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家的人
偶然的我会想起来老娘家的人，我的舅舅姨姨们。我们兄弟和他们断了来往已经很多年了。
我不知道老娘现在是否健在，我最后一次见她已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她估计有六十岁的样子，身体也还硬朗，在我的农村老家活八九十岁的老人不少，多半她可能还活着吧。而这似乎也无关紧要了，从血缘上说她并不是我的亲老娘，我的亲老娘在我母亲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亲老娘只生了两个女儿，我母亲排行在二。其后我的两个舅舅两个姨姨是我母亲的继母生的。我的亲姥爷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去世的，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点模糊的碎片。母亲带着我回去奔丧，夜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母亲牵着我的我手穿过一片又一片庄稼地。后来听母亲回忆那是从县城去村里的路上，二十多里。我想母亲肯定还带着包裹，这也是后来母亲经常表扬我的一个重要话题，二十多里地我没有让母亲抱。母亲说她感觉我走累了就给我一颗红枣，吃了红枣我就有走开了。这说明我从小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也说明小时候我的腿脚就不错，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班里的跑步冠军。
我的亲姥爷死后，不知道过了几年，老娘又找了一个老头。
虽然我的亲老娘亲姥爷都去世了，但母亲并没有淡了和娘家人的来往。我想这是每个女性的宿命吧。自从母亲的省城参加工作之后，给老娘家寄钱就从来没有断过。在我家那时候的开资里给爷爷奶奶家一份必然少不了老娘家的一份，现在想起来我的父亲母亲真的不容易，毕竟下面还有三个儿子。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舅舅姨姨们几乎每年都要轮流的来，每次母亲都很热情，姊妹亲情让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血缘的问题。他们有布票却没钱买布每次都是母亲垫上的，这自然也是家里的一笔开销。这个细节我不止一次听我的姑姑们说过。
母亲去世成了一个转折。在母亲最后住在公社中心医院的那两个月里，老娘家的人看过两次就没有再来，没有人留下陪侍过一天。姑姑气愤的说这算是母亲白亲了他们一回。
矛盾是在母亲的丧事上激化的。娘家在我们老家这个时候是被称为“人主”的，当家作主很当回事的样子。要想安葬得顺利得得到他们的同意。虽然这是一种礼仪，但也有以此借机生事的。当时我十四岁，对老家这一套懵懵懂懂，是后来听姑姑们说才知道老娘家的人挑礼了，嫌没有给母亲带上她的梅花牌手表还有呢子大衣不够体面。似乎他们才是真正为母亲着想的。而父亲并不想让这两样东西下葬的原因是不想让死人压活人，毕竟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限。手表是准备给未来的儿媳妇的，那时候手表算是一大件。呢子大衣他准备送给我大姨的大女儿。母亲这最后两个月大姨的大女儿出力不少，大姨眼睛不好就把女儿打发来了。从这里也可看出血缘实在是不能不讲的。这里我说到的老娘家的人是完全可以把大姨排除在外的。在丧事上大姨只能保持中立。我想这种安排是在经济局限下生者普遍的一种默契，当时农村很少有把贵重东西跟着死者下葬的。
终于母亲还是按着父母的意思下葬了。其间的过程我无法叙述了，只记得后来“服三”。按着当地的规矩死者下葬三天后孝子要去请人主家的人来一趟，这叫“服三”。但父亲还有我的姑姑们却赌气没有让我们去请。我们没去，老娘家的人自然也就没来，这即意味着断交了。
两年后父亲也跟着母亲走了。但却没有通知老娘家的人，只是告了和母亲同父同母的大姨。
在这之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在专门的场合见到过老娘家的人。专门是指需要亲戚一起参加的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
