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校生1989
参加工作15年了，在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些不死的记忆。这些难忘的片段时刻在磨砺着我，教我清醒，催我成熟，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1989年9月，我考入湛江某技校就读机械专业，在3年的中技生涯中，有几件事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难以释怀。
同学被开除。我的一位刚入学不久的同班同学，因为在校实习工厂用粉笔写下了“******万岁！”而引起整个学校地震，首脑们更是万分震怒，下令彻查该学生来历，事件甚至牵连到他的祖宗三代。后来学校以“考察期未过三个月，政治思想不过硬”为由，开除了这名公费生，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难怪，当时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八九“学运”刚过去不久。
奖学金。我在1989年入学，当时每个学期的学费是180元左右，好象已经包括住宿费了。最优越的条件是我们统招公费生还有国家资助，每个月如果不犯事，可以得到30元的奖学金。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这些钱已经不少了。每次领到奖学金，第一件事是加菜。自费生看到我们发钱都很失落，况且他们交的学费也要比我们多。这种待遇延续到1992年我们毕业，据说此后公费生的学费开始飙升……
单科奖。读中技的同学都有这种感觉：混日子捞文凭找工作。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学校在每个班每门功课都设立“单科奖”，由于受写作能力的正面“影响”，任语文课的志平老师（后来升任政工科科长，再最后来调到湛江某旅行社任部门经理。）每学期都会关照地在试卷上评我最高分，从而使我包揽了各个学期的“语文单科奖”，还有一次好象得了“物理单科奖”，领到过一个精美的包子和一套电工工具。其周和泽云同学还经常调侃地说：“读技校三年，六个学期，没拿过一次单科奖，贼遗憾！”
收信情结。因为对开设的科目不感兴趣，所以上课写信是我们的一大乐趣，老师对此一概不理，只要你不喧哗影响别人就可以了。每个同学对收信都耿耿于怀，开始是下第二节课后，大家蜂拥到收发室，排队查看信件。后来出现了拥挤，学校决定，干脆只让班长去取。一到收信时间，我们都假装不在意地瞟着远生班长手里的信件，心里非常渴望有自己的信件。他有时很坏，拿着信件故意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挑逗你，却又没有你的信，那种滋味甭提多难受，连上下一节课的心情都给提前破坏了。
笔友热。说真的，读中技有点无聊，于是很多人喜欢交笔友，通过书信打发时间（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没有网络，更不可能上什么“QQ”或者“博客”）。当然，笔友只交异性。我记得我也交了不少，交得最欢的是泽云同学，他某天在《中外少年》上登了一小段文字和通信地址，于是他的笔友信件便如雪片般飞进“八九机械”的信袋里，每次看他领到厚厚一叠的信件，我们都羡慕得眼红，估计他花的邮资也不少吧。我真正见面的笔友也有几个，都是“怀春”阶段的感觉，青涩有味。值得沾沾自喜的是我文笔不错，能将女笔友说得天花乱坠（仅仅在感情上而已），她们还在女生宿舍公开宣读我的信件。
我当文学社社长。我酷爱写作，这种天分在念小学时就充分体现。念中技时，功课不是很紧张，所以我有一有时间就阅读一些期刊，最喜欢的是纯文学杂志《散文》，看到精彩的内容我就摘录下来，曾经为丢失一期而懊恼了几天。虽然我也向杂志社投稿，但都如泥牛入海。后来我花了“巨资”15元，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少男少女》杂志社短训班，交了作业但没能发表。当时在中国校园，汪国真的诗歌和短语主宰大部分学生的灵魂，热得不可开交。我也是其中的热随者，每期《辽宁青年》都会刊登他的文章，短语说理性很强。于是我便抄下来推荐给湛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一档节目，主持人叫“雪婷姐姐”（后来参加工作了我找过她一次，这美女贼高，1.78米，我仰视她象看现在的姚明。）每次寄给她，她都在会节目里念出推荐者的名字，很是满足我的虚荣心。熟悉之后，我试着写了一篇类似的稿件《得与失》，想不到她居然采用我的文章。在第二次重播时，我录下了这段录音。