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岁月
母亲一生只嫁过一个男人，生有我们姐弟七个。母亲的一生，为我们这个不算宽裕但充满温馨的家操劳着、忙碌着，直到操白了头发累弯了腰。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善良、最平凡的女人。她和千千万万个勤劳善良的中国妇女一样，默默地、无怨无悔地为自己的男人，为自己的儿女们熬尽一生心血。
母亲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窑头村一个木工家庭。在母亲16岁的时候，外祖父就因外伤去世了，为了生活，身为长女刚刚17岁的母亲就千里迢迢地嫁到天津。当时同是长清籍的父亲来天津已经两年，在老南市靠经营一个素包子摊生活。当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父亲的三叔我的三爷爷、三奶奶。
母亲来到天津以后除了和父亲一起掐包子、做生意外，晚上回家一家人的饭和家务都由母亲料理。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母亲想念家乡的亲人，便和父亲商量卖掉了住房，带着我回到了山东老家，父亲则一个人留在天津继续做卖素包子的生意。听母亲讲，大妹就是在回到山东老家时出生的。
因为小，回到老家以后的事情我记不清了，只知道那时母亲依然在地里干农活。依稀记得，又一次我去刚刚割过的高粱地里地里检豆子，不小心摔倒了，脚被高粱茬子扎破了，流了好多血。后来母亲又带孩子又下地，自己受累不说，还眼看着我们姐妹两个营养不良，就又返回天津的家里。那时，天津的户口很好上，但是住房没了，没有法子，只好和三爷爷、三奶奶挤在一起。我们家的小阁楼可能就是那时搭的吧，三爷爷老两口儿住在楼下，父亲、母亲则带着我们姐妹两个住在暗楼上。后来三妹和大弟出生了，阁楼实在住不下了，父亲就和同院的杜娘商量，借她家的小厨房（两间房子中间只有一米的夹道）来住。
关于我们家的那间小屋，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叙事散文《小屋旧梦》。在小屋生活的日子里，虽然空间狭小，但却让我做了许多美好的梦。梁祝、天仙配等民间流传的爱情故事，都是从母亲过年时在墙上贴的四扇连环画中知道的。
当时我们住的是个小杂院，共有四户人家：我家、杜娘、大姑、马大舅。当时在天津生活多年的杜娘、大姑喜欢玩扑克麻将牌，自然将我的父母也带会了。记得小时候吃完晚饭，母亲倒上一大盆水给我姊妹们挨个洗完澡，就和老姐妹们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牌，缓解一下白天的疲劳。记得小院很小，充其量不过20平米，除了各家放炉子、煤球的地儿，过来过去的都得留神脚下碰点儿什么。可是在长满爬山虎植物的架子下，各种飞虫嗡嗡地飞着，他们却玩得津津乐道。时不时的还有谁因为看到有人犯规大吵几声。现在，那个小院没了，拆迁了，在那个小院玩牌的老人都不在了，只有母亲还健康地活着。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在街道注册的困难户，我们姐妹几个上学几乎都是免费的。1956年公私合营后，父亲去了和平区饮食公司，母亲就在家做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那时家里缺钱，我们姐妹七个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做鞋时打布夹子子和搓麻绳的样子。打夹子是将破布用浆糊一条条、一层层地站好，晾干用来剪鞋底、鞋帮；而搓麻绳则是为了纳鞋底用了。记得母亲那时一边哼着小调，一边在捋起裤腿的腿上搓麻绳，我们姊妹七个还有父亲的鞋几乎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的。母亲不仅做鞋，还做被子，做棉衣棉裤，只是家里穷，买不起缝纫机才没有学会扎衣服。母亲是个利索人，干起活来飞快，一家人的水饺，不到一小时准能吃到嘴里，还从不让我们打下手。
