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年 旧 事
童年，那苦涩的泪啊！童年，那天真的笑啊！让我铭记一生一世！——题记
（1）我的父亲在世时一生只打过我一次。那是秋忙季节，公社令中学生下乡支农，中午吃派饭，派到我家的是两个穿的臃肿的女学生。家中快要断炊了，妈妈只好熬了一把玉米磳，撒进些干苦菜叶子，撮几粒大颗盐，最后将仅有的四张煎饼热在锅里。就这妈妈还不放心，就操着她那四川口音问父亲，晓不晓得一个女娃儿吃两张煎饼够不够吃？父亲那时在公社当武装干事，是国家干部，一个月挣三十六元钱，就这我们家还断顿了呢！父亲听了母亲的问话默默无语。我一听煎饼没我的份，趁着妈妈刚揭锅空儿，就抢来一张煎饼猛地咬了一口，父亲一看急了，一把将饼夺回去，把我压在炕上就捶，在我大哭的时间，那两个女学生迅速将那四张煎饼吃完（包括我咬过的那张），并且呼噜噜喝了两大碗糊汤，也不给我求情解围，就匆匆离去了。她们走后，妈妈就坐在灶火旮旯扯开哽咽的嗓子放声大哭。后来那其中的一个女生嫁给了我邻居福叔，我们叫她福婶。福婶还是那么自私，不管干什么光想着自己。
（2）我和姑姑去陶瓷厂买瓷盆，开了票，找保管，保管左手提一长串钥匙，右手捏一小块金黄色的煎饼，上边抹有红艳艳的油辣子，他向腮帮里塞。我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他，唾沫在舌尖滑动，那诱人的食物很快就消失在那人粗大的喉结里面。我的头也深深耷拉下去。在回家的路上，我把那只小瓷盆倒扣在我的脑壳上，一步一步向前趱去，无精打采的，脑子里一直在幻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让村里摊煎饼的把式，四奶奶天天给我摊煎饼吃。上面一定要抹上红艳艳的辣子油。如今我是长大了，也快变老了，却没有挣到钱，温饱虽然能解决，但煎饼还是吃不上，因为城市里很少有卖的，村里人也不吃煎饼了，不是因为四奶奶早已过世，而是人们已经有了更丰富的食品。
（3）身为武装干事的父亲向新疆送过一批女兵。有位家在农村的女兵回乡探亲，为了感谢父亲改变了她的命运，特地拿了一大带葡萄干来看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光荣。我喊她阿姨，她对我非常亲。说我的眉毛又黑又弯，长大了一定是个帅小伙子。女孩子要拽破袄襟的。阿姨长得英姿飒爽的，鹅蛋脸，长睫毛，大花眼，咋看咋好看。特别是那草绿色的女式军帽，上面嵌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更是惹我爱不侧目。阿姨走后，我非常想念她，下定决心长大了也去当兵，当兵才能见到阿姨那么亲那么俊的女解放军。妈妈将那葡萄干用篮子吊在窑中间的横梁上，我常常趁她不在，伙同谗嘴的小妹，搭了高凳上去捻几粒下来均分着吃。一边吃一边回忆阿姨的一举一动，整整偷吃了一个冬季，也回忆了一个冬季！
（4）童年，我最恨的就是生产队长。家里就母亲一个劳力挣工分，队里分的粮食还不够扣往年年馑时的借帐呢，所以我们家年年寅吃卯粮，年年五黄六月缺粮断顿，忍饥挨饿。记忆中，我们家每年才能分到两三升麦子，几百斤玉米。母亲每次分粮回来就说咱的粮被队里扣了。我不懂，以为扣粮就是把粮食反锁在库房里，所以我就从心心眼眼里恨哪个把一大串钥匙吊在屁股上，东家出，西家进，吃的肥头大耳，摇头摆屁眼的生产队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仇官”。后来长大了才明白，我把生产队长冤枉了，人家脸盘大是天生的，我家被扣粮食是我家青黄不接时借队里的。待我长大当过村长之后，我发现我也是肥头大耳的，那不是公家油水养的，那是我身体衰老，新陈代谢缓慢造成的。
（5）某日，全生产队在下院涝池边的大槐树下开会，会议主题是要抓我三叔的典型。我高兴坏了。三叔有“点心”吃，能不会给我分一口吗？！所以当生产队长让我去叫我三叔来开会，我跑的特别欢实。不想三叔一听要抓他“点心”，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这个当时才十六岁的回乡中学生，说啥也不去开会。队长又差民兵连长强行将他拽去了。三叔半夜回来时非但没有给我带回一丁点“点心”，反而眼睛红巴巴的摸起笛子没头没脑地吹……八十年代，三叔和二叔打架，我才弄明白，那次抓三叔典型是因为三叔在家里说了一句当时忌讳的话语，被二叔向队里告了密，害得他的兄弟被抓了“点心”。