这可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接下来几天，她还将我的文章用打字机整理好寄给我，并附一张录用稿件通知书。这篇稿子有3元稿费，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由于名字写错了，我没能拿到这第一笔稿费，单子直到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那时在校学生发表文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除了在我们班传开外，时任学生会主席的我们班远生班长，在学校即将成立文学社时毅然推荐了我。于是，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我顺其自然地当上了文学社首届社长。文学社的名字是我起的，还率先在全省技工学校印刷发行正规铅字校报。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主题为“爱心满人间”的征文大赛，我写的微型小说《小巷深处》在全省征文中脱颖而出，电台给我寄了参加在广州举行表彰活动的通知书，我当然没钱买票参加，这张通知书我保留了很久，后来终于丢失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以为珠江台会给我邮寄奖金或奖品，但直到毕业也没等到，也尝试写信告诉该栏目主持人，没有回音。
英子的故事。丽英比我低一届，是一名优秀的校广播员。我们结识在文学社，她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女生，她、泽云和我是三个好知己，无话不说。毕业后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互相鼓励着，我曾经写了一篇记事散文《共同度过》，来纪念我们的这段纯真友谊，可惜现在，恐怕已经联系不上了。
我不是“夫子”。这是初中同学远章给我起的“非世纪外号”，说我对女人油盐不进，还老写些是人都看不懂还老气横抽的东西“糊弄”他。泽云非常这样不客气地称呼我“夫子”，我也曾经作过一些有气无力的辩解，但几乎没收到效果。现在想起来，我不服，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有“鲁迅”风格，干嘛不叫我“迅子”呢？不过，时至今日，我倒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曾经梦想过要回农村休养生息……不管如何，为当时正名也好，调侃也罢，谢谢理解“夫子”这个外号的几个老同学。
分配到南方制碱厂。毕业万岁！可找工作却犯愁，那时我们毕业不能留湛江，要回到所在的县城或者到“珠三角”闯荡。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想见见大世面，于是在企业招工时，我选择了一家新企业——南方制碱厂。面试的人祖籍在我们县，也算半个老乡了，再加上我曾担任社长的缘故，很快就被录取了，同厂的还有李明、子全。最早被企业录用的是泽云兄，没毕业就跑到南海，以至于后来照毕业相时惟独没有他，对此他耿耿于怀。我母亲不想我到珠三角“流浪”，在户籍已经办好即将迁往广州时（那时迁户口不用花钱，问题是要为企业工作五年），我母亲第一次到了我们学校，央求领导，还谎称我是独子，请求学校不要把我的户口迁往广州，最终领导答应了。
老乡害了我。在我即将毕业时，母亲听说某电厂招工，于是第一次带我上广州找到一位亲戚，当时他负责筹建电厂的一些事宜。找到他后，他答应帮忙疏通指标。他来蹲点时，已经为我找到了工作指标，而且还寄过一封信到学校给我，要我带相关资料报到。但当时我已经回到县城，没收到信。见我没有回音，亲戚以为我工作有着落了，退了工作指标。后来我才知道，那封信是我一位同届的一位老乡拿了，说送到我手上，哪知他不知道我的住处，所以没能及时转到我手上，耽误了报到时间和我的前程。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见过这封信，这是历史的冤案，深深刺痛我的某根神经。
争名夺利。我在即将毕业时，低我一届的浩保经常到我宿舍汇报请示文学社的工作。同学们说，他要接你的班当社长，所以想拉关系。我当时也没多想，社长这算什么官？反正谁接班我说了不算，也没多理会。在我毕业工作后，社里就有人反映，他自任社长，出报错漏百出，还给我寄了报纸，确实校对得不好。想想我苦心经营的文学社开始变味，而我却只能听片面之词，难免有些伤感。
