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一）
“文革”已经结束廿九年了，许多记忆已经烟消云散，就好像一座城市经过一场战争，只剩下了断壁颓垣，在夕阳下的照耀下泛着历史的回光。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经历过的人们的心灵上都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文革”开始那年秋季，我正在东邻陈家沟村上小学五年级，记得给我们上语文和数学课的是高树轩老师。有一次他讲数学课，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的给她提了意见，说人家老师讲的不对，高老师很是生气，等我说出了理由后，老师竟然承认自己确实错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老师也会犯错误吗？高老师的丈夫王富宽老师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是我崇拜的人物，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学校的文艺节目都是他一手导演的。我们上学要从家里带午饭，都是由学生轮值日在高老师家里熥饭，我们感到这两位老师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亲切。
我们班的语文课刚上到第三课，学校突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要停课闹革命。从此，我们就不再学习了，而是到处找报纸给老师写大字报，字迹粗劣潦草，贴得学校的墙壁满满当当，新的压着陈的，一层罗着一层。但是我们从未批斗过自己的老师。当时，学校的老师们也自然也分成了派别，老教师基本是不参与什么活动的。而有几个年轻老师倒是非常活跃。最有名的就是姜本轩老师，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络腮胡子，牙齿发黄，穿中山装，说话声音尖利，非常善辩，他经常寻找一些无聊的题目挑起争论，与老教师争的面红耳赤，直到脸色蜡黄、眼睛发白、气喘吁吁、精疲力竭方才罢休。还有一位尚未结婚叫做于文彩的本村年轻女老师，她能够在村里当老师，是因为他的爸爸在烟台一个什么水产部门做事，能经常给村里送一些便宜的鱼虾回来，他什么乐理，只是照猫画虎教教唱歌而已。文革之初，她与姜本轩老师组成了天然搭档，时常演演活报剧，就是在街头一边游行一边流动演出的那种漫画剧。他们两个都画了脸谱，分别饰演刘少奇和王光美，一人一句，边说边演边走，动作声音夸张，经常逗得围观的人群哈哈大笑。学校还有一位衣原平老师，是我们邻村半埠店人，性情平和老实，说话声音浑厚，少言寡语，他是县立二中的学生，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在家赋闲，被请到我校当我们班的班主任。我记得他好像来了没几天，也没给我们上过课，学校就停课了，他倒成了我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写大字报轰着玩的靶子了。
停课闹革命不长时间，学校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就是那位颇为活跃的年轻女老师于文彩的弟弟，当了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学生开始陆续参加红卫兵，当时，谁先加入红卫兵那可是件无尚荣耀的大事情。我们村的几位出身贫农、下中农的学生都在第一批顺利加入了红卫兵，戴上了印着黄色油漆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红袖章。我是第二批加入的，显然有点非国民待遇的意味，心里本就感到不服，可等到讨论我堂哥加入红卫兵时，我们村的几个先加入红卫兵的同学先就提出了异议，说堂哥家成份不好，爷爷是土豪恶霸。其实，只不过因我们家是中农成分而已，我的爷爷也的确因为有力气曾经与人打过架。土改时，在村干部的动员劝说之下，爷爷“自愿”捐献了部分土地和财物出来，当时就被称为“献田户”。我听了他们的污蔑之词，非常气愤，就站出来质问道：我和他是同一个爷爷，为什么我可以加入而他就不行？！红卫兵头头和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于是，我堂哥总算过关加入了红卫兵。我回家后说出了这件事，还受到了家长和伯父的赞许。之后不久，我们参加红卫兵的人每人分到了一顶六角钱戴在头上大一圈的草绿色军帽，戴在头上活像木偶大头娃娃，虽然有些滑稽，然自我感觉的确有些“舍我其谁”之慨。
