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二）
196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历史性年份，就是在这一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五年级的小学生。比我大的初中以上学生，大多数都参加了全国大串联活动，他们乘坐免费火车云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八次接见，无上光荣。我的本家哥哥于明友就到北京去过，他给我们这些小不点绘声绘色的讲述去北京串联的传奇经历，我们就像听天书一样感到不可思议，去北京那可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天方夜谭。我们这些小孩子不能去北京，我们又是怎样参与文革的呢？
首先，就是集体参加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最低层次的批斗会是斗村里的干部，下至团支部书记，上至党支部书记。我们村甚至还批斗了一位上中农成分的人，实在找不出人家的毛病来，就到人家家里抄家，看到院子里有一根木头，说是从邻村砍来的，就逼着人家大雪天扛着木头送到邻村去赔礼道歉。我参加的最高层次的批斗会是批判公社的书记、主任之类。那时的批斗走资派的名义叫“夺权斗争”，我们公社一个姓王的普通秘书，一夜之间把全公社的所有印章都收归己有了，于是声言夺权成功。批斗会的方式就像演戏一样，让被批斗的人站在台前，低头认罪，上面写着“打到某某走资派”，再用红笔打上叉，就像枪毙犯人一样。还要给被斗的人脖子上挂上木牌，上写“某某走资派”。先由发言人上台发言批判，发言人一边呼口号，一边走上台去，台下也有人领着呼口号，“打到某某！”，口号声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火药味很浓。批斗玩了，还要给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文革初期的批斗会一般比较文明，不打人。到了后期，就出现了“武斗”现象。我曾参加过一次批斗公社书记的大会，会场设在公社驻地的河滩上。全公社的人除了老弱病残都到齐了，人山人海，那是全乡最大规模的集会了。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宣布“把走资派某某押上台来！”于是两个人把“走资派”反背着手一溜小跑押上前台，还用手使劲反掀他的手臂，让他低头弯腰到最大限度，首批向后伸，称为“坐飞机”。然后发言轮流批判，有的发言人上台时，一边领呼口号，一边还去踢一下被斗人的屁股。批判发言完毕，由被斗人交待问题，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次被斗的公社书记是我们当地人，姓曲，参加过志愿军，一只手被炸掉了，是个残废军人，被红卫兵组织打成了“叛徒”，硬说他残废是为了当逃兵，叛变革命，为什么不牺牲!逼的人家无话可说，只得承认是自己用手榴弹炸掉的。甚是荒谬绝伦，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我们不在学校上学时，就参加村里的文革斗争。给村里的干部写大字报，办墙报，参加批斗会。有时候还把****村干部的标语的每个字写成一个斗方，贴到街道中央。我家有两间空房子，村里的“红卫兵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姓王的老光棍当了红卫兵头头，我们成天在这里写大字报，闲着没事就打锣鼓。有时候晚上都不回家，睡在这里。女孩子们睡炕上，男孩子就睡到满是灰尘的阁子上。还有人轮流值班站岗，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情绪异常激昂。但是天真的心灵并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只是感到这样倒是挺快乐的，没有任何人敢管我们，我们好就是天下的主人。
再次，参加游行示威，办活报剧。一旦有毛主席指示发表，就会连夜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夜以继日，顺着村里的街道穿街走巷，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跳千人一面的“忠”字舞。时常会有这样不期的活动，觉得很热闹刺激。文革时期是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国家集会最集中最频繁的时期，大约十年时间的这些活动加起来，一定会超过以往五千年文明史集会活动的总和吧。
其四，参加“破四旧”活动。将家中所有旧东西都翻出来烧掉。如家谱、老书画等。据说北京红卫兵抄家抄出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如唐宋字画，但大多数都进了造纸厂做成了纸浆，只有极少部分被专家抢救出来幸免于难。我伯父是当时全村读书最多的人，他收藏的一些旧书都拿出来付之一炬了。仅留下了一部《三国演义》，后来成为了我初中时期的启蒙读物。我们家实在是没有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可言。只有房子山头上镶着一块“太公在此”的吉祥砖雕，我就爬上梯子，用石灰将字迹抹平了，算是我对“破四旧”立下的丰功伟业吧。
