病还得让老尹看。那时候，温饱问题还没解决，老百姓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有病先是硬撑几天，实在坚持不住才去找老尹。既是老尹看不了的病，村里人也轻易不愿意上县城医院看，只好让老尹死马当成活马医，能活多久算多久。人死了，有的人家连个木棺也买不起，用苇席一卷就埋了。我曾在放学的路上，见到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人拉着架子车，车上是用席卷着的死人，死人的两只脚在席外面露着，随着车子一晃一晃的，其情甚为恐怖，这一幕至今难以在我的记忆中抹灭。奶奶经常说，人的阳寿天注定，该死不能活，该活不能死，她老人家倒是这么做的，头天晚上还喝一碗多粥，谁料第二天早起竟无疾而终。
在我奶奶去世三年后，我爷爷也得了病，吃饭吞咽困难。找来老尹一看，老尹面露难色地对我父亲说:莫不是老爷子得了不治之症。最后一商量，说是必须到县医院确诊一次。第二天清晨，父亲找来八位年轻的邻居，他们把两根椽子绑在一张小床的床帮上，做成了一幅担架，让我爷爷躺在上面，又盖上棉被。他们四个人一班抬起担架就走。县城离我村四十多里路，尽是沟沟坎坎的土路。他们每走五里地就换一次班，老尹和我父亲在后面紧跟着。
我爷爷的了食管癌，县里的医生说治这种病没啥好办法，一是手术治疗，一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也根治不了，况且病人年岁已高，何必再挨上一刀，不如用药物维持。医生开了些药，并叮嘱老尹如何使用。当天，他们抬着我爷爷从县里回到家时，已是深更半夜了。
老尹按县里医生开的药，给我爷爷输液。在随后的日子里，老尹几乎天天守候在我爷爷身旁，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动，给他做点好吃的，他也不肯，说还不如省点钱拿药呢。爷爷渐渐到了滴水未进的地步。那天中午，我正在学校上课，一个邻居跑到班里叫我，说是我爷爷去世了。
办完爷爷的丧事，我家给老尹送了五斤白馍，算是感谢老尹半年多来对我爷爷的精心医护。
在我爷爷去世的第二年秋天，我就离家到外面上学。日子过得真快，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些旧的名词慢慢被人淡忘。譬如这赤脚医生，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介绍，单从字面上理解，现在的孩子或许认为赤脚医生就是不穿鞋的医生呢。老尹越来越闲了，如今村里有了两个个体诊所。这两个开诊所的医生与我同龄，一个叫冯奇，他高中毕业后跟他外祖父学了几年中医，后又到省中医院进修过一年，擅长治疗骨质增生和风湿病。一个叫华萍，自费上了市卫校，主攻妇产科，在村里搞起了优生优育。
村里人看病更加方便了，有人说冯奇和华萍看病见效快痛苦小，就是药费有点贵。老尹还在村医务室里坐着，只是衰老了许多。每当秋冬之际，没有了生产队的大锅，他就在村里的喇叭里仍旧动员家家户户熬汤预防流感。
今年春天，村委会换届选举，烙印的大儿子红兵当上了村长，当大家谈起红兵为何高票当选时，都说红兵像老尹一样为人朴实，热心公益。如果老尹听到这些评价，也该有一丝丝欣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