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之童年烙印

作者:未知 来源: 网络 时间: 2016-12-19 08:44 阅读:
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人生历程走过了一半。感受着如今缤纷多彩的世界,有许多童年的片段,偶尔象倒豆般涌出脑海,敲打着世故麻木的灵魂,教人还充满希望,然而自己却又十分清醒,这些温馨岁月里的童趣是永远也无法重来的了。如果您今年也是三十五岁左右,你还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计划年代,有过粮票、肉票和布票吗?打开记忆的闸门,你的童真就在眼前……
压岁钱 七十年代的农村贫穷落后,多子饥荒的家庭比比皆是,我家也有七姐妹。长年吃不上大米,严寒的冬天大人们便到山上,象寻宝一样在别人挖剩的地里找番薯根,这就是我家的主粮。过年时,就算再穷的家庭也有好心的邻居周济,能吃上几顿大米饭。大年三十晚上,大人都会给孩子发压岁钱,那年我早早睡了,朦胧中感觉有人翻动我的口袋,知道给压岁钱后我假装睡着。等妈妈走开时,我兴奋得直掏口袋,摸出来对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一看只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委屈得偷偷流泪……
捕蝉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捕蝉,捕来后用禾草烤着吃,挺香的。夏天一到,天还没亮蝉儿就引吭高歌,逗得孩子们睡不着觉。捕蝉的工具很简单,一根竹子,顶端粘上用煤油浸泡的生胶,这东西粘力贼强,一碰到蝉儿就粘住,挣扎不开,之后就成了我们的一顿美餐。
陀螺 那时的陀螺都是木制的,削成形后在底部楔一根钢针,玩时用麻绳缠紧,用力抛在地上旋转,常定的战斗规则是比旋转时间长短和几个陀螺轮番攻击一个旋转的陀螺,如果所有陀螺都击不倒它,那这个陀螺就可以得胜转为攻击者。
窑红薯 农村的孩子,冬天特别饥饿,于是在放牛的时候,几个人聚在一起,偷地里的红薯窑着吃。窑红薯的基本步骤是:分工拾柴草、挖红薯、起泥窑。泥窑是这样建成的:先在泥地上挖出一个坑,用砖块围出一个地方,然后在砖块上慢慢摞泥团,摞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一个金子塔,窑顶是尖尖的,里面要通风透气。把捡来的柴草放在泥窑里面烧,等泥团烧得通红后,撤出柴灰,放进红薯,立刻用木棍****泥窑,覆盖着红薯,再撒些冻土,不久红薯就散发出阵阵香味,等熟了挖出来剥掉皮,那个香呀,扑鼻撩人,吃起来感觉比神仙还快活!
电视 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不通电,只有农场才有黑白电视看。一到周末,在大人的率领下,孩子们就浩浩荡荡向离家五公里处的农场看电视,这是当时最高级的娱乐。去的时候挺兴奋,看的时候也精彩,可回来就苦了。夜里十一点多钟才散场,我们小孩子已经呵欠连天,眼皮打架,就地都可以睡着。摸黑回来时,运气好的有大人背着,睡得跟死猪一样。那时最爱看战斗片,看得最多的是《大渡河》,解放军打仗的场面真是百看不厌。
香烟 受大人的影响,孩子们觉得抽烟是长大成熟的象征,逛街时每人口叼一根香烟,烟雾萦绕,神气活现,以“小混混”自居。我也抽过烟,认为很时尚,买最便宜的香烟,一毛几分钱一盒,不带过滤咀,坐在桥头上狂抽,一根接着一根。我抽烟不知啥滋味,只讲究派头,并未上瘾,很快便戒了。
烟盒 1981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小学生喜欢玩一种叫“斗烟盒”的游戏,谁赢的烟盒多谁光荣。八十年代初,香烟都是软盒包装,我们常走在大街上、候车厅周围和铁道旁捡香烟盒,回来折成梯形,几个小孩子开战。烟盒的名字现在还记得几种,有“翡翠”、“大前门”、“金谷”、“大重九”等等。
大香港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处繁华,纸醉金迷,是人间的天堂。那时,人们喜欢效仿,小青年纷纷穿起喇叭裤、花衣裳、留长发、染指甲、吹口哨,走起路来扭扭捏捏。学生是绝对不允许这种装扮的,否则就会被扣上“道德败坏”、“伤风败俗”、“无心上学”、“小偷流氓”等帽子,完了还要抓典型,通知家长劝退学业。
武打片 从战斗片向武侠片转变,是童年看影视的取向。最早看的武侠电视剧是日本的《姿三四郎》,紧接着是香港的连续剧《霍元甲》,一听到《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主题歌,大人和孩子们就齐刷刷地跑到电视机前,聚精会神观看,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不为过。《霍元甲》之后是《陈真》、《霍东阁》、《再向虎山行》、《射雕英雄传》等一系列香港武侠电视剧。武侠电影最早的是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之后是《少林弟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等系列国产电影。我们究竟酷爱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一部影片能连续看上三遍都不觉得厌烦。
绝招 小孩打架时制服对手最常用的招式,就是寻找机会抓住你的手指,用力一扳,钻心的痛,那种手指欲断泪流不止的惨状不到你不服输。