那次是在阳泉火车站我们兄弟三人恰好碰到了也在等车的三姨。在我印象里抛开亲情的成分母亲和三姨是交往是最多的，大姨因为眼睛不好来省城的次数并不多。如果说我们和老娘家断了来往最大的遗憾那就是和三姨的疏远，而且从当时老娘家的人和母亲的婆家因纠纷分类的话，三姨的态度也还是中立的，这一是因为和母亲的关系，二是她本人并不生活在本乡，她嫁到平定的娘子关去了。对老家的那一套讲究并不很清楚，她只是身为娘家人无法选择。从经济条件上说三姨家算是最好的，她在平定有工作，丈夫当着一个大的变电站的站长。在母亲的姊妹中三姨长得是最漂亮的，每次来家都对我们兄弟很亲切。记得一次我和她去上街，走的累了，三姨给我买了几个大红的苹果吃，要知道平常我是吃不到这么大个的苹果的，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价格，三毛九一斤，这个价格在当时就是很高的了。为此回去母亲还埋怨了三姨一顿。最深刻的一次是母亲带着我去娘子关探望三姨一家，在那里住了十几天。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清晰的记得母亲打听着找到三姨的家门，不敢确认，就在门外叫了两声。三姨家的门帘一挑，三姨跳着就从门里出来了，那一跳的动作实在太亲切了，让我无法忘怀。娘子关的风景和三姨一家的热情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在以后的很多次梦里我又回到那里，可惜这个梦不可能无法实现了。
三姨也看见了我们，关切的走过来。我终于忍不住先叫了一声：“三姨！”大哥二哥也跟着叫三姨。三姨抚摸着我的头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当她听说我们这一次回家是给父亲办三周年后，她痛惜了一番姐姐姐夫后责备我们没有告诉她一声，否则她肯定回去看看的。我们只能沉默，我们对老家的规矩不懂，该叫谁来不该叫谁来是大爷叔叔姑姑们决定的，和母亲的关系再好三姨毕竟是老娘家的人。接下来三姨开始埋怨我们兄弟断了和老娘家的来往，矛盾是上一辈人，你们不应该忘记老娘家啊。我们只能继续沉默。三姨只能叹口气，她不会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们无法叫她参加父亲的三周年，我们也不可能避开爷爷奶奶这边去老娘家的。从地理位置上说如果我们生活在老家或许还有这种可能来往，而我们生活在省城客观上就是和爷爷奶奶这边走动的都少。分手的时候三姨让我们有时间一定去她那里，我们也只能口头应承了。后来听说三姨一家从平定搬会老家县城了，但几次回家在县城落脚我们也没有找过她。
大约是在这两三年后，我在县城汽车站碰到了二舅。他推着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车座后面挂着两个筐子正在吆喝着卖梨。在老娘家两个舅舅是最小的，大舅先天的有些傻，二舅却很聪明，学完了高中，差几分没有考上大专，补考了两年也总是差那么几分，后来就留村当了小学的民办教师。二舅和我二哥同岁，两个人处得很好，每次他来家和二哥形影不离。见二舅卖梨我有些诧异，走过去寒暄一番后问他怎么不干民办教师了？二舅叹口气说他的位置让人给顶了，不会种地，只好出来做点小买卖。我问他梨好卖吗？二舅说不好卖，县上的人大多都穷，不怎么好吃水果，就是吃自家种的也有，所以他只能跑到汽车站来，下车的外地人买的多一些。我想起了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的遭遇，可惜二舅还没有高加林那么好的运气。之后二舅又说起类似在阳泉车站三姨说的话来，责备我们不该和老娘家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车来了我只好走了。
第二次见到二舅是在我家里，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二舅轻车熟路还能找到。不过我没有想到二舅会突然造访，灰头土脸且两手空空，不像走亲戚的样子。二舅说他才从长治回来，在那儿干了两个月的活，让人骗了，没有挣到钱只好回来了。恰好路过省城他就来了。我打了一脸盆热水让他洗洗，他洗了一把脸后说我把头也洗一洗吧，就把头浸在盆里，我看到那盆水已经很脏，说换一盆吧，二舅说不用，我给他洗头膏，他说不用，用肥皂就行了，那盆水被他洗得连一点沫子都没有了。我说再换一盆涮涮，二舅说不用，拿毛巾擦擦就行了，说着拿起我的毛巾去擦头，我虽又换了一盆水二舅却没有用，已经用梳子梳头了，我看到二舅的头发这时候很亮很亮，我没想到不用涮的头发也会这么亮。二舅梳完头就说要走，我说还住上几天再走吧，起码的吃顿饭吧，但二舅还是坚持着走了。
