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汉子
我认识闻捷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但还没有毕业分配，而闻捷已经成名，他的成名作《天山牧歌》早已出版多年，不过，他的名气在当时的上海还不算太响，这主要是上海有太多的文化名人和大家，擗开巴金、靳以等30年代就已名震文坛的前辈外，就是他的同代人，如茹志鹃、峻青等，好象比他更广为人知些，原因是前者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百合花》一直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后者专写革命斗争题材，他的《黎明的河边》，也是中学生所必读。
闻捷的诗作我起先是在解放日报的副刊“朝花”上看到的，后来读了他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写得那样清新高洁，对他有较深刻的印象。
1966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亚洲和非洲各国的知名作家云集北京举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会后，又来上海访问，会见上海众多的同行。巴金作为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在国际饭店14楼设宴招待。 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作协的重要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宴席不是圆桌，而是长条桌，呈U形，但南桌最长，东西两面短些。主客双方都在U形长条桌的外侧，比邻而坐。内侧则是翻译们的专座，间隔一段距离设一个座，主要以能兼顾到为每一位中外作家翻译为度。每个座位前的桌上还都放有入座者的中英文姓名牌。
是日，我随众人乘电梯来到14楼宴会厅，很快就找到自己在西侧的座位。入座不久，我对面的中外宾客也先后都入坐了。服务员送上饮料。在等待巴金等领导人入席之际（巴金和当时的文化局长孟波陪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常设局书记森纳那亚克最后到场），我打量一下坐在我对面左侧的中方作家。这是一个很有军人气质的男子，穿着兰色的卡中山装，胸脯挺直，两肩很宽，年纪40多点，脑袋圆圆的，剃着小平头，一脸的严肃，操一口道地的北方话，看得出，是个不善开玩笑的人。我很有礼貌地主动同他打招呼：请问您贵姓？他也一本正经地回答：闻捷，我叫闻捷。“喔，是闻捷呀！”我心底轻轻地叫道，但由于时间有限，我立即又请教坐在他左首的非洲作家的大名，并抓紧时机履行我的翻译职责，向那位非洲作家介绍闻捷。两人握手后，非洲朋友问闻捷：Are you a writer?意思是“您是作家吗？”这其实也是句废话，不是作家能来这里吗？但由于双方不熟悉，也是无话找话说吧。可是writer这个英文词虽然常被翻译成“作家”，但其本意却是“写作者”，也就是写字的人都可以称之为writer.我当时毫不思考地就直译给闻捷听：“您是作家吗？”我预料闻捷一定会回答：是的。不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老哥竟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我是写诗的。一边回答，一边抬起右手作捏笔状，在空中比画一下。我心下好生纳闷，堂堂一个作家，怎么不知道诗人就是诗歌写作者呀，但翻译容不得你打半点隔楞的，我立即翻译道：Yes, but I write poems. (是的，但我是写诗的。)那非洲作家赞许地点点头，双方又说了些闲话，不一会巴金一行就到了。
说实在的，同闻捷的初次见面或曰初次合作，对他印象不是很好，人嘛太严肃，加上“诗人不是作家”的回答，更令我怀疑他的真本事。
我同他的二度合作，有些偶然。他陪同的巴基斯坦作家名叫伊什瓦克，没两天就吵着要回国，一了解，原来是翻译员没能很好地传达他的话语。那翻译员与我同姓，也姓陈，有40多岁，是调干生出生，人很随和，但英语基础比较差。领导经过紧急磋商，决定马上换下老陈，指派我顶上去（我原来同《萌芽》主编哈华是一组），这样，我就同闻捷一组，第二次当他的翻译。
开始时，我也担心老外脾气坏，一接触，才发现伊什瓦克是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作家，老闻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我们三人一起外出活动，却谈谈笑笑，相当轻松。老闻的身材比较魁梧高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比较帅的那种。相处时间一长，我发现，老闻其实也是个很随和的人，心胸比较开阔。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我有时候请教伊什瓦克，“钥匙圈”英文叫什么？“斑马线”又叫什么？老闻在一旁都无所谓。换了别的中方陪同人员，往往摆出一副领导的派头，会指责得同翻译关系紧张起来。
按照规定，一到晚上在结束一天外事活动后，我和老闻就要在宾馆房间里将一天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尽快送交秘书处。我同哈华合作时，都是我先写，他去洗澡，然后他再稍作修改。同闻捷合作，他都自己写，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一部分。我只是翻译，仅起沟通作用而已。通过切身的比较，感觉到老闻实在多了。