鲤鱼打挺 受到武侠片的熏陶,同学们勤习“武术”。“鲤鱼打挺”是一个“会武”之人的招牌动作,毕竟很难学。一群孩子聚集玩耍时,会的就显摆不停,不会的积极练习。那时我悟性极高,不久就学会了,躺在草地上,不用掌力光用头力也能“打挺”,羡煞旁人。
纸公仔 那是用硬纸印制的玩具,正面印着各种人物图案,背面有说明。常用的游戏规则有几种,一种是用手指夹着扔,谁扔得远就算赢;一种是放在地上挑,谁的纸公仔正面压着对方的背面就算赢;还有一种是拿在手上互拍,或在墙上拍,掉地上时谁是正面谁赢。有时我纳闷,怎么别人的老是正面着地,输得我满脸通红,原来他用两个一样图案的纸公仔,将背面粘起来变成一个,这样无论怎么落地都是正面,这是作弊的手法,被人发现是要挨揍的。
抄歌词 八十年代初期,港台流行歌曲主导着整个大陆市场,邓丽君、许冠杰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有人专门干起贩卖磁带、录制歌曲的生意,大街小巷到处播放这些流行歌曲。学生喜欢的是校园歌曲,歌词催人奋进,朗朗上口,象《外婆的澎湖湾》、《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回娘家》、《橄榄树》、《我的中国心》、《蜗牛和黄鹂鸟》等等,在校园经久传唱,之后又出现了“费翔热”、“齐秦热”、“张明敏热”。对喜爱的歌曲,我们会搜集歌词,整理成册,自我哼唱,陶醉其中。女孩子设计的歌本最精致,里面贴着彩画,喷上香水,谁要借抄还不轻易给呢。
讲故事 缺少娱乐的年代,无聊的孩子就会三五成群围坐在水泥地上,安排一个“孩子王”拿着粉笔在地上边画边讲。“讲故事”时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你怎么说“主讲者”就怎么应付你,讲完了地上就是一大幅图画。所讲故事情节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大部分以武打为内容,在虚拟的刀光剑影中自娱自乐,打发时间。
收音机 八十年代初的学生,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身份的标志,可以听电台节目,最喜欢的是“听众点歌”环节,戴着耳塞陶醉听歌是一种高级享受。歌曲虽然好听,但买干电池得大出血,废旧的电池经常堆满抽屉不舍得扔。我喜欢无线电,也买过几本维修的书籍,简单的耳塞可以自己维修,复杂的根本学不会,因为看不懂电子线路图。
“鬼”拍后脑 童年时,农村以“生产队”为划分单元,粮食统筹统分。每到插秧、收割的农忙时节,各家各户都要出动劳力,劳动时有队长专门记工分,收成时按“工分”多少放粮。因此一到忙季,大人们都抢工分,整天在地里干活,经常干到伸手不见五指。那时我年纪小,不敢一个人睡,每天便枯坐在一间废弃房间的窗前等大人回家。有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打瞌睡,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拍打我的后脑勺,周围漆黑一片,我害怕得飞也似的跑到邻居家,依然惊魂未定。多少年后,我慢慢长大,猜那一“巴掌”可能是夏天从稻田里飞来的蚱蜢“踢”的。
卖竹子 八岁那年,我一个人在农村居住。为了攒钱,我砍了三根长竹子,跟随大小孩,肩扛着步行到离家五公里的集市上卖。重重的竹子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磨擦得发红流血,身材矮小很难控制平衡,一路颠簸前行,扛不动时我就停下来,又渴又饿,嗓子直冒烟,感觉快要死了。最后卖了三毛钱,在集市上美美地吃了一顿。
战沙雕 两群孩子各捡一块带窟窿的泥砖摆在面前,然后用沙子互相攻击对方,把窟窿堵上就算赢了。为了争辩堵没堵上对方的窟窿,我们常常吵的面红耳赤,然后是大打出手,一哄而散。
飞瓦片 找一些废弃的瓦片,在水塘边飞,比谁手里飞出的瓦片落在水面上飞行的动作优美持久。有一次,一个大人也凑热闹在对面飞瓦片,正好窜中我的眼角,血流不止,差点眼睛就废了,现在我的眼角还有当时受伤留下的疤痕。
擂台战 这是课间十分钟或课余时间玩的一种集体游戏。在地上画两个带“通道”的大方圈,两群人站在圈中,互相拉扯,谁被拉出圈外就算“死掉”,直到一方全部出圈另一方才算赢,有时还会扯烂衣服,不过可以当作一种体育运动,对身体有益。
小商人 我从上二年级起,就开始一个人上街卖凉茶,在市场上卖鸭蛋。直到上中学还帮家人卖过白粥、面包。长大后脸皮变薄了,总觉得抛头露面是很件丢人的事,尤其是看到熟悉的女同学,简直就象老鼠见猫,躲起来不敢见人,但从商的经历告诉我:生活原来有很多艰辛和压力……
小人书 八十年代初,孩子们喜欢收集小人书,谁的多谁就是孩子王,也可以享受被人求着借书的待遇。那时,小人书就是孩子的命根子,“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有借无还,再借就难”是真实的写照。略具经济头脑的孩子,还会利用假日,带上一卷席子,到商店门前摆地摊。一地的小人书任你瞧,看一本要付给五分钱,场面相当火爆,每隔几米就有一个摊子,都是看小人书的孩子。我也摆过小人书摊,但由于存书量少,每天赚的钱很少超过一元。几经变迁,我那批小人书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否则现在一定很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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