二舅走后我再看我的毛巾已经黑了一层，有一股很浓的脑油味，我用洗衣粉洗了几遍那股味还有，索性扔了。心想二舅来我这里不是只为洗头的吧？
去年我去省肿瘤医院看望一位同事。在病房里和我同事邻床的一位陪侍病人的农村妇女端详了我半天后问我：你是宏子吧？却是地道的老家口音。我们老家称呼人好在名字的后面加一个“子”的音，我想这大概是古汉语的流传吧。
我愣怔半天没有猜出她是谁。
“我是你四姨金娥呀！”妇人说。
我这才想起了一点，真是四姨金娥。说起来四姨金娥和我家走动的是老娘的人里最少的，所以给我的记忆也就不深。却是听我大姑说当时娘家人里闹得最凶的就是金娥，金娥是她们姐妹里最厉害的一个。但或许是我没有亲眼目睹四姨的闹事吧，看着眼前的四姨怎么也和我的那个想象里的四姨联系不起来，她一脸的憔悴，头发蓬松杂乱，让人不由得生出同情。四姨是陪着丈夫来看病的，丈夫咽喉上长了个瘤子，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才五十二岁，在这样的医院里很容易想到不测。
面对四姨四姨夫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不是她告诉我她是我的四姨，而我又能想起来，我想就会和我碰到陌生人没有两样了。显然四姨是一个健谈的人，在这里见到亲人显得挺激动。在四姨夫病床上还坐着一个人，约有四十多岁，矮胖。四姨介绍他是四姨夫的侄儿，接下来四姨的话语全成了给这侄儿的表功演说。说他如何不容易走关系才安顿四姨夫住进医院，省了不少钱，又为了买一种据说很管用的特效药专门跑了一趟南京，花了两千多背回一编织袋中药来，真是比亲儿子还热心啊……
我完全成了一个听众，也挺为这位侄儿的热心感动，的确现在住在城里的人能够为自己的亲戚用这么大力的真的不算多了。而且听到后面我才知道这个侄儿还不是四姨夫的亲侄儿，是远房叔伯兄弟的儿子，以前并没有多少来往。此时我是既感动又有些惭愧了，有些自责我又尽了多少力呢？现在不是讲献爱心吗，对陌生人尚且如此，何况自己的亲戚。
今天后我又去医院，这一次主要是去看四姨和四姨夫。四姨和四姨夫这时候在医院旁边租了一间小平房，差不多的大医院旁边都有这种专门给病人准备的出租房。四姨夫需要治疗就去医院，这样可以省点钱。四姨夫是县了一个煤矿的工人，医疗费大部分是煤矿出的，不过自己也要分担一部分。尽管但我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多少力量帮助他们，但觉得至少还是该去看望看望的，似乎不这样心里就很不安宁，但和四姨坐着一起听她唠叨我又有另一种的不安，我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四姨开始给我解释当年的事情，大概这也是一种默契吧。母亲的婆家人在我这里说些什么她肯定也会猜测到的。姑姑们责备姨姨们没有在医院陪侍母亲，四姨的解释是家里事多，村子离医院又太远，去了以后看到我大爷家的女儿已经在那里伺候了，本来也想留下来的，可那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们看到帮不上什么忙，还得麻烦姑姑们招待，去了几次就没有再去。关于陪葬品的事四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只要活着就不愁挣来那点东西，姐姐辛苦一生，没有享上一天的福，临走给她带上两件她喜欢的东西，难道这也算过份吗？
我无言以对。难道是我父亲和我姑姑们错了吗？但若按着四姨的说法，我真又觉得愧对母亲了。
几天后我又去看望四姨，房东说他们已经走了。我问病治好怎么就走了呢？房东惨然一笑说，我看的这种病人多了，估计是不行了，手术都不能做了。
一年后我听说四姨夫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茫然。让我伤感的倒不完全是四姨夫的死，而是我的亲人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似乎都不错，可为什么最终还是闹僵了呢？
或许有时候就是一种误会，我突然想起在父母去世后二舅曾经给我们来过一封信，前面是用蓝色钢笔写的，后面就全是红笔了，尽管二舅在信里已经解释是蓝色钢笔突然没水了，只能用红笔代替，但在那样的背景下，一向和二舅不错的二哥却猜疑起来，说二舅可能是有意这样写的，寄一封信不至于这么急巴巴的写吧，何至于用红笔，红笔不就意味着绝交吗？