（6）供销社里有一位售货员是北京女知青，个子很高，脸上永远堆着两团笑靥，她说话清脆悦耳。我隔三岔五就去她的柜台前，站在那里一晌一晌的，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都让我这八岁的小男孩魂不守舍。我想不明白自己当初算不算好色？为什么那样做？但她从来没有正眼瞧我。我想是因为我的个子还没有栏柜高的缘故。后来她调到了县供销社，其他北京学生都返城了，就她还留在了我们那个小县城，她嫁给了我们县中学的教导主任，那人是个歇顶的矮个子男人。知道这个情况的男人们都叹气，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喜欢她。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有次在学校门口与她擦肩而过，她已腰粗如桶，满脸的赘肉，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的，打扮的象个老妖精。我当年的偶像从此在我心里支离破碎。
（7）我想外婆了，妈妈又没有空送我去，就托家在外婆那个大队住，人在我们村住队的干部郭爷爷用自行车将我捎给外婆。郭爷爷的生产队离外婆的生产队还有一里地，中间要穿过一台一台茂密的玉米林，郭爷爷到他们村就不送我了，让我自己去外婆家。我曾听表哥们说过这片玉米林里的小路上有鬼。但是有鬼我也得走，去外婆家只有这一条路，我从小是个掘脾气，不愿意再央求郭老头。我硬着头皮一路小跑一路大声吼叫为自己壮胆，我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好不容易进了外婆家，我那时很憨，外婆正在与一位老婆婆拉话，我就不声不响站在她们旁边的一个箁蓝旁悄悄的听着，我不吱声，她们说了好久话才发现我，外婆心疼地搂着嘘寒问暖，给我冲白糖水，把我值钱得不得了。耍了几天，老天爷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天一放晴，整个黄土高原一片白茫茫的，山原沟峁无边无垠的白，阳光下，分外刺眼。我想妈妈了，就闹着要回家，外婆就托四个上初中的学生娃把我向回捎。那些学生当时大概只有十二，三岁，冰天雪地的，人家背着干粮馍馍，自己都走不动，就不想捎我，又惹不起外婆这位长辈，于是很不情愿的领着我上路了。黄泥窝窝路，最怕消雪，雪一消泥土就沾在鞋上，越沾越大，到最后鞋就穿不住了。未走半里地，我妈妈给我纳的新布鞋就变成了两个泥球，那些娃先是轮流背我，背着背着都不背了，就让我自己走，见我走不动，都打我，骂我，拧我的屁股，踢我的干腿梁子，并扬言要把我从山坡上扔下去。总之边走边折磨我这个累赘。我非常害怕，他们再打，我不敢吭声。有人提议，我穿鞋走不动，不如让我光脚丫子走，就有人上来把我的鞋脱了，更有人建议，把我那双泥蛋蛋鞋扔下沟去算了。我想到这鞋是我妈妈在挣完一天的工分，挑灯熬夜为我做的，才穿了几天，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了。我就大喊大叫的将鞋抓过来，两只手紧紧拎着，赤着冻得象红萝卜似的双脚，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追赶着那些小大人，生怕人家把我扔下了。快到公社卫生院工作的舅舅那儿的时候，那四个娃娃装腔作势的将我四肢大撇抬上走，我手里依然紧紧抓着我的鞋。整整一下午，舅舅用雪水擦，用热水暖，用炉火烤，我的脚才有了知觉。令我高兴的是卫生院一位女大夫给我送来了一个白面花卷，让我吃到了我一年内很少吃到的美食。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舅舅把我的那双鞋洗得干干净净，跟新的一样！
