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忘 的 岁 月
我于1972年12月在巴彦一中毕业。1973年为了躲避知青下乡，去哈尔滨卖小工（打工），那一年我18岁。
1974年5月到9月期间，我在巴彦黑山林场“上山”当了一名林业工人，10月份转到巴彦县松花江公社振兴大队知青点“下乡”，当上了农民。19岁这一年我既“上了山，也下了乡”，因为当时在城里是留不住的，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嘛！
我下乡时所在的青年点系粮食青年点。青年点就坐落在大队部西院，紧挨着振兴小学和振兴供销社、大队卫生所。这块地方可算得上振兴大队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了。
我接受再教育和劳动的生产队是第四生产小队。我们下乡的屯叫后太平山。此屯子东西向很长，共有五个生产小队。青年点在四队辖区内，当时也是全县闻名的富裕队。每10个工分年分红都在2--3元左右，在70年代物价较低的状况下是比较不错的了。
四小队的老队长孟庆恩和几位副队长对我们这几个知青很重视、很关爱，派农活总给予关照。分到四小队的知青有赵忠先、黄文华、沈广新、张利民、李广文、李兴华等，都是男的，女的该队是一个不收。10月份正是秋收季节，老队长让我们几个知青看青。庄稼上场后，又让我们看场院，以免收获的庄稼被牲畜糟踏或被人偷了。看场院其实就是呆着，所以农民在打场时也就跟着学习和实践一下，干点在城里从未干过的庄稼活。农民看到我们跟着干活，还夸我们说：这帮城里孩子还真有“眼力见儿”。
打完场、送完粮就开始年终分红，也就临近年关了。社员基本上是家家都自养一头肥猪杀掉，准备过年用。社员杀猪都有请客吃杀猪菜的风俗习惯。一年到头，将至爱亲朋、领导干部请到家亲近亲近、沟通沟通，特别是要感谢那些村干部们一年来的关照或帮助 。但有些老社员也将他们印象挺好的这些“知青”请去共享这份口福。
农村在冬季基本上就没什么活了，壮劳力也就是刨粪往地里送粪。其它社员就全猫冬了。但队长怕我们呆着寂寞，尽量给我们安排点儿活儿。在劳动中我们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精神。农民以他们的淳厚朴实的形象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乡亲们也逐渐把我们看作他们中的一员了。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
我还记得在1975年夏季，这一年我20岁。队长派我和老刘头去松花江北岸的江湾地看地，一去就是三个多月。江湾地是后开垦的，松花江水一泛滥就全部冲毁，颗粒不收，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江湾看地是一个比较枯燥、艰苦的差事。临时压一个土窝棚、搭一个灶和盘一铺炕也算不错了。我们在生产队拉来一口锅、拿点油和小米，老刘头在家拿点时令蔬菜，吃没了再回屯子取点就是了。水就是江叉子的水，柴禾是就地取材。早晨捞小米饭，剩下的米汤就是一天的饮用水了（江叉水水质不好不能直接饮用）。白天无事就看一看书，晚间没电没灯，有蚊子叮咬就沤点火熏一熏。
到立秋，我看地无事，就在甸子打些毛草，不知不觉打了很多。老刘头看后说：“孩子你怎么打了这些了！一大马车都拉不走了”。果真，我跟老队长说了我打点柴禾，准备运回县城的家时，给我派了两台大马车，车铺上还搭了跨，装了满满两大马车运回家中。
秋收回知青点后，大队派我去哈市找文革时下放的省委干部马学桢办事。文革时，马学桢全家下放来振兴大队插队二年多，他爱人是哈量具厂卫生院大夫，马学桢回省城后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家有二个小孩和老岳母。一家人都非常热情。大队有什么需要去省城办的事就找马处长。当时我年轻、勤快、领导又说我懂事，所以我就当了乡下至哈市的使者。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工作需要，接触马处长比较多。他那办事干练，为人热情、极强的时间观念和责任心一直影响着我。可惜马学桢同志在1989年去黑河调研时，发现患了直肠癌，经医治无效，当年9月16日在上海病逝。马学桢是我在人生旅途上遇到的几个好干部之一，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终生受用。
1976年公社组建农建营，派一个连去修巴兴中线公路，我被选派去做后勤保障工作，叫后勤连长，实际就是负责民工的吃住等问题。我们这个连带队的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人武部部长，他领导有方，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在中线修路工程当中始终排在前面，9月上旬就全部完工，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了。
这一年的11月份，县里招收一批知青返城安排工作，我被推荐返城，安排在县第一农机修造厂学钳工，这一年我21岁。
回想起“上山下乡”时那段让人不可忘却的岁月，有太多太多的体悟。这段岁月，使我逐渐形成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着自信。作为一名工人、一名企业管理者、一名人民公仆，松江大地是我的根。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对党的事业负责干好工作；对职工群众负责当好公仆；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做个好人”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自律、宽容、友善、奉献”这是我的人生信条；“领导的本质是责任、权力的实质是奉献”这是我的从政理念；“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这是我的人生体悟。