1958年，街道组织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作，母亲也和大多数解放了妇女一样，离开了锅灶到一家集体企业上班了。可好景不长，由于大弟弟的烫伤，母亲又被迫辞职回到家里照顾烫伤的弟弟，从这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正式工作了，为以后的艰辛日子留下了后患。
父亲在公私合营后一直在一家饮食店工作，工资微薄。为了替父亲分忧，母亲在食品厂做过打蛋工、冷食制作工，在家里糊过火柴盒，叠过口罩，还锁过扣眼、牵过裤腿。印象最深的是将一捆捆棉衣抱回家来，用浸过水的海棉擦衣服上的棉花绒，很累的，母亲的胳膊、手腕在那时都落了伤。这些还好说，有我们姊妹们帮着，可是母亲推着小车去卖冰棍儿就更辛苦了，想起来我的心里就一阵阵发酸。那时卖冰棍家里哪有冰箱、冰柜的，只是用几个保温瓶，无论多晚也得卖完了才能回家，不然，穷人是赔不起的。记得1963年小弟弟出生的那一年，国庆节刚过，10月4日那天吧，晚上已经八、九点钟了，我帮着母亲在淮海影院门口（天津食品街旧址）卖冰棍儿，当时母亲怀着小弟弟马上就要临产了，两条腿肿得厉害。我心疼母亲，收摊的时候就让母亲坐在放冰棍儿的小木车上。那时我才12岁，哪懂深浅呀！下坡的时候为了省点力气就撒手了，小车顺着下坡路飞快地滑了下去，可是没有了支撑点，母亲的重身子一下子就将小车坐翻了，连人带箱子一起摔在地上。当时我吓懵了，赶快飞跑几步将母亲扶起来，母亲痛苦地站起来后，勉强坐上小车，我忐忑不安地将母亲推回家。那天究竟把冰棍卖光了没有？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二天我的小弟弟就出生了。听母亲说，如果不出这次意外，小弟弟还要等半个月才来到人间的。
1978年父亲去世时，我才27岁，最小的弟弟才15岁，当时母亲也只有45岁，除了在山东下乡的大妹妹结婚外，我们姊妹6人都没有结婚。可想而知，作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单身女人，将这么多的孩子拉扯大、成家立业谈何容易！
辛酸的往事，辛酸的回忆，这些事情连母亲自己都很少提起了，可是我却一直想将母亲艰辛的一生记录下来，主要是想让自己和姊妹们记住：我们的母亲多么伟大！我们做儿女的，只有加倍的孝敬母亲，才不负老人家一生的操劳！今年的九九重阳节，是我母亲73周岁的寿辰，我早就说好这一天一定赶回天津为老母亲祝寿。但愿我们善良、勤劳、慈爱的母亲能够在有生之年结结实实的多享几天福。我也在此篇文章结束的时候，祝福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幸福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母亲出生在山东省长清县窑头村一个木工家庭。在母亲16岁的时候，外祖父就因外伤去世了，为了生活，身为长女刚刚17岁的母亲就千里迢迢地嫁到天津。当时同是长清籍的父亲来天津已经两年，在老南市靠经营一个素包子摊生活。当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父亲的三叔我的三爷爷、三奶奶。
母亲来到天津以后除了和父亲一起掐包子、做生意外，晚上回家一家人的饭和家务都由母亲料理。我出生后的第二年，母亲想念家乡的亲人，便和父亲商量卖掉了住房，带着我回到了山东老家，父亲则一个人留在天津继续做卖素包子的生意。听母亲讲，大妹就是在回到山东老家时出生的。
因为小，回到老家以后的事情我记不清了，只知道那时母亲依然在地里干农活。依稀记得，又一次我去刚刚割过的高粱地里地里检豆子，不小心摔倒了，脚被高粱茬子扎破了，流了好多血。后来母亲又带孩子又下地，自己受累不说，还眼看着我们姐妹两个营养不良，就又返回天津的家里。那时，天津的户口很好上，但是住房没了，没有法子，只好和三爷爷、三奶奶挤在一起。我们家的小阁楼可能就是那时搭的吧，三爷爷老两口儿住在楼下，父亲、母亲则带着我们姐妹两个住在暗楼上。后来三妹和大弟出生了，阁楼实在住不下了，父亲就和同院的杜娘商量，借她家的小厨房（两间房子中间只有一米的夹道）来住。
关于我们家的那间小屋，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叙事散文《小屋旧梦》。在小屋生活的日子里，虽然空间狭小，但却让我做了许多美好的梦。梁祝、天仙配等民间流传的爱情故事，都是从母亲过年时在墙上贴的四扇连环画中知道的。