从1966年秋起，我们这些生长于穷乡僻壤，年仅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就这样突然离开了知识的殿堂，放弃了学习机会，过早的跨入了社会，既充当演员，同时也是这场文革大戏的前排观众，投身到了搅动中国十年之久的政治洪流，一次次的参与近乎疯傻的游行示威和批斗“走资派”运动生涯，美好的青春时光就是这样被无谓的浪费消耗殆尽了。
“文革”开始那年秋季，我正在东邻陈家沟村上小学五年级，记得给我们上语文和数学课的是高树轩老师。有一次他讲数学课，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的给她提了意见，说人家老师讲的不对，高老师很是生气，等我说出了理由后，老师竟然承认自己确实错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老师也会犯错误吗？高老师的丈夫王富宽老师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他是我崇拜的人物，吹拉弹唱样样都会，学校的文艺节目都是他一手导演的。我们上学要从家里带午饭，都是由学生轮值日在高老师家里熥饭，我们感到这两位老师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亲切。
我们班的语文课刚上到第三课，学校突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要停课闹革命。从此，我们就不再学习了，而是到处找报纸给老师写大字报，字迹粗劣潦草，贴得学校的墙壁满满当当，新的压着陈的，一层罗着一层。但是我们从未批斗过自己的老师。当时，学校的老师们也自然也分成了派别，老教师基本是不参与什么活动的。而有几个年轻老师倒是非常活跃。最有名的就是姜本轩老师，三十多岁，中等个头，络腮胡子，牙齿发黄，穿中山装，说话声音尖利，非常善辩，他经常寻找一些无聊的题目挑起争论，与老教师争的面红耳赤，直到脸色蜡黄、眼睛发白、气喘吁吁、精疲力竭方才罢休。还有一位尚未结婚叫做于文彩的本村年轻女老师，她能够在村里当老师，是因为他的爸爸在烟台一个什么水产部门做事，能经常给村里送一些便宜的鱼虾回来，他什么乐理，只是照猫画虎教教唱歌而已。文革之初，她与姜本轩老师组成了天然搭档，时常演演活报剧，就是在街头一边游行一边流动演出的那种漫画剧。他们两个都画了脸谱，分别饰演刘少奇和王光美，一人一句，边说边演边走，动作声音夸张，经常逗得围观的人群哈哈大笑。学校还有一位衣原平老师，是我们邻村半埠店人，性情平和老实，说话声音浑厚，少言寡语，他是县立二中的学生，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在家赋闲，被请到我校当我们班的班主任。我记得他好像来了没几天，也没给我们上过课，学校就停课了，他倒成了我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写大字报轰着玩的靶子了。
停课闹革命不长时间，学校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就是那位颇为活跃的年轻女老师于文彩的弟弟，当了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学生开始陆续参加红卫兵，当时，谁先加入红卫兵那可是件无尚荣耀的大事情。我们村的几位出身贫农、下中农的学生都在第一批顺利加入了红卫兵，戴上了印着黄色油漆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红袖章。我是第二批加入的，显然有点非国民待遇的意味，心里本就感到不服，可等到讨论我堂哥加入红卫兵时，我们村的几个先加入红卫兵的同学先就提出了异议，说堂哥家成份不好，爷爷是土豪恶霸。其实，只不过因我们家是中农成分而已，我的爷爷也的确因为有力气曾经与人打过架。土改时，在村干部的动员劝说之下，爷爷“自愿”捐献了部分土地和财物出来，当时就被称为“献田户”。我听了他们的污蔑之词，非常气愤，就站出来质问道：我和他是同一个爷爷，为什么我可以加入而他就不行？！红卫兵头头和提意见的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于是，我堂哥总算过关加入了红卫兵。我回家后说出了这件事，还受到了家长和伯父的赞许。之后不久，我们参加红卫兵的人每人分到了一顶六角钱戴在头上大一圈的草绿色军帽，戴在头上活像木偶大头娃娃，虽然有些滑稽，然自我感觉的确有些“舍我其谁”之慨。
从1966年秋起，我们这些生长于穷乡僻壤，年仅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就这样突然离开了知识的殿堂，放弃了学习机会，过早的跨入了社会，既充当演员，同时也是这场文革大戏的前排观众，投身到了搅动中国十年之久的政治洪流，一次次的参与近乎疯傻的游行示威和批斗“走资派”运动生涯，美好的青春时光就是这样被无谓的浪费消耗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