无论我走在哪里，永远是松江这块黑土地的儿子。
2006年12月
1974年5月到9月期间，我在巴彦黑山林场“上山”当了一名林业工人，10月份转到巴彦县松花江公社振兴大队知青点“下乡”，当上了农民。19岁这一年我既“上了山，也下了乡”，因为当时在城里是留不住的，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嘛！
我下乡时所在的青年点系粮食青年点。青年点就坐落在大队部西院，紧挨着振兴小学和振兴供销社、大队卫生所。这块地方可算得上振兴大队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了。
我接受再教育和劳动的生产队是第四生产小队。我们下乡的屯叫后太平山。此屯子东西向很长，共有五个生产小队。青年点在四队辖区内，当时也是全县闻名的富裕队。每10个工分年分红都在2--3元左右，在70年代物价较低的状况下是比较不错的了。
四小队的老队长孟庆恩和几位副队长对我们这几个知青很重视、很关爱，派农活总给予关照。分到四小队的知青有赵忠先、黄文华、沈广新、张利民、李广文、李兴华等，都是男的，女的该队是一个不收。10月份正是秋收季节，老队长让我们几个知青看青。庄稼上场后，又让我们看场院，以免收获的庄稼被牲畜糟踏或被人偷了。看场院其实就是呆着，所以农民在打场时也就跟着学习和实践一下，干点在城里从未干过的庄稼活。农民看到我们跟着干活，还夸我们说：这帮城里孩子还真有“眼力见儿”。
打完场、送完粮就开始年终分红，也就临近年关了。社员基本上是家家都自养一头肥猪杀掉，准备过年用。社员杀猪都有请客吃杀猪菜的风俗习惯。一年到头，将至爱亲朋、领导干部请到家亲近亲近、沟通沟通，特别是要感谢那些村干部们一年来的关照或帮助 。但有些老社员也将他们印象挺好的这些“知青”请去共享这份口福。
农村在冬季基本上就没什么活了，壮劳力也就是刨粪往地里送粪。其它社员就全猫冬了。但队长怕我们呆着寂寞，尽量给我们安排点儿活儿。在劳动中我们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精神。农民以他们的淳厚朴实的形象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乡亲们也逐渐把我们看作他们中的一员了。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
我还记得在1975年夏季，这一年我20岁。队长派我和老刘头去松花江北岸的江湾地看地，一去就是三个多月。江湾地是后开垦的，松花江水一泛滥就全部冲毁，颗粒不收，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江湾看地是一个比较枯燥、艰苦的差事。临时压一个土窝棚、搭一个灶和盘一铺炕也算不错了。我们在生产队拉来一口锅、拿点油和小米，老刘头在家拿点时令蔬菜，吃没了再回屯子取点就是了。水就是江叉子的水，柴禾是就地取材。早晨捞小米饭，剩下的米汤就是一天的饮用水了（江叉水水质不好不能直接饮用）。白天无事就看一看书，晚间没电没灯，有蚊子叮咬就沤点火熏一熏。
到立秋，我看地无事，就在甸子打些毛草，不知不觉打了很多。老刘头看后说：“孩子你怎么打了这些了！一大马车都拉不走了”。果真，我跟老队长说了我打点柴禾，准备运回县城的家时，给我派了两台大马车，车铺上还搭了跨，装了满满两大马车运回家中。
秋收回知青点后，大队派我去哈市找文革时下放的省委干部马学桢办事。文革时，马学桢全家下放来振兴大队插队二年多，他爱人是哈量具厂卫生院大夫，马学桢回省城后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家有二个小孩和老岳母。一家人都非常热情。大队有什么需要去省城办的事就找马处长。当时我年轻、勤快、领导又说我懂事，所以我就当了乡下至哈市的使者。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工作需要，接触马处长比较多。他那办事干练，为人热情、极强的时间观念和责任心一直影响着我。可惜马学桢同志在1989年去黑河调研时，发现患了直肠癌，经医治无效，当年9月16日在上海病逝。马学桢是我在人生旅途上遇到的几个好干部之一，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终生受用。
1976年公社组建农建营，派一个连去修巴兴中线公路，我被选派去做后勤保障工作，叫后勤连长，实际就是负责民工的吃住等问题。我们这个连带队的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人武部部长，他领导有方，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在中线修路工程当中始终排在前面，9月上旬就全部完工，并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了。
这一年的11月份，县里招收一批知青返城安排工作，我被推荐返城，安排在县第一农机修造厂学钳工，这一年我21岁。
回想起“上山下乡”时那段让人不可忘却的岁月，有太多太多的体悟。这段岁月，使我逐渐形成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着自信。作为一名工人、一名企业管理者、一名人民公仆，松江大地是我的根。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对党的事业负责干好工作；对职工群众负责当好公仆；对自己的人格负责做个好人”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自律、宽容、友善、奉献”这是我的人生信条；“领导的本质是责任、权力的实质是奉献”这是我的从政理念；“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这是我的人生体悟。
无论我走在哪里，永远是松江这块黑土地的儿子。
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