（8）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个矮个子中年男人，他留着“小平头”，手里端着一杆一尺长的铜嘴旱烟锅子，烟杆上挂着一只油腻腻的黑皮荷包。蓄有鲁迅式的胡须。老师教我两年，我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老师高兴地我的头上敲了一烟锅。放假时，同学们争相给老师送纪念品，我向妈妈要了几角钱，给老师买了两盒宝成烟，老师就给我语文，算术，各得了一百分。仅会写名字的我就从育红班升到了一年级。老师对我的父母说：“‘张铁生’交白卷都考上了大学哩！”是啊，正是那个交白卷的时代，给我的童年打下了各种各样的烙印，使得我无法向现在的生活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我的父亲在世时一生只打过我一次。那是秋忙季节，公社令中学生下乡支农，中午吃派饭，派到我家的是两个穿的臃肿的女学生。家中快要断炊了，妈妈只好熬了一把玉米磳，撒进些干苦菜叶子，撮几粒大颗盐，最后将仅有的四张煎饼热在锅里。就这妈妈还不放心，就操着她那四川口音问父亲，晓不晓得一个女娃儿吃两张煎饼够不够吃？父亲那时在公社当武装干事，是国家干部，一个月挣三十六元钱，就这我们家还断顿了呢！父亲听了母亲的问话默默无语。我一听煎饼没我的份，趁着妈妈刚揭锅空儿，就抢来一张煎饼猛地咬了一口，父亲一看急了，一把将饼夺回去，把我压在炕上就捶，在我大哭的时间，那两个女学生迅速将那四张煎饼吃完（包括我咬过的那张），并且呼噜噜喝了两大碗糊汤，也不给我求情解围，就匆匆离去了。她们走后，妈妈就坐在灶火旮旯扯开哽咽的嗓子放声大哭。后来那其中的一个女生嫁给了我邻居福叔，我们叫她福婶。福婶还是那么自私，不管干什么光想着自己。
（2）我和姑姑去陶瓷厂买瓷盆，开了票，找保管，保管左手提一长串钥匙，右手捏一小块金黄色的煎饼，上边抹有红艳艳的油辣子，他向腮帮里塞。我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他，唾沫在舌尖滑动，那诱人的食物很快就消失在那人粗大的喉结里面。我的头也深深耷拉下去。在回家的路上，我把那只小瓷盆倒扣在我的脑壳上，一步一步向前趱去，无精打采的，脑子里一直在幻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让村里摊煎饼的把式，四奶奶天天给我摊煎饼吃。上面一定要抹上红艳艳的辣子油。如今我是长大了，也快变老了，却没有挣到钱，温饱虽然能解决，但煎饼还是吃不上，因为城市里很少有卖的，村里人也不吃煎饼了，不是因为四奶奶早已过世，而是人们已经有了更丰富的食品。
（3）身为武装干事的父亲向新疆送过一批女兵。有位家在农村的女兵回乡探亲，为了感谢父亲改变了她的命运，特地拿了一大带葡萄干来看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光荣。我喊她阿姨，她对我非常亲。说我的眉毛又黑又弯，长大了一定是个帅小伙子。女孩子要拽破袄襟的。阿姨长得英姿飒爽的，鹅蛋脸，长睫毛，大花眼，咋看咋好看。特别是那草绿色的女式军帽，上面嵌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更是惹我爱不侧目。阿姨走后，我非常想念她，下定决心长大了也去当兵，当兵才能见到阿姨那么亲那么俊的女解放军。妈妈将那葡萄干用篮子吊在窑中间的横梁上，我常常趁她不在，伙同谗嘴的小妹，搭了高凳上去捻几粒下来均分着吃。一边吃一边回忆阿姨的一举一动，整整偷吃了一个冬季，也回忆了一个冬季！
（4）童年，我最恨的就是生产队长。家里就母亲一个劳力挣工分，队里分的粮食还不够扣往年年馑时的借帐呢，所以我们家年年寅吃卯粮，年年五黄六月缺粮断顿，忍饥挨饿。记忆中，我们家每年才能分到两三升麦子，几百斤玉米。母亲每次分粮回来就说咱的粮被队里扣了。我不懂，以为扣粮就是把粮食反锁在库房里，所以我就从心心眼眼里恨哪个把一大串钥匙吊在屁股上，东家出，西家进，吃的肥头大耳，摇头摆屁眼的生产队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仇官”。后来长大了才明白，我把生产队长冤枉了，人家脸盘大是天生的，我家被扣粮食是我家青黄不接时借队里的。待我长大当过村长之后，我发现我也是肥头大耳的，那不是公家油水养的，那是我身体衰老，新陈代谢缓慢造成的。
（5）某日，全生产队在下院涝池边的大槐树下开会，会议主题是要抓我三叔的典型。我高兴坏了。三叔有“点心”吃，能不会给我分一口吗？！所以当生产队长让我去叫我三叔来开会，我跑的特别欢实。不想三叔一听要抓他“点心”，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这个当时才十六岁的回乡中学生，说啥也不去开会。队长又差民兵连长强行将他拽去了。三叔半夜回来时非但没有给我带回一丁点“点心”，反而眼睛红巴巴的摸起笛子没头没脑地吹……八十年代，三叔和二叔打架，我才弄明白，那次抓三叔典型是因为三叔在家里说了一句当时忌讳的话语，被二叔向队里告了密，害得他的兄弟被抓了“点心”。