现在我想那份红笔写的信或许真是一个误会吧，但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不知道老娘现在是否健在，我最后一次见她已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她估计有六十岁的样子，身体也还硬朗，在我的农村老家活八九十岁的老人不少，多半她可能还活着吧。而这似乎也无关紧要了，从血缘上说她并不是我的亲老娘，我的亲老娘在我母亲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亲老娘只生了两个女儿，我母亲排行在二。其后我的两个舅舅两个姨姨是我母亲的继母生的。我的亲姥爷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去世的，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点模糊的碎片。母亲带着我回去奔丧，夜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母亲牵着我的我手穿过一片又一片庄稼地。后来听母亲回忆那是从县城去村里的路上，二十多里。我想母亲肯定还带着包裹，这也是后来母亲经常表扬我的一个重要话题，二十多里地我没有让母亲抱。母亲说她感觉我走累了就给我一颗红枣，吃了红枣我就有走开了。这说明我从小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也说明小时候我的腿脚就不错，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班里的跑步冠军。
我的亲姥爷死后，不知道过了几年，老娘又找了一个老头。
虽然我的亲老娘亲姥爷都去世了，但母亲并没有淡了和娘家人的来往。我想这是每个女性的宿命吧。自从母亲的省城参加工作之后，给老娘家寄钱就从来没有断过。在我家那时候的开资里给爷爷奶奶家一份必然少不了老娘家的一份，现在想起来我的父亲母亲真的不容易，毕竟下面还有三个儿子。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舅舅姨姨们几乎每年都要轮流的来，每次母亲都很热情，姊妹亲情让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血缘的问题。他们有布票却没钱买布每次都是母亲垫上的，这自然也是家里的一笔开销。这个细节我不止一次听我的姑姑们说过。
母亲去世成了一个转折。在母亲最后住在公社中心医院的那两个月里，老娘家的人看过两次就没有再来，没有人留下陪侍过一天。姑姑气愤的说这算是母亲白亲了他们一回。
矛盾是在母亲的丧事上激化的。娘家在我们老家这个时候是被称为“人主”的，当家作主很当回事的样子。要想安葬得顺利得得到他们的同意。虽然这是一种礼仪，但也有以此借机生事的。当时我十四岁，对老家这一套懵懵懂懂，是后来听姑姑们说才知道老娘家的人挑礼了，嫌没有给母亲带上她的梅花牌手表还有呢子大衣不够体面。似乎他们才是真正为母亲着想的。而父亲并不想让这两样东西下葬的原因是不想让死人压活人，毕竟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限。手表是准备给未来的儿媳妇的，那时候手表算是一大件。呢子大衣他准备送给我大姨的大女儿。母亲这最后两个月大姨的大女儿出力不少，大姨眼睛不好就把女儿打发来了。从这里也可看出血缘实在是不能不讲的。这里我说到的老娘家的人是完全可以把大姨排除在外的。在丧事上大姨只能保持中立。我想这种安排是在经济局限下生者普遍的一种默契，当时农村很少有把贵重东西跟着死者下葬的。
终于母亲还是按着父母的意思下葬了。其间的过程我无法叙述了，只记得后来“服三”。按着当地的规矩死者下葬三天后孝子要去请人主家的人来一趟，这叫“服三”。但父亲还有我的姑姑们却赌气没有让我们去请。我们没去，老娘家的人自然也就没来，这即意味着断交了。
两年后父亲也跟着母亲走了。但却没有通知老娘家的人，只是告了和母亲同父同母的大姨。
在这之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在专门的场合见到过老娘家的人。专门是指需要亲戚一起参加的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