三年技工学校的学习生活，值得回忆的人和事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譬如：“89机械的八只雌性国宝”、“我的第一次新闻采访”、“瓜子脸诗人泽云”、“三星公司的排骨饭”、“在铁道边散步”、“阳春旅游”、“床底下的黑刀”、“扔掉同学的收音机”、“晚自习同学恋”、“到卫校找女生”、“兄弟般的廖武老师”、“自行车上的友谊”、“街头骗吃牛肉串”、“五块钱卖社员”等等。罗列以上，谨此纪念！
同学被开除。我的一位刚入学不久的同班同学，因为在校实习工厂用粉笔写下了“******万岁！”而引起整个学校地震，首脑们更是万分震怒，下令彻查该学生来历，事件甚至牵连到他的祖宗三代。后来学校以“考察期未过三个月，政治思想不过硬”为由，开除了这名公费生，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难怪，当时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八九“学运”刚过去不久。
奖学金。我在1989年入学，当时每个学期的学费是180元左右，好象已经包括住宿费了。最优越的条件是我们统招公费生还有国家资助，每个月如果不犯事，可以得到30元的奖学金。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这些钱已经不少了。每次领到奖学金，第一件事是加菜。自费生看到我们发钱都很失落，况且他们交的学费也要比我们多。这种待遇延续到1992年我们毕业，据说此后公费生的学费开始飙升……
单科奖。读中技的同学都有这种感觉：混日子捞文凭找工作。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学校在每个班每门功课都设立“单科奖”，由于受写作能力的正面“影响”，任语文课的志平老师（后来升任政工科科长，再最后来调到湛江某旅行社任部门经理。）每学期都会关照地在试卷上评我最高分，从而使我包揽了各个学期的“语文单科奖”，还有一次好象得了“物理单科奖”，领到过一个精美的包子和一套电工工具。其周和泽云同学还经常调侃地说：“读技校三年，六个学期，没拿过一次单科奖，贼遗憾！”
收信情结。因为对开设的科目不感兴趣，所以上课写信是我们的一大乐趣，老师对此一概不理，只要你不喧哗影响别人就可以了。每个同学对收信都耿耿于怀，开始是下第二节课后，大家蜂拥到收发室，排队查看信件。后来出现了拥挤，学校决定，干脆只让班长去取。一到收信时间，我们都假装不在意地瞟着远生班长手里的信件，心里非常渴望有自己的信件。他有时很坏，拿着信件故意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挑逗你，却又没有你的信，那种滋味甭提多难受，连上下一节课的心情都给提前破坏了。
笔友热。说真的，读中技有点无聊，于是很多人喜欢交笔友，通过书信打发时间（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没有网络，更不可能上什么“QQ”或者“博客”）。当然，笔友只交异性。我记得我也交了不少，交得最欢的是泽云同学，他某天在《中外少年》上登了一小段文字和通信地址，于是他的笔友信件便如雪片般飞进“八九机械”的信袋里，每次看他领到厚厚一叠的信件，我们都羡慕得眼红，估计他花的邮资也不少吧。我真正见面的笔友也有几个，都是“怀春”阶段的感觉，青涩有味。值得沾沾自喜的是我文笔不错，能将女笔友说得天花乱坠（仅仅在感情上而已），她们还在女生宿舍公开宣读我的信件。
我当文学社社长。我酷爱写作，这种天分在念小学时就充分体现。念中技时，功课不是很紧张，所以我有一有时间就阅读一些期刊，最喜欢的是纯文学杂志《散文》，看到精彩的内容我就摘录下来，曾经为丢失一期而懊恼了几天。虽然我也向杂志社投稿，但都如泥牛入海。后来我花了“巨资”15元，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少男少女》杂志社短训班，交了作业但没能发表。当时在中国校园，汪国真的诗歌和短语主宰大部分学生的灵魂，热得不可开交。我也是其中的热随者，每期《辽宁青年》都会刊登他的文章，短语说理性很强。于是我便抄下来推荐给湛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一档节目，主持人叫“雪婷姐姐”（后来参加工作了我找过她一次，这美女贼高，1.78米，我仰视她象看现在的姚明。）每次寄给她，她都在会节目里念出推荐者的名字，很是满足我的虚荣心。熟悉之后，我试着写了一篇类似的稿件《得与失》，想不到她居然采用我的文章。在第二次重播时，我录下了这段录音。这可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接下来几天，她还将我的文章用打字机整理好寄给我，并附一张录用稿件通知书。