当时我们住的是个小杂院，共有四户人家：我家、杜娘、大姑、马大舅。当时在天津生活多年的杜娘、大姑喜欢玩扑克麻将牌，自然将我的父母也带会了。记得小时候吃完晚饭，母亲倒上一大盆水给我姊妹们挨个洗完澡，就和老姐妹们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牌，缓解一下白天的疲劳。记得小院很小，充其量不过20平米，除了各家放炉子、煤球的地儿，过来过去的都得留神脚下碰点儿什么。可是在长满爬山虎植物的架子下，各种飞虫嗡嗡地飞着，他们却玩得津津乐道。时不时的还有谁因为看到有人犯规大吵几声。现在，那个小院没了，拆迁了，在那个小院玩牌的老人都不在了，只有母亲还健康地活着。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就是在街道注册的困难户，我们姐妹几个上学几乎都是免费的。1956年公私合营后，父亲去了和平区饮食公司，母亲就在家做了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那时家里缺钱，我们姐妹七个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做鞋时打布夹子子和搓麻绳的样子。打夹子是将破布用浆糊一条条、一层层地站好，晾干用来剪鞋底、鞋帮；而搓麻绳则是为了纳鞋底用了。记得母亲那时一边哼着小调，一边在捋起裤腿的腿上搓麻绳，我们姊妹七个还有父亲的鞋几乎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的。母亲不仅做鞋，还做被子，做棉衣棉裤，只是家里穷，买不起缝纫机才没有学会扎衣服。母亲是个利索人，干起活来飞快，一家人的水饺，不到一小时准能吃到嘴里，还从不让我们打下手。
1958年，街道组织家庭妇女参加了工作，母亲也和大多数解放了妇女一样，离开了锅灶到一家集体企业上班了。可好景不长，由于大弟弟的烫伤，母亲又被迫辞职回到家里照顾烫伤的弟弟，从这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正式工作了，为以后的艰辛日子留下了后患。
父亲在公私合营后一直在一家饮食店工作，工资微薄。为了替父亲分忧，母亲在食品厂做过打蛋工、冷食制作工，在家里糊过火柴盒，叠过口罩，还锁过扣眼、牵过裤腿。印象最深的是将一捆捆棉衣抱回家来，用浸过水的海棉擦衣服上的棉花绒，很累的，母亲的胳膊、手腕在那时都落了伤。这些还好说，有我们姊妹们帮着，可是母亲推着小车去卖冰棍儿就更辛苦了，想起来我的心里就一阵阵发酸。那时卖冰棍家里哪有冰箱、冰柜的，只是用几个保温瓶，无论多晚也得卖完了才能回家，不然，穷人是赔不起的。记得1963年小弟弟出生的那一年，国庆节刚过，10月4日那天吧，晚上已经八、九点钟了，我帮着母亲在淮海影院门口（天津食品街旧址）卖冰棍儿，当时母亲怀着小弟弟马上就要临产了，两条腿肿得厉害。我心疼母亲，收摊的时候就让母亲坐在放冰棍儿的小木车上。那时我才12岁，哪懂深浅呀！下坡的时候为了省点力气就撒手了，小车顺着下坡路飞快地滑了下去，可是没有了支撑点，母亲的重身子一下子就将小车坐翻了，连人带箱子一起摔在地上。当时我吓懵了，赶快飞跑几步将母亲扶起来，母亲痛苦地站起来后，勉强坐上小车，我忐忑不安地将母亲推回家。那天究竟把冰棍卖光了没有？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第二天我的小弟弟就出生了。听母亲说，如果不出这次意外，小弟弟还要等半个月才来到人间的。
1978年父亲去世时，我才27岁，最小的弟弟才15岁，当时母亲也只有45岁，除了在山东下乡的大妹妹结婚外，我们姊妹6人都没有结婚。可想而知，作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单身女人，将这么多的孩子拉扯大、成家立业谈何容易！
辛酸的往事，辛酸的回忆，这些事情连母亲自己都很少提起了，可是我却一直想将母亲艰辛的一生记录下来，主要是想让自己和姊妹们记住：我们的母亲多么伟大！我们做儿女的，只有加倍的孝敬母亲，才不负老人家一生的操劳！今年的九九重阳节，是我母亲73周岁的寿辰，我早就说好这一天一定赶回天津为老母亲祝寿。但愿我们善良、勤劳、慈爱的母亲能够在有生之年结结实实的多享几天福。我也在此篇文章结束的时候，祝福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幸福快乐地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