那次是在阳泉火车站我们兄弟三人恰好碰到了也在等车的三姨。在我印象里抛开亲情的成分母亲和三姨是交往是最多的，大姨因为眼睛不好来省城的次数并不多。如果说我们和老娘家断了来往最大的遗憾那就是和三姨的疏远，而且从当时老娘家的人和母亲的婆家因纠纷分类的话，三姨的态度也还是中立的，这一是因为和母亲的关系，二是她本人并不生活在本乡，她嫁到平定的娘子关去了。对老家的那一套讲究并不很清楚，她只是身为娘家人无法选择。从经济条件上说三姨家算是最好的，她在平定有工作，丈夫当着一个大的变电站的站长。在母亲的姊妹中三姨长得是最漂亮的，每次来家都对我们兄弟很亲切。记得一次我和她去上街，走的累了，三姨给我买了几个大红的苹果吃，要知道平常我是吃不到这么大个的苹果的，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价格，三毛九一斤，这个价格在当时就是很高的了。为此回去母亲还埋怨了三姨一顿。最深刻的一次是母亲带着我去娘子关探望三姨一家，在那里住了十几天。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我清晰的记得母亲打听着找到三姨的家门，不敢确认，就在门外叫了两声。三姨家的门帘一挑，三姨跳着就从门里出来了，那一跳的动作实在太亲切了，让我无法忘怀。娘子关的风景和三姨一家的热情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在以后的很多次梦里我又回到那里，可惜这个梦不可能无法实现了。
三姨也看见了我们，关切的走过来。我终于忍不住先叫了一声：“三姨！”大哥二哥也跟着叫三姨。三姨抚摸着我的头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当她听说我们这一次回家是给父亲办三周年后，她痛惜了一番姐姐姐夫后责备我们没有告诉她一声，否则她肯定回去看看的。我们只能沉默，我们对老家的规矩不懂，该叫谁来不该叫谁来是大爷叔叔姑姑们决定的，和母亲的关系再好三姨毕竟是老娘家的人。接下来三姨开始埋怨我们兄弟断了和老娘家的来往，矛盾是上一辈人，你们不应该忘记老娘家啊。我们只能继续沉默。三姨只能叹口气，她不会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们无法叫她参加父亲的三周年，我们也不可能避开爷爷奶奶这边去老娘家的。从地理位置上说如果我们生活在老家或许还有这种可能来往，而我们生活在省城客观上就是和爷爷奶奶这边走动的都少。分手的时候三姨让我们有时间一定去她那里，我们也只能口头应承了。后来听说三姨一家从平定搬会老家县城了，但几次回家在县城落脚我们也没有找过她。
大约是在这两三年后，我在县城汽车站碰到了二舅。他推着一辆破旧的加重自行车，车座后面挂着两个筐子正在吆喝着卖梨。在老娘家两个舅舅是最小的，大舅先天的有些傻，二舅却很聪明，学完了高中，差几分没有考上大专，补考了两年也总是差那么几分，后来就留村当了小学的民办教师。二舅和我二哥同岁，两个人处得很好，每次他来家和二哥形影不离。见二舅卖梨我有些诧异，走过去寒暄一番后问他怎么不干民办教师了？二舅叹口气说他的位置让人给顶了，不会种地，只好出来做点小买卖。我问他梨好卖吗？二舅说不好卖，县上的人大多都穷，不怎么好吃水果，就是吃自家种的也有，所以他只能跑到汽车站来，下车的外地人买的多一些。我想起了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的遭遇，可惜二舅还没有高加林那么好的运气。之后二舅又说起类似在阳泉车站三姨说的话来，责备我们不该和老娘家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车来了我只好走了。
第二次见到二舅是在我家里，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二舅轻车熟路还能找到。不过我没有想到二舅会突然造访，灰头土脸且两手空空，不像走亲戚的样子。二舅说他才从长治回来，在那儿干了两个月的活，让人骗了，没有挣到钱只好回来了。恰好路过省城他就来了。我打了一脸盆热水让他洗洗，他洗了一把脸后说我把头也洗一洗吧，就把头浸在盆里，我看到那盆水已经很脏，说换一盆吧，二舅说不用，我给他洗头膏，他说不用，用肥皂就行了，那盆水被他洗得连一点沫子都没有了。我说再换一盆涮涮，二舅说不用，拿毛巾擦擦就行了，说着拿起我的毛巾去擦头，我虽又换了一盆水二舅却没有用，已经用梳子梳头了，我看到二舅的头发这时候很亮很亮，我没想到不用涮的头发也会这么亮。二舅梳完头就说要走，我说还住上几天再走吧，起码的吃顿饭吧，但二舅还是坚持着走了。