这篇稿子有3元稿费，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由于名字写错了，我没能拿到这第一笔稿费，单子直到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那时在校学生发表文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除了在我们班传开外，时任学生会主席的我们班远生班长，在学校即将成立文学社时毅然推荐了我。于是，在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我顺其自然地当上了文学社首届社长。文学社的名字是我起的，还率先在全省技工学校印刷发行正规铅字校报。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主题为“爱心满人间”的征文大赛，我写的微型小说《小巷深处》在全省征文中脱颖而出，电台给我寄了参加在广州举行表彰活动的通知书，我当然没钱买票参加，这张通知书我保留了很久，后来终于丢失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以为珠江台会给我邮寄奖金或奖品，但直到毕业也没等到，也尝试写信告诉该栏目主持人，没有回音。
英子的故事。丽英比我低一届，是一名优秀的校广播员。我们结识在文学社，她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女生，她、泽云和我是三个好知己，无话不说。毕业后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互相鼓励着，我曾经写了一篇记事散文《共同度过》，来纪念我们的这段纯真友谊，可惜现在，恐怕已经联系不上了。
我不是“夫子”。这是初中同学远章给我起的“非世纪外号”，说我对女人油盐不进，还老写些是人都看不懂还老气横抽的东西“糊弄”他。泽云非常这样不客气地称呼我“夫子”，我也曾经作过一些有气无力的辩解，但几乎没收到效果。现在想起来，我不服，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有“鲁迅”风格，干嘛不叫我“迅子”呢？不过，时至今日，我倒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曾经梦想过要回农村休养生息……不管如何，为当时正名也好，调侃也罢，谢谢理解“夫子”这个外号的几个老同学。
分配到南方制碱厂。毕业万岁！可找工作却犯愁，那时我们毕业不能留湛江，要回到所在的县城或者到“珠三角”闯荡。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想见见大世面，于是在企业招工时，我选择了一家新企业——南方制碱厂。面试的人祖籍在我们县，也算半个老乡了，再加上我曾担任社长的缘故，很快就被录取了，同厂的还有李明、子全。最早被企业录用的是泽云兄，没毕业就跑到南海，以至于后来照毕业相时惟独没有他，对此他耿耿于怀。我母亲不想我到珠三角“流浪”，在户籍已经办好即将迁往广州时（那时迁户口不用花钱，问题是要为企业工作五年），我母亲第一次到了我们学校，央求领导，还谎称我是独子，请求学校不要把我的户口迁往广州，最终领导答应了。
老乡害了我。在我即将毕业时，母亲听说某电厂招工，于是第一次带我上广州找到一位亲戚，当时他负责筹建电厂的一些事宜。找到他后，他答应帮忙疏通指标。他来蹲点时，已经为我找到了工作指标，而且还寄过一封信到学校给我，要我带相关资料报到。但当时我已经回到县城，没收到信。见我没有回音，亲戚以为我工作有着落了，退了工作指标。后来我才知道，那封信是我一位同届的一位老乡拿了，说送到我手上，哪知他不知道我的住处，所以没能及时转到我手上，耽误了报到时间和我的前程。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见过这封信，这是历史的冤案，深深刺痛我的某根神经。
争名夺利。我在即将毕业时，低我一届的浩保经常到我宿舍汇报请示文学社的工作。同学们说，他要接你的班当社长，所以想拉关系。我当时也没多想，社长这算什么官？反正谁接班我说了不算，也没多理会。在我毕业工作后，社里就有人反映，他自任社长，出报错漏百出，还给我寄了报纸，确实校对得不好。想想我苦心经营的文学社开始变味，而我却只能听片面之词，难免有些伤感。
三年技工学校的学习生活，值得回忆的人和事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譬如：“89机械的八只雌性国宝”、“我的第一次新闻采访”、“瓜子脸诗人泽云”、“三星公司的排骨饭”、“在铁道边散步”、“阳春旅游”、“床底下的黑刀”、“扔掉同学的收音机”、“晚自习同学恋”、“到卫校找女生”、“兄弟般的廖武老师”、“自行车上的友谊”、“街头骗吃牛肉串”、“五块钱卖社员”等等。罗列以上，谨此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