由于亚非两大洲来的作家人数太多，而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相对不足，加之还有一小部分外宾提前回国，所以接待组决定进行第二次编组。令我想不到的是，当作协党组书记、着名作家峻青刚宣布完要重新编组，别的作家都是无所谓的，老闻却第一个站起来，点名要同我在一组。陪同作家点名找翻译，他是唯一的一个。这使我很是感动，因为我的劳动得到他的认可了啊！
这次我们接待的是马里作家马凯，是一个大胖子。巧的是，他居然是我老师加尔文女士的朋友，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当他向我打听我老师时，我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请他向接待组问讯。这第三次同老闻合作，可以说是很和谐了。我对闻捷的说话方式和意图有一定的熟悉，双方配合得更为默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还曾是38式的老干部，当过新华社分社社长哩！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官气！一点感觉不到当过官而特有的那种自以为自的别扭劲。甚至感觉不到那种成名诗人的狂傲。我只感到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陪同人员而已！也仅此而已！
有一次我们回房后，他显得很兴奋，对我说：小陈啊，你英语这么好，将来可以翻译些诗歌嘛。我笑了，说：老闻，你自己是诗人，你可不知道诗歌有多少难译呢！我在学校读书时听说郭沫若在北京接待过一名外国着名诗人，偌大的北京城居然找不出一个合格的翻译，结果组织上立马急调上外一位姓盛的老先生上京帮忙。中外两大诗人在会见时大发诗兴，各自拈口赋诗相赠，盛老先生果然了得，英汉诗歌互译，一挥而就，令郭老赞口不绝，唯一的缺憾是老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英语，但那一口宁波普通话倒叫郭老听得大打折扣了。
真正能译诗的人是不多的。
不久，我同闻捷同志在虹桥机场送走马凯。因我马上就要同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王景去接缅甸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所以，就在机场同闻捷作别。他紧握我的手，很客气地说了些感谢合作之类的话，他初次给我很严肃的印象已经荡然无存，我感觉他也是个性情中人，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也是在这一刻，我才了解到他原来不是北方人，是江苏人！
万没想到，2个月后，我从北京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后回沪，延安中路的瑞金剧院门口贴着****上海的四条汉子闻捷等人的横幅大标语，并说他自绝于人民，我还当他已经死了呢。着实吃惊不小！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他还没死，而是被关进了牛棚。但从此后他厄运连连，先是发妻跳楼自杀，后是女儿们被赶出家门，一直熬到1971年初，终于真的自杀了，是开煤气自杀身亡的。这么一个实在的中年汉子就这样没了。死时还不到50岁。
闻捷的诗作我起先是在解放日报的副刊“朝花”上看到的，后来读了他的组诗《吐鲁番情歌》，写得那样清新高洁，对他有较深刻的印象。
1966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亚洲和非洲各国的知名作家云集北京举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会后，又来上海访问，会见上海众多的同行。巴金作为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在国际饭店14楼设宴招待。 这是一次盛大的宴会，作协的重要会员几乎都出席了。宴席不是圆桌，而是长条桌，呈U形，但南桌最长，东西两面短些。主客双方都在U形长条桌的外侧，比邻而坐。内侧则是翻译们的专座，间隔一段距离设一个座，主要以能兼顾到为每一位中外作家翻译为度。每个座位前的桌上还都放有入座者的中英文姓名牌。
是日，我随众人乘电梯来到14楼宴会厅，很快就找到自己在西侧的座位。入座不久，我对面的中外宾客也先后都入坐了。服务员送上饮料。在等待巴金等领导人入席之际（巴金和当时的文化局长孟波陪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常设局书记森纳那亚克最后到场），我打量一下坐在我对面左侧的中方作家。这是一个很有军人气质的男子，穿着兰色的卡中山装，胸脯挺直，两肩很宽，年纪40多点，脑袋圆圆的，剃着小平头，一脸的严肃，操一口道地的北方话，看得出，是个不善开玩笑的人。我很有礼貌地主动同他打招呼：请问您贵姓？他也一本正经地回答：闻捷，我叫闻捷。“喔，是闻捷呀！”我心底轻轻地叫道，但由于时间有限，我立即又请教坐在他左首的非洲作家的大名，并抓紧时机履行我的翻译职责，向那位非洲作家介绍闻捷。两人握手后，非洲朋友问闻捷：Are you a writer?意思是“您是作家吗？”这其实也是句废话，不是作家能来这里吗？但由于双方不熟悉，也是无话找话说吧。可是writer这个英文词虽然常被翻译成“作家”，但其本意却是“写作者”，也就是写字的人都可以称之为writer.我当时毫不思考地就直译给闻捷听：“您是作家吗？”我预料闻捷一定会回答：是的。不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老哥竟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不，我是写诗的。一边回答，一边抬起右手作捏笔状，在空中比画一下。我心下好生纳闷，堂堂一个作家，怎么不知道诗人就是诗歌写作者呀，但翻译容不得你打半点隔楞的，我立即翻译道：Yes, but I write poems. (是的，但我是写诗的。)那非洲作家赞许地点点头，双方又说了些闲话，不一会巴金一行就到了。