（6）供销社里有一位售货员是北京女知青，个子很高，脸上永远堆着两团笑靥，她说话清脆悦耳。我隔三岔五就去她的柜台前，站在那里一晌一晌的，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都让我这八岁的小男孩魂不守舍。我想不明白自己当初算不算好色？为什么那样做？但她从来没有正眼瞧我。我想是因为我的个子还没有栏柜高的缘故。后来她调到了县供销社，其他北京学生都返城了，就她还留在了我们那个小县城，她嫁给了我们县中学的教导主任，那人是个歇顶的矮个子男人。知道这个情况的男人们都叹气，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看来不止我一个人喜欢她。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有次在学校门口与她擦肩而过，她已腰粗如桶，满脸的赘肉，涂脂抹粉，穿金戴银的，打扮的象个老妖精。我当年的偶像从此在我心里支离破碎。
（7）我想外婆了，妈妈又没有空送我去，就托家在外婆那个大队住，人在我们村住队的干部郭爷爷用自行车将我捎给外婆。郭爷爷的生产队离外婆的生产队还有一里地，中间要穿过一台一台茂密的玉米林，郭爷爷到他们村就不送我了，让我自己去外婆家。我曾听表哥们说过这片玉米林里的小路上有鬼。但是有鬼我也得走，去外婆家只有这一条路，我从小是个掘脾气，不愿意再央求郭老头。我硬着头皮一路小跑一路大声吼叫为自己壮胆，我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好不容易进了外婆家，我那时很憨，外婆正在与一位老婆婆拉话，我就不声不响站在她们旁边的一个箁蓝旁悄悄的听着，我不吱声，她们说了好久话才发现我，外婆心疼地搂着嘘寒问暖，给我冲白糖水，把我值钱得不得了。耍了几天，老天爷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天一放晴，整个黄土高原一片白茫茫的，山原沟峁无边无垠的白，阳光下，分外刺眼。我想妈妈了，就闹着要回家，外婆就托四个上初中的学生娃把我向回捎。那些学生当时大概只有十二，三岁，冰天雪地的，人家背着干粮馍馍，自己都走不动，就不想捎我，又惹不起外婆这位长辈，于是很不情愿的领着我上路了。黄泥窝窝路，最怕消雪，雪一消泥土就沾在鞋上，越沾越大，到最后鞋就穿不住了。未走半里地，我妈妈给我纳的新布鞋就变成了两个泥球，那些娃先是轮流背我，背着背着都不背了，就让我自己走，见我走不动，都打我，骂我，拧我的屁股，踢我的干腿梁子，并扬言要把我从山坡上扔下去。总之边走边折磨我这个累赘。我非常害怕，他们再打，我不敢吭声。有人提议，我穿鞋走不动，不如让我光脚丫子走，就有人上来把我的鞋脱了，更有人建议，把我那双泥蛋蛋鞋扔下沟去算了。我想到这鞋是我妈妈在挣完一天的工分，挑灯熬夜为我做的，才穿了几天，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了。我就大喊大叫的将鞋抓过来，两只手紧紧拎着，赤着冻得象红萝卜似的双脚，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追赶着那些小大人，生怕人家把我扔下了。快到公社卫生院工作的舅舅那儿的时候，那四个娃娃装腔作势的将我四肢大撇抬上走，我手里依然紧紧抓着我的鞋。整整一下午，舅舅用雪水擦，用热水暖，用炉火烤，我的脚才有了知觉。令我高兴的是卫生院一位女大夫给我送来了一个白面花卷，让我吃到了我一年内很少吃到的美食。更令我高兴的是我舅舅把我的那双鞋洗得干干净净，跟新的一样！
（8）我的第一位老师是个矮个子中年男人，他留着“小平头”，手里端着一杆一尺长的铜嘴旱烟锅子，烟杆上挂着一只油腻腻的黑皮荷包。蓄有鲁迅式的胡须。老师教我两年，我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老师高兴地我的头上敲了一烟锅。放假时，同学们争相给老师送纪念品，我向妈妈要了几角钱，给老师买了两盒宝成烟，老师就给我语文，算术，各得了一百分。仅会写名字的我就从育红班升到了一年级。老师对我的父母说：“‘张铁生’交白卷都考上了大学哩！”是啊，正是那个交白卷的时代，给我的童年打下了各种各样的烙印，使得我无法向现在的生活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