1966年冬季，是我参加文革活动最多的时段。到了第二年春天，农民要种庄稼了，就没有闲工夫瞎闹腾了，文革似乎就降温了。好像第二年毛主席就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回到了学校，重新继续学习。但是已经不学过去的教材了，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课本可言，老师愿意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也不听老师的话，教学秩序大乱，学校进入了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有秩序的空白时代，我就成了这个教育空白时代的牺牲品。
悲夫！民之大难！国之不幸！
首先，就是集体参加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最低层次的批斗会是斗村里的干部，下至团支部书记，上至党支部书记。我们村甚至还批斗了一位上中农成分的人，实在找不出人家的毛病来，就到人家家里抄家，看到院子里有一根木头，说是从邻村砍来的，就逼着人家大雪天扛着木头送到邻村去赔礼道歉。我参加的最高层次的批斗会是批判公社的书记、主任之类。那时的批斗走资派的名义叫“夺权斗争”，我们公社一个姓王的普通秘书，一夜之间把全公社的所有印章都收归己有了，于是声言夺权成功。批斗会的方式就像演戏一样，让被批斗的人站在台前，低头认罪，上面写着“打到某某走资派”，再用红笔打上叉，就像枪毙犯人一样。还要给被斗的人脖子上挂上木牌，上写“某某走资派”。先由发言人上台发言批判，发言人一边呼口号，一边走上台去，台下也有人领着呼口号，“打到某某！”，口号声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火药味很浓。批斗玩了，还要给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文革初期的批斗会一般比较文明，不打人。到了后期，就出现了“武斗”现象。我曾参加过一次批斗公社书记的大会，会场设在公社驻地的河滩上。全公社的人除了老弱病残都到齐了，人山人海，那是全乡最大规模的集会了。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宣布“把走资派某某押上台来！”于是两个人把“走资派”反背着手一溜小跑押上前台，还用手使劲反掀他的手臂，让他低头弯腰到最大限度，首批向后伸，称为“坐飞机”。然后发言轮流批判，有的发言人上台时，一边领呼口号，一边还去踢一下被斗人的屁股。批判发言完毕，由被斗人交待问题，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次被斗的公社书记是我们当地人，姓曲，参加过志愿军，一只手被炸掉了，是个残废军人，被红卫兵组织打成了“叛徒”，硬说他残废是为了当逃兵，叛变革命，为什么不牺牲!逼的人家无话可说，只得承认是自己用手榴弹炸掉的。甚是荒谬绝伦，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我们不在学校上学时，就参加村里的文革斗争。给村里的干部写大字报，办墙报，参加批斗会。有时候还把****村干部的标语的每个字写成一个斗方，贴到街道中央。我家有两间空房子，村里的“红卫兵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姓王的老光棍当了红卫兵头头，我们成天在这里写大字报，闲着没事就打锣鼓。有时候晚上都不回家，睡在这里。女孩子们睡炕上，男孩子就睡到满是灰尘的阁子上。还有人轮流值班站岗，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情绪异常激昂。但是天真的心灵并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只是感到这样倒是挺快乐的，没有任何人敢管我们，我们好就是天下的主人。
再次，参加游行示威，办活报剧。一旦有毛主席指示发表，就会连夜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夜以继日，顺着村里的街道穿街走巷，敲锣打鼓，高呼口号，跳千人一面的“忠”字舞。时常会有这样不期的活动，觉得很热闹刺激。文革时期是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国家集会最集中最频繁的时期，大约十年时间的这些活动加起来，一定会超过以往五千年文明史集会活动的总和吧。
其四，参加“破四旧”活动。将家中所有旧东西都翻出来烧掉。如家谱、老书画等。据说北京红卫兵抄家抄出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如唐宋字画，但大多数都进了造纸厂做成了纸浆，只有极少部分被专家抢救出来幸免于难。我伯父是当时全村读书最多的人，他收藏的一些旧书都拿出来付之一炬了。仅留下了一部《三国演义》，后来成为了我初中时期的启蒙读物。我们家实在是没有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可言。只有房子山头上镶着一块“太公在此”的吉祥砖雕，我就爬上梯子，用石灰将字迹抹平了，算是我对“破四旧”立下的丰功伟业吧。
1966年冬季，是我参加文革活动最多的时段。到了第二年春天，农民要种庄稼了，就没有闲工夫瞎闹腾了，文革似乎就降温了。好像第二年毛主席就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回到了学校，重新继续学习。但是已经不学过去的教材了，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课本可言，老师愿意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也不听老师的话，教学秩序大乱，学校进入了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没有秩序的空白时代，我就成了这个教育空白时代的牺牲品。
悲夫！民之大难！国之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