说实在的，同闻捷的初次见面或曰初次合作，对他印象不是很好，人嘛太严肃，加上“诗人不是作家”的回答，更令我怀疑他的真本事。
我同他的二度合作，有些偶然。他陪同的巴基斯坦作家名叫伊什瓦克，没两天就吵着要回国，一了解，原来是翻译员没能很好地传达他的话语。那翻译员与我同姓，也姓陈，有40多岁，是调干生出生，人很随和，但英语基础比较差。领导经过紧急磋商，决定马上换下老陈，指派我顶上去（我原来同《萌芽》主编哈华是一组），这样，我就同闻捷一组，第二次当他的翻译。
开始时，我也担心老外脾气坏，一接触，才发现伊什瓦克是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作家，老闻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我们三人一起外出活动，却谈谈笑笑，相当轻松。老闻的身材比较魁梧高大，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比较帅的那种。相处时间一长，我发现，老闻其实也是个很随和的人，心胸比较开阔。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我有时候请教伊什瓦克，“钥匙圈”英文叫什么？“斑马线”又叫什么？老闻在一旁都无所谓。换了别的中方陪同人员，往往摆出一副领导的派头，会指责得同翻译关系紧张起来。
按照规定，一到晚上在结束一天外事活动后，我和老闻就要在宾馆房间里将一天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尽快送交秘书处。我同哈华合作时，都是我先写，他去洗澡，然后他再稍作修改。同闻捷合作，他都自己写，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工作一部分。我只是翻译，仅起沟通作用而已。通过切身的比较，感觉到老闻实在多了。
由于亚非两大洲来的作家人数太多，而陪同人员和翻译人员相对不足，加之还有一小部分外宾提前回国，所以接待组决定进行第二次编组。令我想不到的是，当作协党组书记、着名作家峻青刚宣布完要重新编组，别的作家都是无所谓的，老闻却第一个站起来，点名要同我在一组。陪同作家点名找翻译，他是唯一的一个。这使我很是感动，因为我的劳动得到他的认可了啊！
这次我们接待的是马里作家马凯，是一个大胖子。巧的是，他居然是我老师加尔文女士的朋友，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当他向我打听我老师时，我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请他向接待组问讯。这第三次同老闻合作，可以说是很和谐了。我对闻捷的说话方式和意图有一定的熟悉，双方配合得更为默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还曾是38式的老干部，当过新华社分社社长哩！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官气！一点感觉不到当过官而特有的那种自以为自的别扭劲。甚至感觉不到那种成名诗人的狂傲。我只感到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陪同人员而已！也仅此而已！
有一次我们回房后，他显得很兴奋，对我说：小陈啊，你英语这么好，将来可以翻译些诗歌嘛。我笑了，说：老闻，你自己是诗人，你可不知道诗歌有多少难译呢！我在学校读书时听说郭沫若在北京接待过一名外国着名诗人，偌大的北京城居然找不出一个合格的翻译，结果组织上立马急调上外一位姓盛的老先生上京帮忙。中外两大诗人在会见时大发诗兴，各自拈口赋诗相赠，盛老先生果然了得，英汉诗歌互译，一挥而就，令郭老赞口不绝，唯一的缺憾是老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英语，但那一口宁波普通话倒叫郭老听得大打折扣了。
真正能译诗的人是不多的。
不久，我同闻捷同志在虹桥机场送走马凯。因我马上就要同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王景去接缅甸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所以，就在机场同闻捷作别。他紧握我的手，很客气地说了些感谢合作之类的话，他初次给我很严肃的印象已经荡然无存，我感觉他也是个性情中人，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也是在这一刻，我才了解到他原来不是北方人，是江苏人！
万没想到，2个月后，我从北京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后回沪，延安中路的瑞金剧院门口贴着****上海的四条汉子闻捷等人的横幅大标语，并说他自绝于人民，我还当他已经死了呢。着实吃惊不小！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他还没死，而是被关进了牛棚。但从此后他厄运连连，先是发妻跳楼自杀，后是女儿们被赶出家门，一直熬到1971年初，终于真的自杀了，是开煤气自杀身亡的。这么一个实在的中年汉子就这样没了。死时还不到5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