二舅走后我再看我的毛巾已经黑了一层，有一股很浓的脑油味，我用洗衣粉洗了几遍那股味还有，索性扔了。心想二舅来我这里不是只为洗头的吧？
去年我去省肿瘤医院看望一位同事。在病房里和我同事邻床的一位陪侍病人的农村妇女端详了我半天后问我：你是宏子吧？却是地道的老家口音。我们老家称呼人好在名字的后面加一个“子”的音，我想这大概是古汉语的流传吧。
我愣怔半天没有猜出她是谁。
“我是你四姨金娥呀！”妇人说。
我这才想起了一点，真是四姨金娥。说起来四姨金娥和我家走动的是老娘的人里最少的，所以给我的记忆也就不深。却是听我大姑说当时娘家人里闹得最凶的就是金娥，金娥是她们姐妹里最厉害的一个。但或许是我没有亲眼目睹四姨的闹事吧，看着眼前的四姨怎么也和我的那个想象里的四姨联系不起来，她一脸的憔悴，头发蓬松杂乱，让人不由得生出同情。四姨是陪着丈夫来看病的，丈夫咽喉上长了个瘤子，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他才五十二岁，在这样的医院里很容易想到不测。
面对四姨四姨夫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不是她告诉我她是我的四姨，而我又能想起来，我想就会和我碰到陌生人没有两样了。显然四姨是一个健谈的人，在这里见到亲人显得挺激动。在四姨夫病床上还坐着一个人，约有四十多岁，矮胖。四姨介绍他是四姨夫的侄儿，接下来四姨的话语全成了给这侄儿的表功演说。说他如何不容易走关系才安顿四姨夫住进医院，省了不少钱，又为了买一种据说很管用的特效药专门跑了一趟南京，花了两千多背回一编织袋中药来，真是比亲儿子还热心啊……
我完全成了一个听众，也挺为这位侄儿的热心感动，的确现在住在城里的人能够为自己的亲戚用这么大力的真的不算多了。而且听到后面我才知道这个侄儿还不是四姨夫的亲侄儿，是远房叔伯兄弟的儿子，以前并没有多少来往。此时我是既感动又有些惭愧了，有些自责我又尽了多少力呢？现在不是讲献爱心吗，对陌生人尚且如此，何况自己的亲戚。
今天后我又去医院，这一次主要是去看四姨和四姨夫。四姨和四姨夫这时候在医院旁边租了一间小平房，差不多的大医院旁边都有这种专门给病人准备的出租房。四姨夫需要治疗就去医院，这样可以省点钱。四姨夫是县了一个煤矿的工人，医疗费大部分是煤矿出的，不过自己也要分担一部分。尽管但我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多少力量帮助他们，但觉得至少还是该去看望看望的，似乎不这样心里就很不安宁，但和四姨坐着一起听她唠叨我又有另一种的不安，我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四姨开始给我解释当年的事情，大概这也是一种默契吧。母亲的婆家人在我这里说些什么她肯定也会猜测到的。姑姑们责备姨姨们没有在医院陪侍母亲，四姨的解释是家里事多，村子离医院又太远，去了以后看到我大爷家的女儿已经在那里伺候了，本来也想留下来的，可那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们看到帮不上什么忙，还得麻烦姑姑们招待，去了几次就没有再去。关于陪葬品的事四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只要活着就不愁挣来那点东西，姐姐辛苦一生，没有享上一天的福，临走给她带上两件她喜欢的东西，难道这也算过份吗？
我无言以对。难道是我父亲和我姑姑们错了吗？但若按着四姨的说法，我真又觉得愧对母亲了。
几天后我又去看望四姨，房东说他们已经走了。我问病治好怎么就走了呢？房东惨然一笑说，我看的这种病人多了，估计是不行了，手术都不能做了。
一年后我听说四姨夫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茫然。让我伤感的倒不完全是四姨夫的死，而是我的亲人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似乎都不错，可为什么最终还是闹僵了呢？
或许有时候就是一种误会，我突然想起在父母去世后二舅曾经给我们来过一封信，前面是用蓝色钢笔写的，后面就全是红笔了，尽管二舅在信里已经解释是蓝色钢笔突然没水了，只能用红笔代替，但在那样的背景下，一向和二舅不错的二哥却猜疑起来，说二舅可能是有意这样写的，寄一封信不至于这么急巴巴的写吧，何至于用红笔，红笔不就意味着绝交吗？
现在我想那份红笔写的信或许真是一个误会吧，但这在今天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